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
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放射着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
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着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定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毡包的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赔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劲头，齿尖也不再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分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铜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他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像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散，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点钟羊群回盘，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头眼睛黏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槛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