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警车。行动总负责人何志先正站在那里和市局监所科科长、看守所所长等人商量着什么。陆海洋带领支队的部分刑警负责整个行动的戒备和监督任务。杨光的位置正好在看守所门口与大客车之间，可以看到每一个在押人员从出门到上车的全过程。何志先察看了整个现场，他看了看表，轻轻挥了挥手。监所科科长操起话筒宣布：“开始！”
一时间，现场一片寂静。天气很好，阳光灿烂，眼前能看到的树木已经有返青的迹象。偶尔有一缕刺眼的反光从远处射过来，那是武警战士黑幽幽的枪管和头盔。一只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芦花鸡，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广场上，一个着便衣的警察想赶它走，它却跳了一下，但马上镇定下来，继续从容地向前蹒跚而去。有人被它逗笑了。“哐啷”一声，看守所的大铁门打开了，戴着不同刑具的在押人员从看守所走出来，他们在阳光下四处张望的眼神有些迷离，但走近了，他们的表情其实都很平静，以一种宠辱不惊的态度面对这次更换新居的迁移。一切都像排练过一样，他们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自觉地跟上，一个个上了车。
戴着手铐的刘海涛出现了，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异样。他进来一个多月了，刚走进阳光里的时候有些明显的不适，他眯缝着眼，固执地面对着太阳，但很快便适应了阳光的照射，表情舒展开来，甚至还对杨光点了点头。他后边隔一个是吴小威，头上的纱布已经换过，白得耀眼。吴小威属于轻犯，目前只是刑拘，如果疏通工作做得好，双方愿意调解，也许就能撤案。因此他有些不在乎，甚至超过了前面一个，插队跟在了刘海涛身后。临时关押在这里的清川黄金盗窃案嫌犯褚运河也在其中。
杨光注视着刘海涛和吴小威，因为上车之后是从后往前坐，后面已经坐满，他们并排坐到了靠门口的双人座位上。
第一辆车坐满后，车门关上了。客车里同样有管教干部和武警监视，不准他们交头接耳。
接着开始上第二辆车。一切进展顺利，何志先亲自拿过话筒说：“各就各位，出发！”
按照预先的部署，杨光带人驱车前往。押送在押人员的车辆通过市区，交警已经得到指令，给予了全力配合，指挥行人和车辆为车队让道。出了市区，道路上的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杨光用对讲机一边向陆队报告，一边密切注视着外面的情况。
“怎么样？”
“没发现什么情况。是不是我们多虑了？”
“小心一点没什么不好。”
突然，大客车停了下来。前边地下道出现了堵塞。“有情况！”杨光说着，驱车赶到地下道，原来是一辆外地大货车出了故障。开道警察已经把住了两头的进口，一边通知交警，一边想办法让大货车靠边让出通道。杨光向陆队报告情况以后，不能马上断定这是不是一起人为的事件，马上让车掉头。杨光来到刘海涛乘坐的大客车旁，却见刘海涛也在观望，并对杨光的监视流露出无奈而又无辜的一笑。
杨光也对他笑笑。
十几分钟以后，车辆通过了，顺利到达新的看守所。接管的人员全部在位，开始交接。杨光回到警车里，对着对讲机说：“一切顺利，虚惊一场。”
那边，陆海洋也在笑，“也许我们把敌人想得太阴险狡猾了。”
“都是那个录音笔惹的祸。”
移交完毕，杨光随车队返回老看守所，见了陆队，会意地笑笑。陆海洋却一脸严肃地说：“任务没有完成，不得大意。”
按照分批押送的方案，翟二亮在第二批迁移。很快，他出来了，看来也非常地配合。梁勇依然吊着绷带，有些垂头丧气。
第二次随行押车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出故障的大货车也已被拖走，一路畅通无阻。原来树立假想敌也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第三次更加平淡无奇，反而让被押送人员都觉得这种大动干戈的武装押送有点虚张声势。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要逃跑，罪行轻的，无须逃跑；罪行重的，都戴着脚镣，根本不可能跑掉。
完成押送任务已经是中午１２点多了。何志先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拿着话筒向全体参战武警官兵、公安民警表示感谢。然后，大声宣布：“解散！”
杨光问陆队管不管弟兄们饭，陆海洋说：“无功不受禄。白忙了一个上午，还想请吃饭？”于是大家各自上车，打道回府。
杨光正想着到哪儿吃饭，魏泽西打电话要他火速赶到小巴黎咖啡馆，那个捡到录音笔的人约他见面，但对方的动机还不清楚。杨光一听，说马上赶到，具体细节，电话联系。他又给陆海洋打电话：“陆队，那个手机回话了！”
中午１２点半左右，在离大会堂不远的小巴黎咖啡馆里，魏泽西在静静地等待高伯成的到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高伯成打电话说能不能换一个地方，他不想进市委大院。为了让高伯成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魏泽西选择了小巴黎。上一次，他和林莹、杨光、赵菁菁来的就是小巴黎，知道这里除大厅外，还有许多幽静的小屋。魏泽西不能确定高伯成与他见面的动机，在这里谈一件极其严肃、命运攸关的事情，倒是一种很幽默的浪漫。
魏泽西抽完一支烟的时候，高伯成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推门进来了。“你好，你好！”他说着，放下包，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友好地上前与魏泽西握手，然后动作有点夸张地坐下，饶有兴趣地看着服务生程序烦琐地为他调配了一杯咖啡。魏泽西一直等着服务生调好咖啡，示意服务生退出。
高伯成呷了一口咖啡，说：“我认识你，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我。”
“我也认识你，电视台的。”魏泽西说着，把面前的一包玉溪烟和打火机推到高伯成面前，心想下面就看你的了。
高伯成兴奋起来，“这就太好了。”他拿过包，从包里拿出一叠打印好的稿子，递给魏泽西，说：“我没有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局，与你携手——你先看看吧。”
魏泽西接过一看，嗬！大标题赫然在目——《证据啊，历尽艰险，我将你呈上正义的法庭》。
高伯成见他已经开始翻阅，索性从桌子上拿过一支烟，悠悠地抽起来，等着魏泽西看完再说。
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出租车上，意外获得一支录音笔；
文章的第二个小标题是，证据在手，能否把一个贪官送上法庭；
文章的第三个小标题是，求证当事人，与贪官的暗中较量；
文章的第四个小标题是，寻找失主，和他一起走向反贪局。
洋洋洒洒两万多字，记述了主人公从意外获得证据，怀疑证据能不能把贪官扳倒，到亲自冒险求证，进一步掌握证据，到寻找失主，最终一起走向反贪局的壮举。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他与魏泽西通过电话以后写的，就是说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记录与构思，而现在拿出来给魏泽西看，更像是一个自白。
魏泽西说：“好啊，这个录音笔落到了你的手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这篇稿子会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你准备给谁？”
高伯成伸手要过稿件，说：“准备给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不过，后一个情节是我假设的。现在看来，事情比我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也可能更精彩。”
“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当然是让证据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向社会昭示正义，但不知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我知道你现在最想弄明白的是，魏泽西是什么人，想干什么。现在，我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
“是的，我来之前，告诉了我们的齐主任，说你找我有点事——没和你一起去清川，请你理解。”
“这我能理解。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吗？”
“你不至于以为我是牛世坤派来的谈判代表吧？”
“可是除此之外，不应该有第三者。”
“我告诉你吧，我恰恰是第三者。１月１９日，我去清川采访，就是为了那篇《政绩工程的忧患》。这种采访你知道，是秘密的。中午的时候，我到清川小吃街吃饭，看到了有人追金明峡。因为他与牛世坤的关系，我不想让他认出我，但他还是把一个包塞给了我。后来，我看见他上了一辆出租车。金明峡被抓住之后，县公安局来找过我，追回了那个包。其实，那个包里什么也没有。接着，那个出租车司机死于非命。市公安局在调查出租车司机死亡案件时，发现了出租车司机与录音笔有联系，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找到了我，向我提供了这个手机号码，于是我成了你和警方的中介。”
“你是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高伯成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牛世坤不会报警吧？”
“牛世坤当然不会报警，但他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找到你。”
“我想到了，但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这些人太可怕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市公安局发现了线索。清州警方怕你发生什么意外，一直在保护你，与你取得联系。现在好了，我们会合了，你也安全了。你不是想完成这篇稿子吗？我向你保证，在我们让证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后，由警方向你提供第一手侦破资料。”
“如果是这样，我能先见一见市公安局的人吗？”
“刑警支队队长陆海洋你认识吗？”
“认识。”
“他和大案大队的杨光就在隔壁。”
高伯成心有余悸地看着魏泽西拿起了手机。其实，这是两个提前设定好的短信。ＯＫ，代表高伯成选择了正义，陆海洋和杨光就进来一起谈；ＮＯ，代表高伯成另有企图，让他们做好准备，由魏泽西一步步诱敌深入，直到拿到录音证据；再ＯＫ，人赃俱获。
不一会儿，陆海洋、杨光推门进来了，热情地伸出双手向高伯成表示感谢，“太谢谢了！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有你这样的觉悟，腐败将不可能有生存的土壤。”
“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记者应该做的。”高伯成谦虚地说。同时他极力判断着目前的局势，他不能断定面前的省报记者、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是代表正义，而不是和牛世坤一伙的。高伯成说：“说实话，我之所以没有把录音笔交给有关部门，是因为我不太相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