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3年实施《健康保险法案》以来，法定的健康保险为公共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1885年，法定健康保险为26%的低收入劳动者提供了医疗保护，占德国总人口的10%。随着社会保险的发展，通过吸收越来越多的职业团组进入保险计划和稳定地提高收入上限等方式，健康保险的覆盖面逐渐扩大，连那些收入达不到上限的人也被要求加入保险计划。1995年，旧联邦州年收入上限设定为大约70000马克，新联邦州大约57600马克。
1901年运输和办公室工人，1911年农业和林业工人以及家庭佣工，1914年公务员纷纷进入公共健康保险体系。1918年扩至失业人员，1927年扩至海员，1930年扩至所有被赡养者。1941年，通过立法，德国又允许收入超过上限的工人仍然在义务交费的基础上继续享受保险。同年，健康保险涵盖了所有退休的德国人，接着，销售人员、个体农业工人以及学生和残疾人也分别于1966年、1972年和1975年进入了保险体制。
然而，1883年的《健康保险法》并没有涉及健康保险基金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基金会全权决定哪个医生可以参加，哪个医生不可以参加，并为此设定了条例和条件，而且将条例和条件都写进了与每个医生的合同中。但是，医生们越来越不满于这样的合同，也对健康保险基金限制他们涉猎医药领域感到不满，于是在1900年成立了医生专业联合会，甚至为此还举行过几次罢工。
1913年，医生和健康保险基金之间建立了集体谈判制度来决定医生的执照发放和报酬问题。尽管自1913年实行该体制以来曾进行过多次修改，但至今仍在使用。
40年代后期两德的形成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德国卫生保健体制。东德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有体制，医生成为国家雇员。而西德重新恢复了战前体制，政府虽不进行实际运作但要实行监督和管理。根据1949年出台的《基本法》——德国的宪法，联邦政府在公共健康保险问题上持有特权，同时还设定了与法定健康保险相关的广泛政策。政府权限被特别用于福利，资格条件和义务会员的选拔，隐性风险（身体、情感、心智、治愈以及预防），暂时生病期间的收入延续，以及雇主一雇员向法定健康保险缴纳的费用额度等方面。但是，除了部分福利基金和医院的计划与融资以外，卫生保健的管理和供给责任已经被转入了非国有制实体，包括全国和地区卫生保健联合会，国家医院联合会，非营利保险基金会，私人保险公司和义务组织。
尽管卫生保健制度的联邦组织残缺不全，但它还是实现了其高度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没有哪个团组可以单方面地支配控制服务的递送、报销、补偿、保健质量或其他重要的环节。而且，覆盖面的广泛性，福利的综合性，健康人为病人付费的原则以及卫生保健融资中的再分配因素等等，已被各个政治党派认同，也已经被写入了德国的基本大法。
到90年代中叶，法定健康保险提供的保健福利又增加了内容，其中包括：
救护保健，办公室医生的选择，医院保健，给母亲全薪假期（生孩子前6周和生孩子后8周），广泛的家庭医助，健康体检，请假照顾生病的亲人，康复与理疗，医疗手段（如假肢）和药物治疗等。为控制成本，从80年代起，部分福利要求保险人共同承担支付。尽管这些费用总体上很低，但某些项目共同支付的比例却很高。例如，尽管大部分牙科保健费由健康保险支付，但保险病人要自己支付假牙托的一半费用。
1992年，大约8.1%的国民生产总值流进了医疗保健领域，或者说，人均为1232美元。相比较而言，美国是人均2354美元，占GDP的12.1%。尽管这样，德国还是将其2/3的社会预算总量投入进了健康保健领域，仅次于退休金的支付总量。
从7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卫生保健方面在控制健康成本增长的问题上付出了认真、可持续性的努力。70年代上半段卫生开支的直线上涨促使德国于1977年颁布了《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法案》。该法案建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卫生保健一致行动小组，提出不具约束力的卫生保健成本的总则建议。
1982年，又为健康保险基金成员介绍了药物治疗、牙科治疗、住院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比较适中的共付方式。1989年和1993年分别出台的《卫生保健改革法》和《卫生保健结构改革法》又两次提高了支付额度。后一个法案还介绍了新的更加密切接近医疗实践管理的规范工具，重新组织了卫生保险基金管理、药剂成本控制以及医院的预期费用。另外，它还建议解决前德普遍流行的急救医疗保健和住院保健之间的分割问题。
另一个制度性的挑战是，将基于法定健康保险下的旧联邦州的卫生保健体制转变为新联邦州体制。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要摒弃东德原有的国有和高度集权化的体制，引入保险基金、私人保险和义务组织，将医生培养成收费服务的企业人而不是像以往体制下的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同时，1990年5月18日出台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协定也为前东德的医院转制设定了目标。
卫生保健改革计划
施罗德总理已经将卫生保健改革作为德国2010年结构改革计划中恢复经济的重点之一。改革目标是在2005年节省100亿欧元（113亿美元），到2007年节省270亿欧元。伴随着税收削减和劳工市场的改革，德国卫生保健体制计划性的现代化进程希望能通过降低雇员的非工资性成本来创造新的工作，而卫生保健开支也希望能从目前占工资总额的14.4%降至2005年的10%～13%。
施罗德总理对2003年秋季政府和在野党共同通过并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卫生保健计划表示欢迎。他说：“卫生保健制度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而一种新的介于患者责任自负和保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正在悄然兴起。”改革的目标是：将国际认可的德国综合性的卫生保健制度维持在高水准上，同时还要保证它的可支付性和多元性。目前，德国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开支仅次于美国和瑞士。
卫生保健改革计划的要素和目标
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让更多的人参与卫生保健体制；让卫生保健体制更有“质量”；更为“有效”。
变化中的人口统计
到2050年，估计平均1.7个就业人供养1个退休人，而2001年的比例是3.8：10另外，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不断抬升着医疗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改革，就得在不远的将来提高法定健康保险的额度或减少现有的服务。
更加关注病人
病人成为关注的重点。这就意味着，为了保留德国健康保险体制的稳定性，政府有必要将财源引向重要的保健领域，同时还要消除体制中的无效因素。
卫生保健体制改革应该保证改善所提供的保健质量，促进保健体制中各领域之间的更好合作，让患者更容易获得信息，并在治疗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关键就是要增加卫生保健服务和保健费用的透明度。
更多“参与”
卫生保健体制改革旨在提供一个涉及所有医疗服务的清晰概况，并为建于互信合作基础上的医患关系提供一个改良的基础。同时它还改进了患者联合会的参与权利，提供了一个病员巡视官，负责维护病患者的权利。
2003年年底，德国在联邦一级新任命了一名病员巡视官，以确保政府更加密切关注病人的权益。该巡视官将进一步维护病人的权利并为病人创造更多向卫生保健体制施加影响的机会。
该巡视官致力于帮助改善卫生保健体制的透明度，与患者联合会和相关组织密切合作，引起公众对病患者利益的关注。
2006年，一种数字健康卡，例如“一种智能健康卡”，将取代目前的卫生保险卡。这种新卡将包括病人的所有信息和开列数字处方时所需的各种数据。
病人还可以将个人重要的健康信息储存在卡里。这类数据范围可以包括药剂到急诊的各种信息，如，血型、过敏源和慢性疾病等。病人还可以决定储存多少信息，谁能进入这种信息。为保证其保密性，只有具备数字健康专业卡的授权人员才能进入这些信息。这是进入智能卡内容所要求的第二把“钥匙”。对于积极保护健康并有效利用保健体制的病人现在可以从其健康保险基金中获得“奖金”。比方说，他们可以通过定期体检作为早期诊断或预防工作的一部分，另外，签订家庭医生，加入预防计划或特殊慢性病治疗计划的病人，同样有资格得到健康保险基金的奖励。
更有“质量”
健康保险基金应邀向其会员提供家庭医生。也就是说，病人可以选择一个家庭医生作为主要的保健资源。这个家庭医生是病人求医的第一站，并有义务保留病人医治方面的所有信息。他或她知道病人的健康史，并向病人建议并咨询相关的治疗方案。病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先找其家庭医生就可以享受部分的财政优惠。健康保险基金有权利选择是否给参与家庭医生制度的病人发放奖金。
积极促进医生、治疗专家和其他保健人员之间的合作，对病程、治疗目的和物理疗法方面的共同理解与协调显然是患者的最好利益，医疗中心的员工应该携手努力，尽一切可能协调药物治疗，避免重复性的检查。
卫生保健改革保证质量管理的原则持续地用于医生的实践和医院的工作中，保证将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引入所有医生和医院的实际工作中，也就是说，每个医生每家医院都必须按照特殊的质量标准监督其工作效率。
另外，医生还必须定期参加继续教育项目，以确保他们的治疗方法永远处于先进水平。目前更为强调的一点是：继续教育必须完全远离任何的商业利益。达不到继续教育标准的医生，他们或被惩罚降低收费或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非政府机构的建立
健康保险基金、医院和医生共同建立了一个质量与效能的非政府机构，该机构致力于为保健业提供科学的服务。它将在目前医疗科学现状的基础上检查和评估药品的益处，同时还负责评估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案、手术程序和治疗建议。另外，机构的工作将给医生们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而且，所有这些信息都会用平白的语言写出，以便病人能够看懂，并将其用做咨询医生的基础材料。该机构的职能可以被比作“顾客的看家狗”。
更有“效率”：促进健康和成本意识
卫生保健改革创造的激励机制将提高全方位的健康和成本意识，也促进门诊病人保健和住院病人保健之间的合作，形成医生、药剂师、医院和治疗专家之间信息的协调交流，创立更加有效的体制结构。
过去5年，医药开支不成比例地攀升，并不是单纯的医疗原因所致，而是随着目前病人药物治疗方面的实质性改进而引起的药剂波动而产生的参考价目的浮动。
卫生保健体制还促进并奖励创新药物的开发与研制，研发必须带来真正的治疗好处，而不仅仅是制造专利保护的高价药品。
新的药剂参考价格规定：药剂师的新费用标准柜台药物和产品的价格不再有法律规定，而是推向公开竞争。每个药厂可以随意设定药品的单价。
提升价格规定很明显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各制药厂会通过质优价廉的服务展开竞争。
新的共同支付和融资规定按比例的共同支付所有的保健服务都要交纳10%的费用，但该项费用不能超过10欧元，也不能低于5欧元。如果低于5欧元，病人则按服务的实价交费。
支付上限所有的共同支付都要考虑支付上限。每位会员共同支付的年度费用不能超过其总收入的2%。慢性病患者的支付上限是其总收入的1%。对于每个家庭还有特殊的例外额度，配偶2004年是4347欧元，孩子2004年是3648欧元。
社会资助费用的支付上限要根据家庭户主的收入标准来单独计算，因此例外额度不在估算之列。
所有信息来自德国联邦卫生与社会保障部。
挪威经济和公共部门的特点
斯万·波布在过去30年间，挪威经济和社会从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获益，国民人均收入提高，使国家建立起广泛的福利体系。在高峰时期，石油和天然气部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种局面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需要谨慎地进行管理，以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石油部门的收入被存储在专门的石油基金里，用于满足未来之需。石油和天然气在经济中占据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双重的工业结构：近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以及大陆产业。以海洋为基础的活动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制造业部门相对较小。
传统上，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心的角色。公共政策通常强调平等主义的价值、团结和高标准的社会福利。这些目标刺激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相应的高税收、大量的国有公司和数量可观的由中央推动的法规。公共部门几乎占据大陆投资的1/4、劳动力的1/3。
公共政策目标在于保证全国范围内生活水准基本持平。挪威运用一系列政策鼓励持续对地方的投资，保持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为达到这一目标，国内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高度保护，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挪威政府对这一部门给予十分高额的补助。
为什么要使挪威的公共部门现代化——当前公共服务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挪威，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人口面临老年化的趋势。将来，一个更小的在职劳动力群体要支撑一个稳定增长的领取养老金的群体。此外，将来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净现金流量将缩减，不足以支付现行养老金体系内的公共债务。这种情况本身就要求根本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政治视角来看，这是一种苛求。
说到挪威的政治背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过去的10年里，挪威公共部门的合法性遭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公众的企盼与实际获得之间存在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福利服务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