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这个说法或许还不够准确，也许更好的说法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往往因对这个世界缺乏信任而怀有敌意或恐惧。在很多欧美电影中可以看到这种传说，魔鬼撒旦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附身于一个人才能发挥作用，而一个人之所以会被附身是因为自己充满了仇恨。仇恨，是一种最典型的心魔，而对这个世界有恐惧或敌意，则是最微妙最常见的心魔。
我在福建南禅寺上内观的课程时，整整10天里，学员们都不能说话，不能碰触彼此，甚至点头、对视等寒暄的方式也不许可。总之，在所有时间里都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感受身体上。这样做时，自己变得敏感了很多，对心魔这个说法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在静坐感受身体时，我的大腿刺痛了一下，紧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系列画面：一只黄蜂叮在我腿上，将卵产在我腿里，卵孵化出无数虫子……
这些画面都是在极短的一瞬间形成的，以前，我对脑海中这种画面的演变完全缺乏觉知，我所觉知的仅仅是，哦，大腿有点刺痛，于是去抓大腿刺痛的地方。其实，真正让我去抓大腿的，是自己的心在这极短的一瞬间演化出来的东西，心在这一瞬间编织了一个很恐怖的故事，在给我讲，如果你不去抓这么一下，你的大腿就会被彻底侵蚀而烂掉。
并且，我发现，将所有信息编织成一个糟糕的故事，这是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我和邓老师聊了整整一下午，非常开心。但他讲到的一个信息令我不大接受，结果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学太极拳的小子无意间制造了种种灾难。
醒来后，我一开始很自恋地想，哦，该不是梦在告诉我关于邓老师的前世之类的更深层的信息吧？但接下来的一刻，我立即明白，我在梦中是将最近看的一本小说《道士下山》的情节演绎到了邓老师身上。
以前，我倾向于将梦看得很神奇，认为梦多是在揭示什么真谛，但我现在有了更中庸的看法，认为有些梦是在揭示什么，但多数梦更像是在编造故事，而且真的就像中国俗语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起了某个念头，这个念头在晚上演绎成了一个复杂的梦。
这种梦，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其实也是一种心魔，可以唤起自己对世界的恐惧或敌意，而继续固守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中--这也是生活模式，因为生活模式本身就是思维模式的展现。
投身于真实的世界
因为和邓老师的这番谈话，我对心理学中行为主义流派的成见也有了一定的改变。行为主义一开始特别抵触“意识”的说法，经典的行为主义甚至完全不理会意识，而只强调行为本身。
对此，首先我会认为过于简单，而且我认为如果意识没有发生改变，行为改变也只是一时的，最后还会回到老路上。所以，一直以来我几乎只重视觉察，并由衷相信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的说法--觉察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现在，我仍然相信觉察是无比重要的，但这个境界或许太高，而当我们只是一味去追求觉察时，很多时候反而陷入了思维的陷阱。真正的觉察，是带着真切的体会，是一种很深的体验，但很多时候，追求觉察更像是思维在打架。很多人看了我的文章后变得很喜欢自我反思，但这种反思经常带有自我批判的意味。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理论--理论也是思考的一种--不管多好，它的价值在于引出你的感受，而不是它有多正确多伟大。现在我想再补充一点，也许最容易引出感受的，是投身于真实世界的洪流中。
很多人会想，等自己变好了才去好好生活，但也许更可取的是，带着心理问题去积极生活。积极生活必然意味着和真实的人打真实的交道，这时你的双脚会稳稳踏在大地上，而所谓“变好了”的过程，却常常意味着在思维的虚妄世界里打架，被种种微妙的心魔所制造的恐惧或敌意给吓到。看起来，是希望变好后能更好地投身到生活中，但实际上，更可能是恐惧或敌意之墙将自己与真实的世界隔离了。
从这一点上讲，行为主义的确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强调立即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多一份觉知力，去体会自己在真实世界里的种种体验，那就再好不过了。
日本心理学家森田正马创办了“森田疗法”，其精髓可以总结为八个字--“顺其自然，为所当为”。所谓“顺其自然”的意思是，既不与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对抗，也不被情绪和思维控制，情绪和思维来了就来，走了就走，随它去。这个疗法的重点是“为所当为”，其意思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思维，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疗法对于很多病症有很好的疗效，关键也许在于，这个疗法可以帮助我们从种种心魔所编织的虚妄世界中脱离出来，而投身于真实世界之中。
我是在凌晨半睡半醒的状态里找到写这篇文章的灵感的，当时有一种顿悟感。有意思的是，随后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住在一个藏在原始森林深处的房间里，房间里到处都是虫子、蝎子和蛇等令我讨厌的动物，我简直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容身之处。
这些动物也许代表着本能、冲动和欲望等等，因为我想放下“想得太多”这种自我防御机制，于是它们一下子全出来了，而真实的世界，被我视为原始森林，并且原始森林似乎并不友好，想做到像电影《阿凡达》里的纳威人那样与森林和谐相处可不容易。
也许，这些动物代表着我的种种心魔，又在恐吓我：什么真实的世界，那可不好玩，你真敢去吗？
这两种解释或许也只是思考，仍然是新的心魔，但不管怎样，我已决定，我要更积极地投身于这真实的世界。
11.对抗痛苦才是痛苦主源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种形式。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摘自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的著作《当下的力量》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两年，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仅痛苦，而且还险些导致我毕不了业。
对待沉重的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三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但我没有和这沉重的痛苦对抗，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没有人也没有书籍告诉我这样做，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沉入悲伤中，体会它，看着它，理解它……
两年后，抑郁症自然化解了，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发酵并转化成了另外的东西。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对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么书都可以看懂了，什么人的故事都可以听懂了。
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州，先是做国际新闻编辑，从2005年起做心理版编辑，到现在积攒了很多次类似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确信，一份体验，不管它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做任何抵抗地沉到这份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那么它最多半个小时后就会融解并转化。
因为我的这些体验，也因为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他们有更神奇的类似体验，我会在咨询中这样做：当来访者体验到一种痛苦并试图对抗时，我会说，试着不对抗，试着接受它，并沉入这痛苦中。
我会觉得，“接受”这个词都不足以描绘这种做法，因为接受看起来还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任何主动的行为，都是在给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内容。痛苦来了，只需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有时会有效得可怕，有时则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效。之所以有时没那么有效，也许一个原因是，当看到来访者难以承受一些痛苦时，我也会担心，所以会做一些事情，让来访者感觉舒服一些，暂时适当远离这种痛苦。
这也是心理治疗的经典做法，即心理医生要根据来访者的接受程度处理其痛苦。或者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地去展开其痛苦。一般说来，随着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越来越牢靠、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安全，来访者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更多和更大的痛苦。
这就像剥洋葱一样，痛苦只是洋葱的内核，而围绕着这个内核，一个人发展出了复杂的防御方法，也就是对抗这个痛苦的种种办法。但因为在心理医生那里感觉到安全，那些外层的防御方法一个个被放下，最终那个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怕体验--也可以展开了，这时也就有了修复的机会。
不过，有时我总是会幻想，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许可以陪伴来访者直接去面对这个内核。
痛苦与思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痛苦究竟是什么？譬如，失去一个亲人，这是痛苦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所产生的体验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失去亲人并不必然带给一个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学家庄子，他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即一边把瓦盆当鼓敲一边唱歌，友人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子这样做很不满，于是指责他说：“你的妻子和你同居，为你抚养子女，如今老死，你不哭就罢了，反而鼓盆唱歌，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悲伤？但后来想，起初她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而后在若有若无的自然变化中，气息、形体、生命渐渐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运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而我却在旁边大哭，这样就显得太不通达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体验。作为一般人，若失去一个亲人，会认为对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还认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会为自己也会为这位亲人悲伤。但是，在庄子看来，死和生一样，都是“如四季运行般”的自然现象，而且她也并非彻底没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那又何必悲伤呢？
看法和体验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通常，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事件导致了我们的体验，例如我们会认为，是失去亲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学理论会认为，不是事件导致了体验，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导致了体验。
但是，看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埃克哈特·托利认为，看法，或者说是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他在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建立毫无障碍的关系。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并因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果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当我们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洋葱皮”时，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令我们更痛苦？
有一次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想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的意思显然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老人家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她爸爸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僻。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僻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种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种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还有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所以想尽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她用电脑的权利，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天。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10点、11点，后来聊到凌晨1点、2点，甚至更久。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没有打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先生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