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应对皇帝的询问，魏征焦急地盼望着能有一个机会，向新主子展示一下他的办事能力。“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正在这个时候，河北地区州县过去追随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那拨人，经常成群结伙暗中作乱。魏征发现这是个机会，他向太宗提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不设法向天下人宣示您天子的公正宽泛，祸害不会自行消除。唐太宗也正在为此事头疼，当即命魏征去安抚这一地区的人。
魏征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好遇见太子府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被押解去京城，他当即命令释放这两个人，并遣人赴京上报皇帝。同时颁布公告，禁止人们相互告发，原太子建成和齐王的旧属官奴一律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魏征这两下子一实施，当地民众立刻相信皇帝赦免是真实可信的事，于是纷纷放弃滋事，各安其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稳定。
魏征在出发前并未得到太宗一律赦免的旨意，但他出于现实情况的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果断采取放人措施，先斩后奏，冒着被天子责罚的危险，有效地解决了人心惶惶、为怕遭杀头而不得不造反的乱象，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一个典范，促使各地小股武装相继放下武器，使唐太宗不费一兵一卒而稳定了全国局势。
“使还，帝悦，日益亲。”魏征出使河北归来，太宗非常高兴，对他也是越发亲近。提升魏征作尚书左丞（尚书令从官），兼谏议大夫，第二年又被授予秘书监（类秘书长），进入核心决策层。
唐王朝建立之初，北方有强大的草原突厥不时来犯，境内时有叛乱发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处在极度混乱之中，唐太宗李世民为此寝食不安，昼夜焦虑。魏征及时给皇帝献上一味“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定心丸。
当时太宗身边的尚书仆射（宰相）封德彝等人主张，必须实施严刑峻法，否则天下难以安定。魏征向李世民进言，决不能依靠酷刑来强压百姓，重蹈秦始皇和杨广的覆辙。他说天下大乱之后必然是天下大治，“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刚刚经历战乱的老百姓，生活在忧愁困苦之中，愁苦的老百姓最容易感化，就像饿肚子的人什么样的食物都视作美味，干渴的人一碗面汤也视作甘泉。
唐太宗听得兴奋，示意魏征继续说下去。
魏征说：战乱之后，黎民百姓身心俱疲，人人向往安宁的生活，“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我们要顺应民心，努力创造和谐平静的社会环境，引导人民安居乐业，投身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去，而不是广施刑罚，扰民恐慌，制造不必要的紧张空气威吓百姓，招致麻烦。
魏征的一席话，令太宗皇帝豁然开朗，彻底放下了心里包袱，开始广施仁政，教化于民。仅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正像魏征所预言的那样，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国家呈现一派生机，朝着强大、富裕、安康大踏步迈进。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北方突厥归顺，大唐盛世初显。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长孙无忌交谈，提到魏征的时候说：我刚即位那阵子，关于如何治理国家，上书建言的人很多，有的人讲“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有的人主张炫耀武力以威慑四邻，使边远蛮夷主动俯首称臣，只有魏征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放弃刑罚倡导教化，向人民广施恩惠，国家自然安宁，异族也将主动臣服。我按照魏征的建议制定和实施决策，果然换来了天下升平，异邦远道来贺，八方畏服我大唐。这些成就，可都是魏征的功劳啊！
至此，魏征稳固奠定了他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如果说此前他在皇帝面前的谏言劝行，大多还限制在正面积极的程度，距离自由轻松地“谠言直谏”还有一段距离，不能不小心翼翼，不能不循序渐进，不能不彻底摸清这位帝王的真实心理和脾气个性以避免莽撞行事，此后，当他确认李世民是真心实意地“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他放心大胆地进入到“诤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