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西周第十位国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37年。
几乎每一个暴君后都站着位绝色女人。周厉王没有。他是唯一不沾女人光而出名的暴君。他极具个性化的行暴方式：欲将人口贴封条，终引发全国性大暴动。
周厉王一改前代夏桀与商纣耽于女色的浪漫主义作派，他走现实主义路线，爱好更为结实：好利。
历史上有过几任暴君，周厉王是暴君中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国人遭的那些罪真是一言难尽。
公元前878～前841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还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特别是猃狁，不时入侵。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周厉王为压制国人的不满，任用卫巫监视口出怨言的人，发现就立即杀死，这些引得国内各项矛盾愈来愈尖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人民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他仓皇而逃，后于公元前828年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他出逃后，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管理朝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自共和元年（前841）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纪年。周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死。姬胡的谥号是厉王。
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召穆公报告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发怒，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彼此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烈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像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厉王不听。
厉王的王太子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侍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侍奉天子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国语?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把厉王的恶行记录在案，文章以“厉王虐，国人谤王”开头。一个“虐”字，活脱脱勾勒出一个残暴恶毒的形象。史官记事对君王通常不用尖刻字眼，周厉王所作所为已到人神共愤地步，再有修养的史官也难抑不平之气。
有句俗话说“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周厉王坏事做尽，老命却长久，在天子宝座上就坐了三十七年。若不是倒行逆施残暴虐民，他还可以在那位置上再坐上十几年。
国人为什么要“谤王”呢？所谓“国人”，是指规模较大的城邑工商业者，住在小邑、乡野的农夫称为野人，国人、野人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别。周厉王上台后，周王室势力衰退，外族入侵，诸侯内乱，国库空虚，他却不管不顾这些困难，只要个人穷奢极欲。国库供不起他，就设专利税，柴薪、草药、鱼虾、鸟兽之类只要去砍去捕，一律上税，“国人”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营生破产，流离失所，怎能不抱怨几句？
召穆公向厉王进谏：“民不堪命矣！”重税之下，人民承受不了压榨了。这话厉王当然听??进去，当时就怒了，招聘来卫国的神巫监视谤者，谁指责天子，就杀了他。
这招立竿见影，“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嘴巴上了拉锁，路上相逢一律用眼睛打个招呼。那个时候，眉目传情功夫得以充分实践。
政策执行过程中，免不了会走样，周厉王不过是要神巫们监视杜绝诽谤，神巫们把政策放大了，导致“国人”装哑巴。厉王很满意这个效果，得意地对召穆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我能防止人们批评政策法规了，他们不敢再胡说八道了。
召穆公用了许多比喻，企图说服厉王，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为民者宣之使言”，防川要务是建排泄口，未闻全部堵塞而获成功者，“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只堵塞不疏通，违反自然规律。
苦口婆心，道理说尽，奈何厉王听不进，也不采纳，“国人”再忍受了三年的****。小工商业者进退无路，做生意利钱不够上税的，不做生意等着饿死，抱怨一下即被杀头，实在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了，咋办？造反，攻入王宫。
厉王虽然残暴得很，杀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但“国人”却狠毒不起来，也没那个胆量，他们没有杀掉周天子，只是推翻他，选择周公召公两位贤德之人实行共和，把厉王流放到一个叫彘的地方。
一个不知恤民的天子，只顾吸食民脂民膏，丢了王位却能保住老命，不知他在流放之地是感恩，还是怨恨？不管怎么说，厉王行恶政、做恶事、当恶人，“国人”却极有人性地不屑做“人咬狗”之事。宽恕恶人，是好人必然要付出的道德成本，即使它很昂贵。
只是虎狼之性的人，流放到彘，玷污了猪的名誉。
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为什么厉王则独享此名？与历史上的另几位著名昏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史记?殷本纪》）。追求个人糜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对于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种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到清代，魏源的说法更集中地概括了幽厉二王的情况，《诗古微》说：“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掊克、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幽王的罪恶比厉王具体得多。魏源说的“疆御”，指的是厉王的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所说的“掊克”，指的是厉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称二人为“爪牙刚恶之人”，倒说明了厉王的这两个心腹在推行改革时的坚决态度。
由上所知，周厉王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旧贵族，加之他没有经验（因为是第一人，因此他不可能向前朝借鉴什么），改革的牵涉到了过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贵族不满，连“国人”也反对。他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他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处的。
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意思是：你（指周厉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谁做辅佐，不知谁做公卿。然后话锋一转，用训诫的口吻讲起了历史：“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大意是：殷的灭亡不能怨上帝，是殷王不用旧臣的缘故。而“你”现在的做法可是有殷这个“典型”的。这类意见还见于《诗?大雅?板》中：“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意思是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国家的栋梁。诗中一再强调“大邦”、“大宗”，意在不要打破旧的政治秩序。《诗序》说：“《板》，凡伯刺厉王也”，郑笺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卿士”。魏源还认为这个凡伯就是共伯和。无论其是否为共伯和，但其人为“周同姓”的大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曾一度入为王朝的卿士高官，显见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不过，其写诗时大概是已经被厉王撤换了，其怨愤之情，排遣入诗。《诗?大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这是另一勋贵大臣芮良夫告诫厉王，让他小心谨慎，让他优待功臣宿旧，给他们以爵位。
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
《国语?周语》：“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是芮良夫对周厉王所作的谏言。历来认为是芮良夫“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垄断山林川泽的生产”。实则西周时代的山林川泽早已为各级贵族所有，厉王的“专利”决不是“垄断”的意思，更谈不上“与民争利”，倒是他从贵族占有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了若干项向王室交纳的“专项”物质财富，一一对此时人已有论述，本文不拟深论。芮良夫明确指出“今王学专利”，“学”就是讲厉王要在贵族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专项的贡赋税收之类的内容。胡寄窗先生说芮良夫“代表了自由小工商业者利益”，这是正确的评价。
《逸周书?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记载。（芮良夫）戒执政同僚说：“道（导）王不若（顺），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又说：“今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载上，不其乱而？”“今尔执政小子不图大□，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术，惟曰哀哉！”芮良夫称同僚为“执政小子”，说明执政者为中年以下的人，在厉王时代的“执政小于”很可能就是荣夷公。从语气上看显然是以勋旧宿臣的口吻训诫后进的，指责的内容为“专利作威”、“以贪谀事王”。这主要是针对荣夷公帮助厉王在经济上采取了打击贵族经济以加强王室经济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贿成”则说明爵位的授予开始有了功利主义的倾向一一用金钱出卖爵位以解决王室经济的困难了。
重视农业是厉王改革的又一项重大措施。《诗?大雅?桑柔》：“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大意是：你厉王只知道抓农业，以“稼穑”为国宝。正是厉王发展农业的有力佐证。
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他派虢公长父在南方作战：“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伐之不克”（《古本竹书纪年》）。这是厉王即位三年时的情况：淮夷已进逼到洛邑，已为周王朝的大患，但由于国力不强，故虢公长父不能取胜。经过几年的振作之后，大概是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的，然而史书无载，此不好断言。不过从《史记?楚世家》中可以透露一些消息：“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很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这就告诉我们，在江汉间强大的熊渠，在夷王时即已称王。但到周厉王改革后，周王朝强大震摄四方。绝非即位初期连一个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状况了。不然，仅因为他的“暴虐”，面对实际上积贫积弱的周王室，熊渠怎么能“畏其伐楚”而自动取消王号？熊渠必不怕纸老虎的。而且“亦去其王”的“亦”字，说明楚去王号前一定有好些诸侯在强大的中央军事势力下被击败，退而臣服，熊渠见了自然畏惧。
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了。周厉王在宗法观念极强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应注意的是：“以告则杀之”的标准是什么？是无故滥杀吗？显然不是的。早在穆王时已制订“五刑之属”据说有三千种之多，厉王行法，不必草创：刑罚三千，量一“诽谤”之罪必有所本。厉王用法制来维护“革典”的进行，不会仅用卫巫一个人，很可能是以卫巫为首的一个执行法律的特别机构。因为明显不过的是：卫巫一人能监视多少“谤者”？可以推断：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而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可能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可见，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简单、幼稚粗暴手段的，被反对派（不妨说是保守派）用来指责其行“****”，上下唾骂几千年了。然而，厉王的“暴”不过是人们抽象出来的“以告则杀之”而已。
不管召公怎么劝告，厉王都不理睬，继续“防民之口”而堵塞言路，并不断地诛杀讥谤者与牢骚者，这就必然导致国人把他撵出国境而政败君亡的历史悲剧出现。
召公用水来比喻劝告厉王以及厉王不听劝告，疯狂地用堵塞言路来施行****的历史故事，留给后世有头脑的统治者一面历史的镜鉴：齐威王何以开创一代帝业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乎？因他从宰相邹忌的讽喻进谏中获得了广开言路以治国图强的深刻哲理也；唐太宗李世民何以开创封建盛世之贞观之治乎？因他从进谏大夫魏征“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劝君名言中悟出了执政规律，从而海纳百家之谏，广集天下良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