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极乐昏君的欲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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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贪财的明神宗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是无比忠心,有??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充满人情味。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1582),当初的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从此开始亲政。

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因为张居正在朝堂上为所欲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别墅),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手下人也有经济问题。对君主太严厉,太苛刻,不允许多花钱。当时,朝堂大臣是敢怒而不敢言!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橓即其一。

丘橓,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橓。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橓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橓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但从另一侧面来看,三大征对明王朝的财政也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张居正时期辛苦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万历援朝之战中全部烟消云散。国库的空虚,导致明王朝与后崛起的满洲八旗军队作战的军费,只能依靠国家不断增税来弥补,可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大重要诱因。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  “开矿榷税”,闹了近二十年方告结束。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延臣部党势渐成”。

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