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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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时代的疾病——精神访谈录(4)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挣扎正是人类的挣扎。当然,这种挣扎一点不痛苦,用不着担心。不挣扎就没意思了。

显然,人类对人性的态度是矛盾的,既甘为奴婢又想反抗,既高度服帖又不愿放纵,既想不作为又想大有作为,总是“阶段性需要”。像鞋带一会儿盼紧一会儿盼松,被压制久了,便要反抗,便向往绝对自由;待松弛得一塌糊涂,自由得没了边,又怀念起礼数和旧章程。这是一场难分伯仲的拉锯,又总矫枉过正,很少能在均衡点上停留。比如20世纪初新文化麾下“解放人性”“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不仅流行起无政府主义,连张竞生这样的“性博士”都很迷人,在每个领域,政治、文化、习俗、生理,绝对自由观都大有人缘和号召力,都让听众热血沸腾。过了百年,忽又兴起了“儒家热”“国学热”“禅机热”(相伴还有“中医热”“养生热”),这不是偶然的,大家似乎猛然意识到,“克己复礼”自有其深意:己代表的是纯婴儿天性,即私欲和冲动,如今不正是私欲混战的年代吗?而复礼就是规划集体人格、完善社会伦理,就是对秩序和格局的吁求。尤其当人们痛感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时,当道德、情感、信仰遭遇大危机时,最渴望的就是不折腾,就是宁静感、回归感和复位感。再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革”、法国“红五月”、美国的“性解放”轰然而鸣,抛开政治动员令不讲,在这些狂飙运动中,暴力本能、破坏欲、性宣泄、无政府快感——人性的天然能量都从潘朵拉盒子里越狱成功,政治和身体一起手舞足蹈,昏天黑地。而在其背后,都有“人性大解放”(把本能当正义,把人性当神性)的强大逻辑在支持,否则是没底气的。所谓“斗争”“革命”“批判”“造反”,有时也是一种性欲,或叫政治性欲。

这样的循环能避免吗?难,也无必要。就像潮汐、洋流、台风,如何避?人能做的,就是风潮来时,降低它的社会损耗和破坏力。但该发生的终要发生,凡事物都有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社会变迁如此,人性风尚如此,思想运动如此,皆为候鸟式的来去。比如有时我们更需要鲁迅,有时更需要胡适,有时觉得他们真该好好打一架,有时又觉打不到一块去。无论他们是敌是友还是陌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和自己打架。我们在成长,时代在变化,我们的敌人在变,对立面在变,都是移动靶,是游击战。

再兜回人性吧。

对人性的表达,我觉得也有两种:体内表达和体外表达。

体内表达即我们的欲望隐私,这根本用不着语言表达,让身体自行表达就够了,它想分泌什么就分泌什么。体外表达,就像一个人出门前要穿戴好,照照镜子,像我坐在这儿说的所有话,都属思量之后的发言,是一个负责的发言。人性的体外表达,并非对人性本身负责,而是对人性的交流负责,对暗暗追求的“真理”负责。其实,表达有时候很虚伪,并非你清醒地选择了虚伪,而是每个言说者都情不自禁美化自己的智力,都追求话语成绩和服人的效果,都忍不住向“真理”献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学术”显得不学无术,很多煞有介事的争鸣、商榷和研讨,意义多在于仪式,讨论之事多莫须有,属词语之争,没有核,为言说而言说,为蹊径而蹊径,为论文和职称而忙活,很多教授天天干这个。

比如,你要是问我“人性是善还是恶”,我怎么回答?这是个伪问题,没法说,不知怎么说才真实,不知说多久才完整。正应了鲁迅的表白:“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反驳,古代圣贤不是就人性说过许多吗?是,只有天真时代的人才敢说,而且我承认,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话都是古人说的,比如孔孟墨庄诸子百家,都捐献了一笔诠释不尽的话语资源,精神上看去也是一望无际、蔚为大观。为什么?因为说得简、说得少、说得隐晦而曲折,有弹性有张力有潜力,一句顶一万句,任后人各取所需、各尽其用,全看你的生产力了。与其说那是真知,不如说是天书、仙书。后人是丧失了这种天赋的,只能高山仰止。

人性的内涵没法说,人性的外延和衍生话题倒可以说,也有的说。像我前面说的一堆,都是。若你非要问,我只能说抓阄吧,就像大学生辩论赛,抓到哪个就辩护哪个,没有立场只有屁股,靠辩论本身生成意义,演练口才和逻辑。所以,我的建议是,别把人性当学问和课题,把它当生活、当素材就可以了。别把它搞成政治、科学和硬道理,它面对的应是文学和艺术,是一些更有机、更活泼的表现方式。所以,你后面接的那个问题是对的,你打量文学中的人性,取的是它的外延部分。

前面我说人对人性有周期性诉求,一会儿想绝对解放它,一会儿又怀念礼法和规制,忽冷忽热,阴晴变幻。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很顺拐地照应了这种气候:像当年郁达夫、张爱玲等人的小说,穆丹的诗,《青春之歌》《雷雨》等“进步文学”,都及时对应了新文化新政治下人性对“解放”的饥渴和迷茫的骚动。最明显的例子要属七八十年代,当年的地下文学、手抄本文学,甚至像《曼娜回忆录》这种生理手抄本,都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人性反弹。“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习惯了迷信和献身到开始说“我不相信”,在一堆伤痕文学背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贤亮的人性小说,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用一种很悲壮的方式把中国人沉寂了几十年的肉欲重捡了回来,我觉得很了不起,有女娲补天之感,且没有假气。但中国当代文学少有专注的时候,也许为了补课和倒时差吧,接下来有点眼花缭乱了,但核心是大解放。再一个叛逆是王朔,改革带来的新理想、新浪漫和新崇高还立足未稳,王朔的“顽主”价值观即呈扫荡之势,收买了人心和市场,有人说这是典型的人性化胜利,我觉得不是,是“人性气候综合症”给的机会,是崇高后遗症和消极人性的扩张。当“崇高”统治太久和“伪崇高”泛滥成灾,人就开始搜索人性中消极和负面的东西——甚至对露骨的私欲和粗鲁的邪恶也倍觉亲切,它们由于逼真、久违和陌生而让人敬畏,这时候,流氓都可能成偶像。黑格尔有句名言:“当你说人性是善时,你说出了一种伟大思想;但当你说出人性是恶时,你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这话非常有力量,但仅仅有力量而已,与真理无关,它代表了黑格尔的阶段意向和时代症状,属选择性发言。王朔小说也难逃“气候”的周期,几年下来,加上跟风者繁殖的空气,人们受不了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空虚、那种残酷的人性“真实”,人们必须逃走,投奔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一些温暖积极的东西,于是连汪国真的甜点都被抢去果腹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每一波时尚,都是人性轮回的周期产物。人总试图表达人性,可最终表达的都是文化气候调控的人性,是政治季节熏染的人性,是自己选择或时代替你选择的人性。另外,我觉得在人性描绘上,中国文学“秀”的成分太多,刻意迎合“时尚”的东西太多,定力不够,坦白的勇气不够,像雨果《悲惨世界》、卢梭《忏悔录》里的人性,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性,都在表达一种复杂的纠结和深刻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表达的人性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复合的、动荡的,但同时又显示了人性的救赎和积极。我非常重视并热爱这种积极,我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最高使命就是不让人绝望,这正是我喜爱加缪大于萨特、热爱尼采胜过凡·高的原因……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不单是刻画人性的成绩,更在于它帮助人性的愿望。它并不是要改造体内的人性,而是要帮助体外的人性!

总之,我认为“体内人性”属不动产,不好也不坏,有好也有坏。人和人的区别,不在于想的不同,而在于做的不同。一个好的时代,激发的通常是人性中健康而积极的元素,而坏的时代刚好相反。“文革”即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通俗意义的好人遇到那种气候,也会摇身一变,面目狰狞,就像近来被抖落出的名人劣迹,一些著名的“历史受害者”,如今都被怀疑或证实有过人性的不光彩。其实很正常,若把我们投进那个时代容器里,未必不会从蝴蝶变成蟑螂。

汶川地震那几个月,灾难和痛苦让人性喷射出了最明亮的岩浆,那种全民一致的慷慨、善良、英勇、无私……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生存共同体特征,连犯罪率都大幅降低。可不久之后呢?该贪污还是贪污,该腐败还是腐败,该计较还是计较,怒目相向、睚眦必报,一如既往……一点没变,原路返回。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打扫得干干净净。

7、历史:近处失明和远视症

问:我在2009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对历史的解释,“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谈谈您对历史的理解。还有,您觉得历史对当代有什么用处?

答:自然史,先放一放。

按我的理解,历史就是我们的集体身世和生存记忆,它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我看身边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很少或从来不关心历史,我很遗憾,就告诉说:一个人必须读点历史,你不能只生活在当代截面上,否则你就不立体,没有“根”,精神上很薄,薄薄一层纸。这些孩子都20多岁,一睁眼即上世纪90年代了,在他们的印象里,生活和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一直如此且天经地义,唯一变化就是每年流行的东西不一样。当你告诉他30年前穿喇叭裤、唱邓丽君的歌、听国外电台弄不好会坐牢时,他大睁着眼以为你开玩笑……重大的时代拐点、社会变局、思潮争鸣,他们都没遇上,一路直行,没有跌宕和起伏,连个岔口都没有,甚至以为父母也这么过来的,只是更穷、更土一点,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罢了。所以我就说:不要只活在当代截面上,不要老跟着时尚和流行走,要知道你的身世,个人和民族都要有身世感,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清楚自己是谁、将来会怎样。

现代医学在辅助诊断上越来越注重基因,过去也重视,但用的是另一个词——“家族病史”,人得什么病,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悄悄决定的。那么,从人类生存来讲,历史就相当于基因图谱。今天的生存格局从何而来?今天的政治习性、文化人格和价值观,从何而来?就是从基因谱系里来。90年代一定是从80年代来的,80年代一定是从70年代来的。张志新在70年代因讲真话被割喉管,同样的话在80年代就无性命之忧了,或许会有警告或处分,而再往后,可能这些也没了。所以今天的父母用不着再叮嘱孩子“不要在日记里乱讲话”了。这就是进步,但进步是有成本的,若不牢记和珍惜成本,那利息就不可靠,不定哪天就缩水,大家又变回穷光蛋。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前人付出成本,后世享受利息。我们认为好的社会现况,每一点文明进步,都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利息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成本,要缅怀那些在成本中牺牲的人,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青年在广州街头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后遇殴身亡),它以最极致和惨烈的方式刺激了舆论,唤醒了法的良知和制度纠错,《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由此被废除。它潜在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至少你今天走在大街上,不会因没带身份证而被羁押。

不了解历史,即等于不清楚“成本”。犹如一个人花着钱却不知钱怎么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有钱、就该有钱似的,这不是败家子吗?如此下去,离身无分文即不远了。所以,要了解历史,就像坐在一列车上,要清楚自己哪儿上的车、上一站是什么。不知上一站,就不知下一站。

历史关乎成本,关乎记忆,更关乎身份。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是拿不到生命身份证的。还有,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时”,很大程度上,它可能还保留着“现在时”和“进行时”的姿态,比如几十年前的“极左”“大批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真的被连根拔起,不再打扰今天了吗?它往往一只脚留在过去,一只脚踩住当下。它只是新闻意义上的史,并非意识形态的史。

所有当下,都是历史分娩的,身体里住着历史的血脉、基因和染色体。当我们以为与某段历史永别时,它又冷不丁拦在了前面,顶多换个面具。尤其于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不彻底、文化积习太深、体制更新太慢的环境,很多事都会一遍遍地来、改编后重演或排续集。所以有人说:鲁迅不被遗忘是民族的悲哀。是啊,曾有那么一阵,觉得鲁迅过时了,可又过了一阵,发现鲁迅还站在前面,老人的话一点不老,他依然伟大,像个时代先锋。

我这些年做媒体有个感受:很多“新闻”都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本质上都是旧闻——旧闻的内核和逻辑,除人物地点和相关数字变一下,事件性质、发生原理、进程和结局都大同小异,馅还是那个包了多年的馅。不说别的,单就一个矿难,别说做媒体的,哪个中国人还好意思把它当新闻?都一个模子出来的。谁铸了那个模子?谁有粉碎模子的决心和力量?

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模子问题。

问:我采访一个电影评论家时,他说真实的历史是相对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来写,如果这段历史对胜利者有利,往往会写得很清晰,反之往往很模糊。您怎么看?

答: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他国也有,程度不同),越远的搞得越清楚(越被允许且鼓励搞清楚),越近的反而越糊涂。你问现在的孩子80年代发生了什么、70年代发生了什么、“文革”怎么回事、“反右”怎么回事、胡风是谁,他不知道。再问他“延安整风”怎么回事、“土改”怎么回事、瞿秋白和陈独秀怎么回事,更摇头。但你若问他明清宋唐的事儿、三国乃至秦汉的事儿,他或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就像《百家讲坛》那些陈谷烂麻的事,你怎么忽悠都成。清朝人未必知道清朝那些事,明朝人未必知道明朝那些事,而那些事,今天的专家和孩子都门儿清。

我觉得这和权力对历史书写的极度重视有关。长期以来,历史一直是权力历史,权力亲自写,写的也是权力,即政治编年史。像古代,自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后,只能写隔代史了,本朝的事不许说,想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你得冲前朝和上世去。为何这么做?显然,这涉及一个大利害:权力合法性!这是权力最敏感和担心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近处失明”现象,或叫“灯下黑”“远视症”。越近的历史,越是一笔糊涂账,越愿意做成糊涂账。于史学家来说,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百家讲坛》是这路数,古装影视剧也这路数。

在历史一事上,公众最担心什么?是被欺骗、被蒙蔽。所以从古到今,人们都把“真相”当成历史的最高价值标准。尤其中国人,“被失明”“被聋哑”得太深太久了,该诉求更强烈。凡冠以“内幕”“秘闻”的书,无论真假优劣,都畅销。

问:我采访的一位哲学家是这样理解历史的: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不会有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相反,若对于过去的记忆太仔细、太琐碎,同样也会使我们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