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移民入川运动如果从时段上划分，可以这样划分：此次移民始于顺治末年，从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高潮迭涌的时期，而嘉庆年间移民运动已趋于尾声，前后长达一百多年。
各省移民响应政府号召大量入川以后，一些好的信息被及时反馈回故乡，这就造成了一种连锁反应。有的族谱便记载他们的祖先就是随同回乡省亲的老移民一同来四川的，比如跟万安静同住龙泉山萧家沟的那个广东乡邻，回乡省亲时身边带了50两金子。回到广东老家以后，他可能会志得意满地坐在堂屋内，把身边黄灿灿的金子往桌子上一摆，把众人的眼睛都晃花了。然后就有很多人来看他是否捎有亲友的信，更多的人倒是愿意听他讲一讲到四川淘金的故事。这个广东人清一清嗓子，大声说，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身边只带了5两银子，可是不到两年时间我就拿回50两金子，你们说四川那个地方肥不肥？而且大家去了四川，政府还要发给耕牛、粮种和土地。那儿的土可不是我们广东的土，干巴巴的，那儿的土抓起一把来捏一捏，简直就像咱们这儿的肥料。
一个村子的人都坐在灯下听他神吹乱侃。他接着说，你们不知道，刚去四川的时候，那地多得没有人想要，你愿意要哪块地，或者是看中了哪块地，只需大步流星地走一趟，能丈量多少是多少，都归你。而且四川的气候冬暖夏凉，不像咱们这儿夏天热死人。
类似这样的宣传自然是有十足的诱惑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移民在四川扎下根以后，又回到故乡去接父母妻儿的情况也较常见。总之到了后来，移民运动已不是一种单向运动，而是变成了双边互动。
民国《廖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廖明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决心离粤入蜀的。当时廖明达在广东省嘉应州兴宁县的一家私塾当伙夫，有一次他把弟弟带到私塾的伙房去吃饭，结果遭到诸生的诟骂。廖明达心想，父母年岁已迈，几个小弟又嗷嗷待哺，且粤地连岁荒旱，这种情况何时才能好转？恰在此时，有一个邻居从四川回粤省亲，廖明达听说蜀中“地旷人稀，岁丰稔，流人至者咸得意”，于是就于雍正二年(1724)与该乡邻偕行入蜀。到了四川，在一家糖房里做伙计，一年以后稍有积蓄，便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把四川的富裕安乐很详尽地描述了一番，劝父母“不如弃旧乡而迁乐土”。
不久以后，故乡来信，说是廖的父母已于丙午年春天带着全家人起程入川了。但当他们走到湖广境内时，因盘缠告罄，又拖着一家老小，暂时“滞留荆门”，希望廖明达赶快去接应他们。廖明达阅读完来信，欣喜若狂，立即向糖房主人请假，取出一年来的佣资，火速奔往荆门迎接父母兄弟。
“五年春，与太高祖遇于荆门，遂扶持父母，担负季弟至蜀。”一家人入川以后，在绵竹县落脚，“兄弟同力，昼夜勤耕，五载，获金百余”。
有一个问题可能读者会想到，如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时间漫长的一次全国性移民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是否会出现移民饱和或四川土地趋于紧张的情况？这个问题，史籍中也有比较形象的反映。
康熙三十二年(1693)，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英明的皇上，我觉得四川的人口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了，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络绎不绝地来人，势必会造成人多地少供不应求的局面。鉴于此，皇上您看是不是该给“湖广填四川”打个句号了？
康熙帝把这份奏折拿在手里瞧了瞧，批评说，阿尔泰啊阿尔泰，你说的这个事照朕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贫民转辗前往四川，他们图的无非是四川地广粮多，到那儿去只是混口饭吃吃。如果现在还有人去，那么说明四川还有吃饭的地方。倘若四川省已经没有田地可耕，粮食也难以满足人口需要，那么这些人千里迢迢赶到四川那个地方去干吗？依我说，这个事不必强行禁止，这里面有个平衡和饱和的机制，爱卿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懂？
康熙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本着安民为本、宽厚仁慈的原则，但却充满着一种智慧，足见他处理国事的能力。
而此时民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广东巡抚杨永斌向雍正皇帝上报一条奏折，说是广东省龙川县地方政府跟江西某些地方串通一气，阻止当地人再前往四川，而且把当地人民贴在县衙前的一张告帖原封不动地呈给雍正皇帝看。雍正皇帝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我们从这份告帖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担忧，那就是如果当地人都迁往四川以后，那么他们原住地的田亩势必荒芜，税收从哪里来？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会因为“湖广填四川”而蒙受阴影吗？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之忧，因为雍正年间四川的移民运动还没有终止，要到嘉庆初年才接近尾声。
出现于广东龙川县的这份移民告帖，可视为民众急于想移往四川的呼声，而且写得非常口语化，非常幽默风趣，兹录于下以飨读者：
宇告众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运费，偕同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年间，广东饥荒逃弃他省，走至四川，见有空闲土地，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家口，随着亲戚结伴同去，往来贸易，见四川田土易耕，遂各置家业。从此我等来去四川，至今四十余年，从无在路生事，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况且我们去了四川，并不曾抛荒了广东田土，减少了广东钱粮。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
若是我等去不得，皇帝早该有旨意，不许我们去，四川官府早该拦阻我们。若是广东人住不得四川，我们广东地方就不该容留外省人住，况且我们今朝移家去四川，都是几年前经营停当，田土、房屋件件都齐，才敢前去落业。若要阻绝我们，是绝了我们归家生路，万万不可！今龙川县出告示，劝我们回去，给我们盘费，我们都是有盘费的，何用他给！我们家已在四川，还回到那里去。若肯哀怜我们，不阻我们，我等放心直走大路，妇女老小感谢天恩。若阻得紧，我们只得拼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我等实有不能转回苦情。下土不告，上天不知。我们又闻得龙川县通知江西地方出赏拦阻，但我等原是良民，今地方官把我等当不好人追赶。我等在本省地方，自然遵法，唯有磕头哀求放走。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要拼力齐拼一死。思得我等一路前去，原不敢约伴同行，走到了府州县大市镇上，就是自家家口，尚要分作几起，悄悄行过，是也怕人查察。今势处万难，不得人多，不能前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从告帖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张贴告帖的人跟四川已经有很深的情感瓜葛，因为康熙三十年他们的祖父就已经徙往四川，而且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贸易、省亲等手段与故乡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要说忽然阻断一个家族在两省间的来往和情感联系，也是不近情理的事。看起来，还是康熙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要高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