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二百多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生生不息、波澜壮阔的特殊年代，十多个省份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二百多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在萧条旅途中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现在，故乡村落中祖父絮絮叨叨讲述的“湖广填四川”故事、“解手”故事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推测和语焉不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好奇，我已经在谱牒和史籍中找到了打开移民事件这扇历史之门的钥匙。
通过阅读史籍，我首先注意到这次移民事件竟然有着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完全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是一种自由散漫的个人行为，或是一种单纯的政府强制行为，而是通过原籍政府和四川政府(安插地)有理有节、相互配合完成的。
个人或家族想迁徙到四川垦荒居住，那么他们首先得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然后由当地政府发给迁移“执照”。这实际上是一种类似身份证明和通关文牒的东西，上面标明这个家族或移民小分队的人数、籍贯、个人姓名、年龄、性别、长相等身份要素。移民拿到这个执照，方可以踏上前往四川的征程。由于执照是身份事由的必要说明文件，所以需妥善保存，路途中遇到关卡，就得把执照亮给人家看，然后才准予放行。
各省移民怀揣着执照来到四川以后，四川当地政府根据执照验明正身，看这支移民队伍人数是否与执照上填写的相符，每个人是否能对号入座。在安排这些移民入籍四川的同时，也通过官方文书的方式通报移民原住地政府，意思是这批人已经平安抵达四川了，扯个回销，以便将原住地户口和人头税额调整注销。
当移民大潮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暗暗涌动的时候，我能想象我的十一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南方瓦蓝的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人生、家族、创业等大问题。当时，家族中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境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则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己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一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伙同同村的另外两个青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为什么上百万的移民最终来到四川？
难道祖父在黄昏的屋檐下喃喃讲述的故事具有某种真实性？他们真是被强迫的，是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像捆鸡绑鸭那样赶来的？其实，我们在谱牒和史籍中真的难以找到那样的证据。绝大部分移民在他们的族谱中，都把他们的入川一世祖视为好汉英雄，他们是雄赳赳气昂昂主动投奔四川的，怎么可能像一群任人宰割的鸡鸭？说到底，“天府之国”这个称谓还是具有足够的诱惑力的。
而且政府在大力推行移民政策的时候，一直把地方官的政绩跟移民和垦荒数量相连接。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都有必要对移民地四川进行宣传。比如，那里的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民风淳朴之类的。总之，对于创业那的确是难得的黄金之地。
翻阅《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就有一段关于四川土地肥沃情况的描写，说当时广东的移民就认为“四川的土地肥得流油”！作为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事实上，政府把四川描绘成一片创业的热土，这跟事实本身并不违背。倘若把四川说成荒蛮烟瘴之地，那么还有谁肯背井离乡来到这遥远的陌生之地？而且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四川没啥人啊，大片大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在等待着移民的锄头和犁耙。
去，还是不去？
总结当时各省移民的入川心态，大致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次千里跋涉所怀的坚定和必胜的信心。
有一类人，就是因为羡慕四川“天府之国”的美名，所以才毅然决然地踏上征程。他们深知，此时的天府虽然备受战火摧残，城市坍塌，土地荒芜，虎狼出没，但富庶的天府之地毕竟有很好的土地和自然条件，它的魅惑力是永恒而神秘的。
比如，成都新修《林氏族谱》就记载他们的祖先“茂海公”等人，“遥闻川省出产丰富，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殷实、富庶是外省人对四川的一个恒久印象，这种印象根深蒂固，很难从他们的记忆中抹除。现在老天爷拱手把这个机会让出来，不去四川岂非犯傻？
还有一类移民是比较有开拓精神的强者类型，并不留恋固有的成就，甘愿抛弃家园和已经形成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存局面，决心到一个新环境中去拼一拼、搏一搏。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故乡较为贫瘠的人群当中。成都《李氏族谱》就谈到他们的祖先从广东起程入川时的一句豪言壮语：“鹤不发顶则难宏其声，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是恋，曷若迁地以为良。”又如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的范端雅，于雍正年间入川时说过一段豪气冲天的话：“大丈夫志在四方，奚必株守桑梓？”
第三类移民，是逃荒、破产的贫民或被当地官府追捕的犯人。已有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掉，所以只好另谋出路。譬如民国编修的《林氏族谱》解释他们的祖先入川的原因时，就说：“适值明末清初新旧交替之时，苦于兵役之繁，赋敛之重，兼以潮惠一带地方饥荒；连年民不聊生，不得已而为迁徙之计，离东粤而赴西蜀。”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家族，郭的祖先原是福建汀州府的一名小商贩，因经营无方，弄得赤贫无依。于是，一个名叫郭有元的人就背着两个破麻袋于乾隆中叶起程入川了。
康熙六十年(1721)，广东嘉应州的叶荣山，因“辛丑岁饥，携家入川居什邡县”。
康熙六十年(1721)，福建武平县人王子享，因“是岁大饥，公年五十三，挈妻及二子迁蜀，始居邻水，数年徙中江，父子力耕，家道益盛”。
雍正二年(1724)，广东兴宁县人廖风绚因“念父母之菽水无资也，诸弟之嗷嗷待哺也，而粤又地狭人稠，且连岁荒旱也，恒郁郁。闻蜀中地广人稀岁丰稔，流人至者咸得意，辄欣然愿往”。
此外还有因经商或游宦入蜀的，这类人条件相对比较优越，来到四川以后，发现四川真不错，于是便留下来不想走了。比如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的祖先就是一名入川的货郎，韩素音在《伤残的树——我的父亲和童年》一文中写道：“(祖先)一路是怎么走去的则没有记载，他是不是肩上一根扁担，一边走，扁担两头的篮子一边晃？他卖的是什么？是南货、糖食、雕刻等能卖好价钱的东西？”
各省移民来到四川以后，放眼一望，果然这儿的条件比许多别的省份要好。而且政府对流寓垦荒者格外优惠，移民很容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请看一组土地垦殖权方面的政策：
“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
“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
“应给牛种口粮，每户给银十二两……所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追赔，免其在川扣还。”
赤手空拳的移民来到四川以后，政府不但划拨土地、种子、耕牛，而且还给予适当的“安家费”，这必然导致移民数量的成倍增加。
清初在四川的地方官员由于招徕移民有功，有不少人后来都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提拔。
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在任上五年，后被调往中央任兵部尚书，朝廷给他加官晋爵的理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条，那就是“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
新津县知县常九经也因招民垦荒特别有办法，而被称为当地人民的“父母官”，载入史册。这个常九经有一次到田野视察，见小孩婴儿拖赘大人垦荒，便想出一个很绝的办法，即在县衙里办起托儿所。每天清晨大人下地之前，都把年幼的儿童送到县衙托管，县衙里的官儿们系上围裙当起保姆。“送幼子于署，官为视弄之”。官员们的任务不但是要看管这些孩子，而且还要“弄”，即哭闹的时候要哄，没事的时候还要玩游戏捉猫猫。到了日色西沉，田里收工的大人才来把这些孩子接走。
曾经给康熙皇帝上过奏折的四川巡抚张德地，也因招民垦荒功劳显著，措施得当，工作作风踏实，于康熙九年(1670)被康熙皇帝另赐“工部尚书”的官衔，以示奖励。
雍正七年(1729)，四川对全省的土地进行了一次丈量，结果是累计田亩459027顷零83亩，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数的3.4倍，可见移民垦荒已收到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