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课文了，孩子们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
老师随意点了一个胖胖的男孩儿，这个孩子一开口就把句子念错了。老师柔声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结巴起来。邻坐的一个男生忍不住笑了，举手想替这个同学读，但老师没有应允。老师耐心地鼓励胖男孩儿重新再来，胖男孩儿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总算把那个句子念顺当了。老师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那个发笑的孩子身边，问他：“你想评价一下他的阅读吗？”那个男孩儿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他急得出了满头大汗，才把一个句子念好了。”
老师说：“应该说，他为了念好一个句子，急得出了满头大汗——请你带个头，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
在我看来，这位非凡的老师给了弱者尊严，给了强者仁爱，更给了所有孩子看世界的眼睛。
19.传到天堂的歌声
关先生去世了。老人家一生专门从事儿童歌曲创作，在身后留下了数百首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客居京城的他留下遗愿——将骨灰安放到家乡的陵园。
骨灰安放仪式由家乡的文化局主办。主办单位费尽心机，为这位蜚声海内外的老艺术家设计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仪式：由一百名身着白色衣裤的少年儿童手握鲜花，分列于陵园甬路两侧，一首接一首地联唱关先生生前所创作的歌曲，领导、亲友的致辞以及献花、骨灰安放等议程便在这不间断的歌声中进行。
仪式九点钟正式开始，老人家的儿子提前半个钟头赶到了陵园。当他看到那隆重的场面、庄肃的气氛，眼里登时蓄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想：父亲挚爱的这块热土果然是最值得挚爱的！他的家乡人是这样懂他、敬他，如果老人家有知，他定会含笑九泉了。
老人家的夫人是按时赶来的。一身黑衣的她，一下车就在原地愣住了。她问文化局的有关领导：“这些孩子们是来干什么的？”
回答说：“是来参加关老的骨灰安放仪式的呀！这些孩子，全都是少年合唱团的，过一会儿，他们将要演唱老先生创作的那些……”
不等那位领导说完，关夫人就痛苦地举起一只手制止了他。她说：
“让这些孩子回家，马上。”
主办人立时慌了神儿。他们叫来了关先生的儿子，问他这样安排究竟哪里不妥。那位小关先生听后也是满脸的困惑。他走过去问母亲，母亲说：“你先让孩子们走，孩子们走了，我会告诉你的。”
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唱一首歌，就被莫名遣散了。他们低着头，悄没声儿地走过小松柏林，可刚一走出陵园的门口，就小鸟般嬉逐欢叫起来。
关夫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告诉儿子说：“你父亲的心，一辈子都扑在孩子们身上了。他写的歌，无一不是轻快的、欢畅的，他把孩子们的快乐当成了自己的最高追求。他创作的那些歌曲，绝不是为了让孩子们闷着头在这个充满了悲情的地方演唱的。别说一百个人，就算是有一千个人在这里唱歌，那歌声再响亮，也传不到你父亲所在的天堂。你父亲长了一副只听孩子快乐歌唱的耳朵。你要是真懂你父亲、敬你父亲，你就不能允许别人拿他心爱的孩子当摆设，不能允许别人强迫孩子在不想唱歌的时候唱歌。”
那天的骨灰安放仪式没有歌声。但是，有一个人，在天堂里无比幸福地听到了美妙的童声联唱……
20.爱是不能替代的
在我最近的阅读中，有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她们的命运是那么相似：都曾有过惊世骇俗的爱情；都不是丈夫的原配；都成了遗孀；都凭着对另一扇翅膀的美好回忆，在人间单翅飞翔。
——廖静文女士，徐悲鸿先生的遗孀。她揣着一个到了坟墓都不忍放下的故事：“悲鸿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回来都会带三块儿糖，两块儿给孩子，一块儿给我，就是这样。他去开会的那天，从早到晚都在会场。他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去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就在这个宴会上他脑溢血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死了以后，我在他身上摸到了三块儿水果糖，他是预备带回家给我和小孩儿吃的。”那是1953年的事，那时，一块儿糖给苦难人生带来的安慰是不容低估的。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女士的生活中也曾闯进了一位姓黄的年轻军官。她的女儿甚至曾对她说：“要是黄叔叔老在我们家里该有多好啊！”但是，廖静文一看到客厅里挂着的“像油画那么大的悲鸿的画像”，看到到处都是徐悲鸿的痕迹的家，她就明白了她永远不可能停止对徐悲鸿的思念，恰如徐悲鸿生前所说：“爱是不能替代的。”
——章含之女士，乔冠华先生的遗孀。1967年春，少女章含之在一家小文具店邂逅了乔冠华。那时，她并不认识这个人，只是一种独特的气质，竟让她莫名其妙地留意起来，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后来，他们迎着世俗的眼光毅然走到了一起。1983年，乔冠华撒手人寰。那年的圣诞夜，章含之应邀到朋友家去用餐。餐毕，章含之独自一人踯躅在寒冷的街头，突然心头袭来一种孤苦无依的感觉。于是，她想去徐家汇教堂，打算到那里排解满心的苦闷。在淮海路上，她等着电车。后面一家电器店正播放电视，不经意间一回头，竟看到了乔冠华的镜头！她听到两个女人用上海话议论：“乔部长多帅！”“乔部长多有派头！”顿时，章含之“整个人被提升了一截”。她明确地告诉自己说，她不需要神的帮助了，她要回家，回家坐到乔冠华生前最喜欢坐的那把旧躺椅里，用回忆驱寒，借往事疗伤。
我看到过许多别样的故事——伊人远去，孤独的人不堪冷寂，重觅了一条通向春天的道路。我衷心祝福那行走在通向春天的路上的幸福旅人。然而，如果一份情感的遗产，足以让继承它的人恒久地享有春天，那么，我们不更应该奉上自己的感动吗？徐悲鸿留给廖静文的“糖”，她一辈子都吃不完，所以，她拒绝了那个年轻的军官；乔冠华非凡的气质，让一个人从少女膜拜到老妇，那份从骨子里透出的英气足以傲煞神灵！
也许，你看到过太多相似的婚恋，听到过太多相似的表白，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绝没有雷同的爱！
爱是不能替代的，一如生活不能替代。
21.是你喂养了我饥馑的青春
春节期间，我给大学时的老师从药汀先生打电话拜年。老先生热切地问我：“你啥时候来石家庄啊？来了我一定请你大吃一顿——馆子由你挑！”我说：“我去了石家庄一定联系您！不过呢，要由弟子请先生吃饭才是正理儿呢！”从先生认真地说：“那可不行，得我请你！知道吗？我总想起你们在宣化念书的时候，多苦啊！上顿下顿吃高粱米饭窝窝头，‘土豆一律不削皮儿，豆角一律不择筋儿，萝卜一律不洗泥儿’。跟你说啊，我一见着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请他吃饭！那个年代欠了你们太多，就让我替那个年代还还账吧！”我鼻子一酸，说：“先生那时侯不也是跟我们一块儿吃食堂吗？弟子还想替那个年代还一还欠先生的账呢……”
1978年，我考入了位于宣化的河北师范学院。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是全中文系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那天，班里一个自谓“十六公岁”的男生公然对我说：“喂，丫头，叫叔！”——他女儿都上小学了，按辈分我可不是就该喊他“叔”嘛！那时，我们曾将自己的学校戏谑地呼做“河北吃饭学院”，因为师范生是可以享受国家伙食补贴的。四年间，我们的伙食费由九元涨到十三元再涨到十七元。那时，大家都不时兴朝家里伸手要钱，国家给多少就吃多少。
月初一拿到饭票，我往往忍不住纵宠一下自己，一顿敢买八毛钱的肉丸子吃，后面的日子可就得对胃袋说声“抱歉”了。我的邻铺王姝文大姐实在看不过我的“胡作非为”，硬是将我的饭票“抢”了过去，负责打理我的一日三餐。
晚上我们去阅览室读书，读到很晚，踏雪回来的时候，肚子就咕咕叫了。不远处却有浑厚的男声在吟诵：“雪满山中高士卧——”我们几个女生闻声放肆地齐声应和：“月明林下美人来。”那边的男生似乎稍稍愣了一下，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正被美诗抚慰着饥肠，不期然地，路过高年级女生宿舍时竟绝望地闻到了烤窝头的焦香！于是，几个人一起夸张地叹着气，大咽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