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陪母亲随便走走
远嫁之后，母亲成为千山万水之外的一份牵念。每当假日来临，我的心被思念煎着，顾不上天寒天热，一定要买张车票回到那我魂牵梦萦的小城。
吃过母亲包的饺子，喝过母亲泡的清茶，在野鸽子咕咕咕的叫声中，我梳妆打扮，准备陪母亲出去随便走走。
我喜欢稍后一步地跟着母亲，顺从地听凭老人家带着我在街巷里左拐右折。母亲主动向所有的熟人打招呼，哪怕那人远在半条街之外，母亲也要用热情洋溢的问候把人家拦住。母亲似乎始终都在期待着人们探问起我的情况。
“——是你家大女儿吧？”
“——可不是她嘛。”
“——看这眉呀眼的，多像你年轻时的样子。”
“——都这么说哩！”
“——这妮嫁了没呀？”
“——还嫁了没哪！跟你说呀，她家小子都这么高啦！”
母亲得意地夸张着她外孙的身高，那多比画出来的一截儿足够她外孙铆着劲长三年的。我却无心挤掉母亲话中的水分，只在一边美美地笑着，坦然地收下别人的艳羡与恭维。
风从母亲的方向吹过来，我嗅到了她衣服上的淡淡的樟脑气味——母亲穿的是一件她素日舍不得穿的“箱底衣”。
我随母亲走到一个临街的点心铺。戴着高高的白帽子的老师傅认出了我，笑呵呵地提起我小时候买一块儿点心还嚷嚷着让他抓一把点心渣的光荣历史。我和母亲听罢大笑起来。母亲从袜里摸出一张面额不小的钞票，补偿般地非要让我跟三五个正埋头大吃的孩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吃热点心不可，我便像个馋丫头一样，擎着一只小碟子，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孩子们的行列——去它的减肥计划！
去它的卡路里！我这样跟自己说着，肆无忌惮地大嚼大咽，心里鼓涨起重回童年的无限欢喜。
告别了点心铺的老师傅，我继续随母亲信马由缰地在街衢上漫步。高高的白杨树在我们的头顶上拍着巴掌，野鸽子用咕咕咕的叫声阐释着它心中的快乐与忧伤。
向母亲诉苦是我的传统保留节目，就像小时候摔了一跤一定要让妈妈用力跺跺那块地皮一样，为的是得到母亲精神上的摩挲与抚慰。我絮絮地跟母亲说着：被阿甲伤害，被阿乙误会……连我自己都搞不懂，一向以“女强人”自居的我究竟哪儿来那么多的委屈与哀怨。针尖大的不快，芝麻大的痛楚，此刻一律被原本粗疏的心一一忆起。说到伤怀处，泪水竟不知不觉地濡湿了面颊。母亲则柔声地劝慰着，耐心地开导着，再一次把她的人生信条讲给我听——明里人辜负，暗中天偿还。我听了心头倏地一热，郁结于胸的块垒顷刻间瓦解冰消。
跟母亲随便走走，在我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和母亲走在一起，所有的平凡都变成了神奇，所有的苦涩都变成了甘甜。母亲欣赏我、炫耀我、怜爱我、纵宠我，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是她的女儿。
我眸中流动的是她昨日的眼神，我眉梢挑着的是她今天的骄矜。在母亲的心目中，我的一颦一笑、一啄一饮全都是天大的事情——我拈起一枚快乐的红叶，母亲就拥有了整座枫林；我咽下一滴痛苦的海水，母亲就坠入了无边的汪洋。以我为岸，以我为源，以我为日，以我为月——母亲呵！
现在，在我伏案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的母亲正在千里之外做着什么呢？她那件稍像些样的衣衫又躺到箱底嗅樟脑丸去了吧？她的袜里还有没有塞着预备给女儿买甜点心的钞票？她最爱的野鸽子是不是又在瓦蓝的天空下咕咕咕叫起来了——妈妈，等着我，等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回到您身边，让我们再一次把幸福的脚印留在那座名叫深泽的小城。
2.父亲给我的世界
我一直为这件事难过。我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我却欠了他一个称谓——一个本应是至亲的称谓。
他是我的继父。
我是在六岁那年拥有这个父亲的。拥有这个父亲之后，我便被寄养到了三十公里以外的外祖母家。不是他嫌多我这个女儿，而是我这个女儿实在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排斥他，反正就是不能容忍和他在一个屋檐下过活。就这样，我宁肯被每日思念母亲的痛苦折磨着，也执意要住到外祖母家。长久的不相见，使我和我的父亲越发地生分起来。有时他来探望外祖母，我放学回家瞄见了他支在院子里的自行车，便悄悄溜掉，跑到艳芝家，直到外祖母蹑着小脚找来，才不得不跟着她回家去。
我读初中的时候，性情暴烈的舅舅因为一件小事开罪了某大队干部，那个大队干部因此给了舅舅许多苦头吃。家里人都以为这事以舅舅的遭报复而告完结了，谁知道竟波及到我的升学。那时侯，初中升高中是要大队干部“推荐”的，我没有被“推荐”上——虽然我成绩不错。
我早就厌烦了上学，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在家自在待着了。
我的外祖父十分纵宠我，平日里看我写作业总是忍不住要劝我“歇会儿”，这下好了，老头儿不必再因为看外孙女受苦而心疼了。
但是，我的父亲却为这件事急坏了。他一趟趟地往外祖母的小村跑，那段时间，院子里总支着他的自行车。他找了许多关系，被人拒绝，遭人奚落，但他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辗转找到了我母亲早年的一个同事，拎着挂面和鸡蛋去登门拜望人家，结果，人家收下了挂面和鸡蛋，却忘了收下我这个学生。
就在心被戳痛的那天晚上，我的父亲哭了。我没有看见那一幕。我照例到艳芝家去玩，照例玩到困倦了也不愿意回家。后来我听我的外祖母讲，就在我玩得不愿意回家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我没有学上哭了。揣想着他除掉深度近视眼镜擦眼泪的样子，不懂事的我，竟以为那是件有趣的事情。
他又设法托人找关系。终于，我被一所叫“耿庄中学”的学校收留了。那所学校距离外祖母家有十公里远，骑车跑家十分辛苦。
放学回家，把书包一丢，我便开始向外祖父大撒怨气。外祖父一叠声地叹气，说：“不去了！明儿咱不去了！”
我在耿庄中学读了一个月的书，就转学到了父母所在县城中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把我安排到耿庄中学去读书，采取的是“曲线救国”的方法，先让我在那里取得“学籍”，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转到管理比较规范的县中去读书。
父亲的家境很贫寒。他一度做过染布的差事。记忆中，他的手上总渍着蓝绿的颜色。就是那样一双手，总是变魔术般地变出一些钢儿和破旧的毛票递给我，满足我吃零嘴的嗜好。
1978年我高中毕业。那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我自然报了名，要参加高考。
迈进考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那天，我的同学改子来找我，捋起袖子说：“看，手表。我爸给我借的，考试的时候戴着它好掌握时间。”
我没有说话。虽说我也特别希望父母能给我去借块手表，但我努力说服了自己那颗滋生出奢望的心。
高考的前一天，父亲那善于变魔术的手居然给我变出了一块手表！
——那手表不是借来的，是父亲去石家庄给我买来的。那是一块“海狮”牌手表。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手表上那个“海狮顶球”的图标。这块手表的价格对于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价，但这天价的手表，却真真地被父亲买回来了啊！
我拿着那块手表，尝试着将它戴到腕子上。黯淡的房间，黯淡的光线，只有我手上的手表是明晃晃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团团围住我，要看着我把那块明晃晃的手表戴到腕子上。那一刻，处在这个仪式中央的我，突然想放声大哭……我戴着那块“海狮”牌手表，走过了高考考场，走进了大学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远离父母的一个北方城市里，我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成家后的第二年，我的孩子就急迫地来向世界报到了。
父母来看我，看到要强的我被忙乱包围着，连口热乎的饭菜都很难吃上，我的母亲当场就掉了泪……时隔不久，父亲去广州出差，一眼就相中了那种刚刚面市的“电饭煲”。他毅然掏钱买下来，背着它跑了大半个中国，又亲手教我煮好了一锅米饭，这才放心地笑了……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会对父亲开口叫一声“爸”，但在我心中，我一直熟稔地使用着这个称谓。
父亲一天天地老去，我一天天惶恐地意识到我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父亲给我的爱，清醒而又绵密。他为我计划得长远，却又不曾忽略掉我最实际的需求。我不知道，亲生的父亲又能在那爱上附加些怎样的成分？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今天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其实都可以到父亲昨天对我的施与那里去寻求答案——作为一个被升学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点高中的校长，我明白，学校里的“差生”流失得越多对将来的升学评价就越有利，但是，我不能听任哪怕是倒数第一的学生轻易退学，在他们的老师指天发誓他们是自愿退学之后，在他们的父母在“退学申请”上正式签字之后，我一定要亲自见见那个要辍学的学生，我期待着这个孩子能够回心转意，我期待着奇迹能在那最后的时刻发生。我看见岁月深处有一双眼睛正鼓励着我这样做，我知道我这样做其实是在竭力报答上苍派来提升了我人生的那个人。“时间”这个东西真正和我发生关联，我以为是自打我的腕上有了那块“海狮”牌手表以后，它庄严的“滴答”声让我不敢懈怠，不敢苟且，我坚持写作，已出版了多部散文集，我在意这样的时刻——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父亲说我又和一家出版社签定了出书合同，我愿意详细地向老人家汇报我的新书的字数、印数、版税、出版社、出版日期、责任编辑等繁杂琐碎的信息，我愿意听到父亲欣慰的笑声，我愿意听到父亲温和的提醒。每当看到我的学生和他们的继父、继母发生抵牾，我都心如刀割，我甚至顾不上掩蔽自家又酸又涩的隐私，把挂面鸡蛋的故事、钢儿毛票的故事、海狮手表的故事和电饭煲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讲给别人听。我学着疼自己，关照自己的胃口、容颜和心情，不容许自己草草地打发掉自己。每天，每天，太阳照到我的时候，我都渴望能在心里对它说一声：“让我们来交换光明！”……——我已明白，人，要为爱自己的人，好好活。
3.这一天，我这么想你
这一天，是农历己丑年四月初五。
一大早，我就如约去了医院的核磁共振室。大夫问我：“查头？”我说：“是的。”他便让我摘了眼镜和卡子，按电钮调低了那个活动床，让我仰面躺下，又递给我两个棉球，说：“塞上耳朵。”然后，转身去了操作室。
我被不断喘息着的机器吞了进去。那么狭小的一个空间，叫人自然联想到了棺椁，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机器开始工作了，惊心动魄的汽笛声、刮玻璃声、机枪扫射声轻易穿越棉球，直捣脑仁。
——这时候，我想到了你。
四年前，我扶你来到这个房间。大夫对你说：“摘了眼镜。把衣兜里的钥匙啦、钢儿啦等金属物品都掏净。”你慌忙摘了眼镜，把上衣、裤子口袋都掏了一遍，然后仰面躺到床上。看我要用棉球给你塞耳朵，大夫忙抢着嘱咐你道：“过会儿开始检查了，你老人家可要闭着眼，别睁开。”又回头小声对我说：“好多老年人一看头上那么近地罩着个大罩子，立刻就犯心脏病！”
我一听，忙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下来对你说：“来，咱干脆用这个把眼蒙上。”大夫一看，笑了，说：“嘿，这法儿好！”安顿好了你，我便随大夫离开了房间。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身后一串巨大的金属碰撞声！“哎呀！老爷子身上没掏净！”大夫说。我慌了：“那怎么办？”大夫有些不高兴地说：“还能怎么办？只能靠运气了。——但愿那东西没掉进机器的缝隙里，要真掉进去，弄不好，就是几万、几十万块钱的事啊！”提心吊胆地等着你做完了检查，我赶忙和大夫跑进检查室，扶你下来，探身到那机器的仓内，紧张地寻找那件闯祸的东西——噢，是一枚一元的硬币，就吸附在机器拱形顶的上方。毫不费力地，大夫就把它取下来了。可他不甘休地捏着那枚硬币，举过头顶，晃着，意犹未尽地用这东西一旦进入机器缝隙的可怕后果做着津津有味的假设，吓得你戴眼镜的手明显地抖动起来。你万分歉疚地说：“我把兜儿都掏了一遍，就后裤兜没掏……唉！真是添麻烦了。”看着你犯错孩子般难受的样子，我难受得想哭……在往事面前，我没能忍住泪水。泪，一下子灌到了耳朵眼里，濡湿了棉球，那么凉。
“挺正常啊！怎么想起要做这个检查呢？”大夫边操作电脑边问。我说：“我头疼——疼得厉害。”他说：“哦，是紧张型头疼吧？有什么诱因吗？”我说：“两周前，大哭过……两周来情绪也一直不稳定。”他看着我明显哭过的眼睛说：“那就是了。——你看你，明明知道是哭的头疼，还不赶紧让情绪平静下来？”
中午一个人在家吃饭。
一个念头冒出来：将就着吃点儿剩饭算了。可另一个更强大的念头却非让我煮碗面条吃不可。
似乎早想妥了，用西红柿和冻豆腐干打卤。
西红柿切好了，开冰柜去取冻豆腐干。在冰柜的六层抽屉里翻找一样东西，向来是最让我犯怵的事；但这次不同，我确切地知道我要找的东西就放在最上面那个抽屉的右手边，紧挨着它的是一瓶蜂王浆。开冰柜门的时候，心情还挺平静的，可当手指触到那个装了冻豆腐干的塑料袋子时，我突然扶着冰柜门，哭出了声。
这一袋冻豆腐干，是正月里你亲手递给我的。
那是在保定妹妹家。一家人过完了团圆年，我要回去上班了。临走时，你说：“带着你最爱吃的冻豆腐干——早给你预备好了。”我一看，笑了，说：“哟，怎么还都用红绳串着呢？你看这一串串的，多像原始人戴的项链啊！”你说：“你不是爱吃有太阳味儿的冻豆腐干吗？我冻好了以后，一块块穿好，又挂阳台外面晒了三天，这下，保准你吃着对味！”
小时候，家境贫寒，你却总设法宠着我的胃。清楚地记得你教我念的一段绕口令：“你爱吃炖冻豆腐，我就给你做炖冻豆腐；你不爱吃炖冻豆腐，我就不给你做炖冻豆腐。”在猪肉炖冻豆腐的香气中，我蹦跳着跟着你念，舌头却老不争气地在“炖”和“冻”这两个字上打结儿，逗得你笑得一个劲儿地扶眼镜。
我把冻豆腐干一块块从红绳上撸下来。捻着那根冰冷的红绳，想着你或许是刚刚吸完了氧，坐在阳台前阳光最足的地方，一点不嫌烦地为我穿起一挂挂“项链”。——你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即使你再善于想象，你能想到我会是这样泣不成声地做着你递到我手里的带着太阳味儿的冻豆腐吗？
面做好了，卤也做好了。我在心里模拟着你的声音对自己说：
“别哭了，闺女，吃吧。”
下午往妹妹家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关机。
打电话到老家，问已回到老家的母亲：“欣给家里打过电话没？”母亲说：“没打过。”
心里有些慌。发了个短信给她：“欣，开机后速回电话。”
欣果然出事了——被一扇鲁莽打开的驾驶室门给撞伤了，左小腿缝了十几针。
“肇事者应负全责啊！那家伙没跑了吧？”我问。
欣说：“是个女的，吓坏了。说她刚离婚，自己带个孩子，单位又不景气，求我放过她。”
我忙问：“结果呢？结果呢？”
欣说：“我就让她走了——她多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