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易中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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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附录答读者(2)

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

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

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

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