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次谈判，对手当时是柯约翰大使。王国权平生第一次与美国代表接触，也是他第一次与美国人谈判，在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按已往的惯例，他让柯约翰先谈。这位美国大使掏出预先准备的发言稿，一字一句地念着，在发言中一直遵循华盛顿的指示，避免使用有关中国政府的字眼。柯约翰还时而抬眼从眼镜上方观察中方的反应。美方发言内容是为美国在印度支那与远东的侵略政策辩护，并攻击中国支持越南、柬埔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搞赤化“输出革命”。
王国权当即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
柯约翰受到驳斥，讪讪地说：“我们美国不会因为北京政权的存在而放弃保卫东南亚各国的利益。”
由于当时美国及好些西方媒介没有承认新中国，对于新中国的称呼有如下的词语：说得好听的有“红色中国”、“人民中国”等，说得不好听的有“毛共中国”、“大陆政权”、“共党政权”、“铁幕中共”、“北京政权”或者“北平政权”等等。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正式场合里，多年来的惯例是称对手为“贵方”或是“大使先生”，柯约翰将新中国说成“北京政权”是有损于新中国的尊严的。
王国权抓住对方的用词就说：“请大使先生注意用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是6亿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主权国家绝不是一省一市一隅之地的地方政府。美方无视我们的尊严，对中美会谈是要产生严重后果的，大使先生是难以负这个责任的！”
经过据理力辩，交锋数次后，柯约翰再也不使用“北京政权” 的字眼了。
刚过两三个月，这年10月间，传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及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消息，使谈判桌上中国代表们笑逐颜开，增强了信心与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中方的谈判地位。有的助手们开玩笑说：“王大使吉人自有天相！前任王炳南大使谈了9年120次也没有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
王国权也特别兴奋，他曾经回忆说：“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已经是能够发射核弹的东方大国的代表了。美、苏核垄断地位已经打破，美、苏两国再也不能手握核弹为所欲为了。”
谈判桌对面，美方代表们变得较为客气和通情达理了，在双方的心理战中，中方占了上风。不久，美方更换了代表，由新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接替了柯约翰。很显然，格罗诺斯基秉承约翰逊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旨意，向中方做出了友好姿态。
在第128次会谈中，格罗诺斯基就曾郑重地建议说：“我国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很感兴趣。请贵方考虑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我方希望建立中美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中美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也建议美中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园林标本……”
第128次会谈结束时，王国权敏锐地意识到，美方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让步，极有可能愿意把中美会谈推向新的领域，以获得进展。
果然，不出王国权的预料，第129次会谈出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飞跃。一回到大使馆，他立即布置助手们整理此次会谈纪要，迅速给国内写报告。
当天晚间，市中心华沙古城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大使馆大院内，机要室里灯光明亮。电波将华沙会谈中出现的这一重要飞跃传回祖国首都北京……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信息，淹没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
王国权认为，在第129次华沙会谈中出现的飞跃，是美方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次暗示，它发生在1966年3月，意味着美国国内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强大繁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和初步承认，也预示着中美两国处于敌对隔绝的时代将成为历史。
后来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表明，在1966年春夏间，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在着手调整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却没能得到中国大陆的呼应与反馈。有档案材料表明：1966年1月，中国方面拒绝了约翰逊总统授意提出的放宽医务人员去中国的限制，实现美中医生、科学家互访的建议。在汉弗莱副总统于3月间作了关于“遏制而未必孤立”之讲话后，3月29日《人民日报》相应发表了措辞十分强硬的头版评论，该文表示了如下观点：如果美国拒绝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不可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或其他任何有关两国交换医生、科学家的谈判。因此，根据现存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之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一份文件中的分析结论称，“北京正以警惕的态度拒绝美国关于改善关系的建议”。
在中国，1966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就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于2月27日来到杭州。此后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西湖旁僻静的刘庄宾馆里，直至6月12日离开。在3月间，美国方面透露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新信息的同时，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5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因此，当王国权兴奋地将第129次会谈中出现的飞跃迅速报告国内时，他没有能够得到心中所期望的反馈。他回忆起华沙往事时，心中是十分惋惜的。正如他在9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所写的：
……我想，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五年之后的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可能会出现。
当时，我把美方这一变化报告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进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外交系统当然也未能幸免，驻外大使也是要打倒的“走资派”。王国权也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就被送去湖南茶陵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这样，从美国国会发出的“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辩论的声音，从华沙会谈中出现的美国主动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信息，都令人极为遗憾地淹没在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之中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在侵越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约翰逊政府更是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来摆脱其困境。1966年7月12日，约翰逊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对华政策时说：“如果有7亿人口的大陆中国被其统治者孤立于世界之外，亚洲的长期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同时他又哀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建议遭到了拒绝”。1967年2月，约翰逊总统又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人民与美国社会能重新和好相处”，如果中国当局致力于改善其人民的福利，美国“并无意剥夺其寻求安全和与其邻邦谋求友好关系的合法权利”。1968年7月，汉弗莱副总统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也表示说，要“尽力使中国人民摆脱他们所处的不正常状态”，主张美国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必须客观指出的是，在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关键问题即台湾问题上，约翰逊政府却仍在坚持搞“两个中国”的立场。约翰逊不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要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1968年11月，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第36届总统，他一上任就写了一个条子给基辛格博士，决心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他要打开这一外交新局面，就必须面对“只有一个中国”的历史命题，要确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对有“反共角斗士”称号的尼克松来说，是极为复杂艰辛的，但是，这却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卷三十三 周恩来寸步不让，导致基辛格产生了“奥妙的发明”
基辛格大为惊诧：中方的公报稿竟让双方各自阐述严重的分歧/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寸步不让/ 距基辛格离京仅剩不到半天了，台湾问题还僵持不下/ 基辛格怎么“发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1971年10月22日-26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基辛格大为惊诧：中方的公报稿竟让双方各自阐述严重的分歧
亨利·基辛格没有预料到，第二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就是中美双方讨论公报草案了。这个公报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报，后来称为上海公报。
他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经夏威夷、关岛，于1971年10月20日中午抵达北京的。有了停在首都机场而设备齐全的总统专机，使他在谈判中遇到难题，随时可以通过专机向在白宫的总统请示。10月21日，基辛格一行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在客人游览这天，毛泽东审阅美方携带来的公报草案。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接见来访的基辛格，但是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其访问的情况，掌握着会谈的整个进程。不管每天的会谈多晚结束，毛泽东都要马上听取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连续会谈几次后，10月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双方在第六轮会谈中，开始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报草案。中方首席代表是周恩来总理，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色，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为此早想好了一两句幽默而不俗气的话。但一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只能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意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助手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助手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初稿，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们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昨天毛泽东看了美方的初稿就评价说“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暴露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吵架吗？”
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基辛格代表美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与苏联人、越南人、阿拉伯人等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的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做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一片香肠”，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精力、时间，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容易使谈判者说话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
基辛格觉得，中国人则不同。周恩来就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晚年承认在后来其他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周恩来教给他的这种办法。
此次在钓鱼台的讨论中，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与隔绝二十多年了。对于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其实，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发不成公报的准备。这段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决定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中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稿子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一些空白，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看了，大为惊诧。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寸步不让
基辛格惊诧地将中方初稿递给助手们。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初稿之构思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公报文本。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即“只有一个中国”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片刻，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在国际上与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双方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重。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
周恩来打破了沉默，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子也转得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与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之时，双方将严重的分歧用公报宣告给全世界。这真是不可思议！”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呢？”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长长的沉默。可听见秋虫特别清晰的鸣叫。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