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据驻联合国的观察家分析评论说，连对立集团的国家都鼓掌，这就表明了，要是先投票表决“双阿提案”，若干国家政府就可以摆脱对美国所承受的义务，不需要再对“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表态和投票了。另外，原来就支持“双阿提案”的国家，大部分都是第三世界的小国，他们认为，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自己朋友的中国一旦跨进了联合国大门，并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就使众多小国家对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有了希望。
于是，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定采纳“程序性议案”，即在讨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联合提案之下，不再提出美国等国联合提出的两个提案（“逆重要问题”案与“双重代表权”案）。这个方法与美国所建议有关中国席位的议案都“捆起来”讨论不同，“捆起来”就是三个提案并列，而这个方法是在讨论“双阿提案” 的前提下，不再讨论美国的两个提案。这就是说辩论起来会有两种前景：一是先提出的“双阿提案” 不能取得足够的票数，中国席位问题仍然维持现状，这就等于是美国、日本、台湾的胜利；二是成员国可以对“双阿提案”提出修订，美日等国就会提出赞同“双阿提案”中的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删掉驱除蒋帮集团的内容。
爱知揆一在西方外交界被视为“日本外交界的才子”，在担任外务相期间，以其外交才干与智慧与美国讨价还价，完成了日美间《归还冲绳协定》的艰难谈判。他以特有的敏感感觉到这样的“程序性议案”对美国、日本不利，就在散会之时，立即过去拉住布什，走到一旁说话，他说：“这么一来，我感到前景暗淡了。”
布什问：“何以见得？离投票至少还有三四周，我们还有时间嘛。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的票数，就会获胜。”
爱知说：“全部成员国130个，起码要达到66票才能算过半。根据今天最新摸底的情况，对方有可能已经有接近60个国家表示支持，而我方提案能有50多个国家支持，双方虽然接近，但是，令我不安的是，好些国家至今态度暧昧，使我们将获得的票还是个变数，要是对方获得足够的过半票数，我们的提案将会作为废案而被击败。”
布什觉得爱知的分析有道理，就说：“我们定一个时间，赶紧研究对策。”
由于爱知揆一需要于10月1日晚间飞返东京，两人商定在爱知离开纽约之前，开一次紧急会议。
10月1日上午，在美国代表团大楼进行22个联合提案的紧急磋商，制定了新的部署。
10月1日晚间，爱知揆一在纽约正好忙了一个星期，就乘同一架返回的日航班机回国。
爱知返抵东京，也没有立即回家，而是赶到内阁向佐藤首相、福田外相汇报。
佐藤关心地问：“你觉得中国席位问题前景如何？”
爱知想了想，反问：“外务省给你作了什么样的判断？”
佐藤说：“外务省的情报称：或许能胜。”
爱知说：“我总的感觉是：不容乐观。”
然后，爱知还说：“要比冲绳谈判还要累人啊！冲绳谈判，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美国，现在在联合国总部大厦里，我们面对的是并不固定的多数。”
佐藤问：“你觉得，日本将要做何反应？”
爱知想了想，说：“哦，不管对方投票态度如何，今后不能搞坏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为出现最坏情况预做准备。”
佐藤的眉头深深皱起：“这就是说，我们这个隔水邻居，将要取得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
外交才子爱知揆一所作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前景的判断，要比睿智的博士基辛格高明。在此届联大投票的同时，在北京的基辛格十分自信地认为：北京政权只可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进入联合国。
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作了记述，美日等22国的联合提案遭受重挫，“接纳中国、驱逐蒋帮”的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在10月26日的表决以高票数通过。
深受“尼克松冲击”打击很重的佐藤首相，很相信爱知所作的判断。面对70年代初变化的时代潮流，作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内阁首相的佐藤荣作，也不得不作出一点要调整日中关系的姿态。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数天前，在10月19日的日本第67届临时国会上，他在施政演说中也煞有介事地说：“在日中两国之间，要确立站在互相谅解、互相尊重这种立场上的新原则，积极致力于通信、气象、航空等诸协定的缔结……政府间的正式接触，要抓住时机继续进行。”
10月26日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佐藤不能不面对这一变化，又苦于无法与中国方面直接接触，就赶紧找福田外相密商对策。他俩议事的窗口正对着一方水塘，有几只鸭子正在水面浮游。福田指指窗外对佐藤说：“你看那几只水鸟……你表面上看不到它的脚趾在水底下划水，它仍然可以游到对岸啊。”
佐藤很快就悟出了含意，笑了：“看不到它在水底下划动，你是说搞秘密外交吗？”
福田点点头，随即提出了一个秘密方案。
周恩来拒收保利信件说：日本可以派出“基辛格”，
但要看代表谁
11月上旬周恩来特别忙，这是在兴奋及愉快中的忙碌。
林彪摔死，中国加入联合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务在紧张筹备。这一连串的好事，使他近些年来心头的压抑、郁闷消失了。月初以来，他多次约外交部党组及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在联合国的斗争策略及工作方针，反复推敲修改乔冠华团长在联大的发言稿。一直到11月9日，亲自去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毛泽东嘱咐他喘口气，睡个好觉，稍作休息。他笑了笑说，接见外宾就是很好的休息。
11月10日，他忙了一天国内事务之后，晚上又接见外宾。在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阿查里雅夫妇之后，又于深夜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该团是由日本国民议会中支持尽快实现日中邦交的议员组成的，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横滨市市长飞鸟田一雄任正、副团长。周恩来很了解情况，早知道美浓部亮吉和飞鸟田一雄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左派议员，多年来一直积极促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在春天时就注意到候选人美浓部亮吉在京都的知事选举中，以日本国选举史上的第一次的高票数当选，获得选票351万张，而比佐藤支持的自民党候选人秦野多了167万张。美浓部是以“佐藤下台”作竞选口号的，这足以反映了京都选民的心理向背。
会见的时候，周恩来一开始在寒暄中就祝贺美浓部再次当选，还准确地说出了其所获选票是351万张；这使在场的日本议员们十分惊讶与钦佩，觉得周恩来真了不起。美浓部也代表整个代表团祝贺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周恩来高兴地说：“由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现在正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大约明日能赶到纽约。”
美浓部掏出一封信递交给周恩来，说：“我们出发之前，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先生找到我，托我捎这封信给你。保利说，由于受到‘越顶外交’的冲击，自民党已经觉得美国不可信，也要为打开对华关系独自采取行动。”
递信时，美浓部介绍了一下保利的情况：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原来是田中角荣做干事长，佐藤在7月初改组内阁时，决定让田中入内阁担任通产相，而让原任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出任自民党的干事长。
周恩来打开保利的信件，迅速过目，由于他早年的时候曾经留学日本，也通晓日文，看得很快。信中说：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成了不幸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
周恩来阅信的时候脸色严肃起来，阅后即挥着信态度鲜明地说：“此信的内容，与‘台湾独立’论有关，我是拒绝接受的。”
周恩来说了“拒收”之后就将此信又递回给美浓部，并就信的内容谈起中方的看法：
“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两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
美浓部问：“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来中国访问，谈判解决两国间邦交正常化问题，中方都没有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为什么却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问呢？”
周恩来严肃地说：“佐藤与尼克松不同。中国同意尼克松访华，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级会谈可以，两国领导人也可以进行会谈，何况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间的问题。佐藤则不然！他一开始并没有诚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以后才表示希望访华，中国不能接待他。”
周恩来转而谈到中日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说：“朋友们，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
飞鸟田一雄副团长也问：“总理阁下，佐藤访华的事麻烦不少。我想问问，贵国可以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那么，能不能也让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呢？”
“日本基辛格”这个词一冒出来，使接见厅里有了一阵笑声。
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环视着在场的日本议员们，说：“至于说到日本要派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周总理对“日本基辛格” 的表态，也使在场的日本议员们活跃起来，交头接耳地议论。
由于此次美浓吉所转交的保利茂的信，是经过佐藤首相授意写的，经福田外相进行修改；这就表明：佐藤为了转移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使出浑身解数来寻找解脱困境的出路，以捞一根救命稻草。
早在这年9月30日凌晨1时30分，周恩来接见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就谈道：“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
周恩来否决了“保利信件”，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福田赳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
但是，在11月10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借此发出了一个新信息：
--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卷三十七 北京-东京：彼呼此应，隔海信息频传
“中日复交三原则” 明确地提出来了/ 田中当选的当天，就在谈话中向北京传递信息/ 周恩来对捎话人说：中国方面是会给予照顾的
［1972年4月12日-7月9日，北京-东京］
“中日复交三原则” 明确地提出来了
“中国那道厚厚的红漆大城门打开了，‘美帝头子’都能去中国，人们这就毫无顾忌而像潮水般地涌进去了！”
这是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之后，西方某报评论中的一段话。
尼克松访华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即1972年4月12日晚，周恩来连续接待了4批外国客人。黄昏时分，他先是再次会见了阿布·尼达尔率领的巴勒斯坦代表团，然后立即去机场欢迎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夫妇，接其到大会堂上海厅谈判了两国建交事宜，并举行欢迎晚宴；宴会后，又在陕西厅会见越南驻华临时代办；至夜里11时许，才轮到与郭沫若副委员长一起会见以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率领的民社党访华团。
民社党虽然只是日本在野党中的一个小党，党员仅有寥寥几万，在议院也仅占数席，远远不能与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相比，但周恩来也一视同仁，安排接见。由他与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郭沫若一同接见，已经是接待日方宾客的很高规格。他向来重视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来的朋友，无论是名人政要、企业家，还是教师、退伍军人、农民，甚至中学生代表团，他都接见谈话，以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1972年4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已经半年，尼克松实现访华发表了重要的“上海公报”，又连续有比利时、秘鲁、黎巴嫩、冰岛等11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有墨西哥、阿根廷、英国这样的大国，刚才又与毛里求斯总理进行建交谈判成功，日内就将宣布。周恩来尽管很忙很累，但心情很好，兴致很高。因此，在会见春日一幸时，思维仍很敏捷活跃，对中日关系问题也作了思考。
先是郭沫若就春日先生的名字说：“委员长的姓太美了，是春天的太阳。”
周恩来也语意双关地说：“现在我们国家也逢春暖花开，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想，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春天，也将会早日来到的。”
日本各政党访华团，在北京都会与中方发表一个有关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这次，春日先生是有备而来的。民社党此次接受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就是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本来，民社党虽然主张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对待1952年日蒋条约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的主张是不同的。1971年2月，该党在党的大会上，仍然主张不能忽视日蒋条约的存在，主张在外交上不能简单地予以废弃。但是，公明党首先调整政策，1971年6月8日竹入义胜委员长在神户声明改变对华政策时说：“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蒋条约应该废弃”；并主张“日本对中国有战争赔偿责任”。中日友好协会立即邀请公明党领袖访华，竹入义胜与周恩来见面之后，7月1日，公明党与中方联合发表了“复交五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三、废除1952年签订的日蒋条约；四、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五、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取消蒋帮在联合国的席位。
公明党的“复交五原则”，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和支持。周恩来并表示，要是日本政府能接受这些主张并付诸实施，中日两国之间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中日邦交，在此基础上缔结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