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和南洋各地的“选锋队”纷纷奔赴广州。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4月8日，革命党人决定由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指挥。赵声，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7岁中秀才，之后接受清朝的军校教育，并东渡日本考察。但他倾心革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后，赵声在广东新军任职，先后担任新军管带（营长）、标统（团长），并曾参加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脱险逃到香港。他是同盟会内突出的军事人才，应孙中山之召与黄兴等人再次筹划广州起义。因为赵声为广州城内官吏所熟识，不便入城活动，所以留在香港负责指挥协调，由黄兴去广州做前期准备。
也就在当天（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暗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严重影响了起义计划。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出生于贫苦家庭，少年时被骗到南洋各地做苦力，种过烟草、在锡矿做过工，曾一度回国投身行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制度的了解，让温生才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谋划刺杀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下旬，温生才潜回广州，伺机谋刺广州将军孚琦。
4月8日这一天，广州将军孚琦应邀参观法国人的远东飞艇社，返回路上遭到温生才行刺。温生才手持快枪向孚琦连续射击，孚琦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温生才逃离途中被巡警逮捕。温生才被捕后，广东巡抚张鸣岐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温生才气宇轩昂，镇定自若地说：“击孚琦者是我，主谋者也是我，何必多问！”张鸣岐问：“为什么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为什么明杀？”温答：“满清无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都是此辈官吏所造成。只恨我川资不足，不然到京师，可成大事！”张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答：“杀一儆百，吾愿一偿。”张说：“此处刑罚厉害，你难道不怕？”温答：“何不拿来一试？”张鸣岐威逼利诱不果，李准便施用酷刑，用抬杠轧伤了温生才的双脚，温生才都不屈服，终在15日被押赴刑场。途中，温生才神色自若，毫无怯色，对着人群高喊：“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孚琦被杀，清廷震惊，将张鸣岐提拔为两广总督兼署广州将军，加强对广州的监管控制。广州城内流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张鸣岐和李准二人不敢怠慢，在广州实行全城戒严，派出大批警察、侦探，加强巡查，四处搜罗革命党人的蛛丝马迹。一些革命机关和储藏军火的地点遭到破坏。考虑到新军倾向革命，张鸣岐和李准将新军枪机全部卸去，严加看管。广州城中一片风声鹤唳。鉴于清廷在广州严密戒备，革命党人处境恶化，加上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
在日益加重的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仍然陆续潜入广州。这些年轻人，大多数不是广东本地人，不懂粤语，而且许多人穿着西服或学生装，言行殊异，特别惹人注意。4月23日，黄兴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统一指挥越来越多的“选锋队”。
林觉民一行人也在此时到达香港。4月24日，林觉民夜宿香港临江楼。当天夜里，林觉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窗外，香江之水缓缓流淌，倒映着一轮皎月。林觉民触景生情，恍惚中仿佛回到了家乡福州的马江，飘回了老街的家里。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庭院，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的一个房间就是林觉民和妻子陈意映的卧室。这对小夫妻在里面双宿双栖。“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他和爱妻“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陈意映对丈夫爱意深重，难舍难分。林觉民东渡日本，她也永夜长开眼，日夜思念。林觉民回家，她多次提及要随丈夫游学。林觉民都婉拒了，现在想想，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如今，妻子怀胎八月，让林觉民如何割舍得下。
四五年前，林觉民曾对妻子说：“相比我死在你前面，我更希望你先我而死。”陈意映闻言生气，经林觉民一再解释才消减怒意。林觉民的本意是妻子娇弱，担心她经受不起丧夫之痛，林觉民当时就怕自己先她而死，将悲伤与痛苦都留给妻子，于心不忍，所以宁愿爱妻先死，让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悲苦。可惜，如今林觉民就要冲入刀光血影，在死亡的悬崖边徘徊，想必要先爱妻而死了。林觉民在心中默念：“爱妻，吾真不能忘汝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
给家人留言吧！林觉民起身，提笔写遗书。首先，他给年老的嗣父写了一纸短信：“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父亲辛勤持家，支持自己留学深造，却要承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更要承担今后家庭的困顿。林觉民想到此就心痛，但如果自己的死能够“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便只能咬牙请求老父亲谅解了。
对妻子，林觉民有太多的话要说，却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不知道如何下笔。他在笔端沾满了爱意柔情，字斟句酌，怕妻子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写到最后“泪珠和笔墨齐下”，直到天色将明才停笔。
在这份写在手巾上的千字长文中，林觉民深情地表白对妻子的爱，表达了舍家为国的决心乃是由爱而生。“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林觉民希望爱妻能够理解“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泪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他继续写道：“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今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林觉民还内疚地说：“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和着泪水写完遗书，林觉民不忍再读，将两封家书委托给友人，嘱咐“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随后，他毅然决然地赶赴广州城。
来到广州，林觉民看到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同志们：这里有34岁的同乡、出身清朝高官家庭的日本大学毕业生林文；25岁的同乡、曾在日本学习陆军的方声洞；在闽江口炮台任职、毅然辞别病重的父亲及妻子参加起义的冯超骧，当时31岁；26岁体格魁梧、慷慨善斗的会党人士刘元栋；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游历南北的清军军官饶国梁；福建连江县丹阳镇农民、30岁的陈发炎和29岁的陈清畴；40多岁出身广东少林寺、教拳为生的李德山；23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与燊；年仅17岁却参加过之前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之役的越南华侨游寿；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岁的木材商子弟周增；30岁的小学教师饶辅廷和南洋华侨、中学教师林修明；20岁的华侨、耶稣会传教士李炳辉，30多岁的华侨陈文褒……大家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前的人生轨迹相差巨大，在广州，在这座春意正浓的五羊城中，大家的人生轨迹都汇集到了一点上：广州起义！
4月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加强戒备。参与起义指挥的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情变化，主张起义缓期。喻培伦、林文等人担心起义拖得越久败露的可能性越大，坚决反对延期起义。黄兴再三思考，慎重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他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还在香港集结待命的大批“选锋队”不要再到广州来。同时，黄兴命令已到广州的“选锋”分批撤回香港。部分革命党人奉黄兴的命令，开始返回香港。
眼看起义就要夭折，喻培伦、林文等人心急如焚。他们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伦主张按期起义，情绪激动地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虽然下了暂时撤退的命令，但是内心也还在挣扎。本次起义倾注了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的巨大心血和期望，已经做了长期准备耗费了众多人力物力，一旦取消，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他感到没有脸再去面对革命同志和节衣缩食资助起义的华侨们，内心非常痛苦。喻培伦、林文等人的劝说，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不顾一切，争取按期起义，并且表示：“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林文马上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
黄兴等人重新部署起义，紧急召集开始撤退的城内同志。26日，李准从顺德调巡防三营入城。这支部队中的军官，包括哨官温带雄在内的多数人热心革命，其余军官持中立态度，只有极少数人反对革命。陈炯明等人闻讯，改变主意，向黄兴表示可以在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于是在小东营召集会议，决定新的起义计划。因为起义人数大为减少，革命者由十路缩减为四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杀掉张鸣岐；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接应倾向革命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吸收该所200名学生参加起义行列。
会后，黄兴立即给香港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让香港的同志们如期前来参加起义。非常遗憾的是，这封重要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
在香港，赵声之前听说黄兴要取消起义计划，内心既反对又担忧，本来计划27日亲自潜入广州协调指挥，26日深夜接到黄兴如期起义的电报后，知道事情尚且可为，心中大喜。此时尚有300多名“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支枪和许多子弹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起航。香港的同志们要按时参加27日的起义，时间上很困难了。赵声当机立断，决定将所有300多名同志全副武装，搭第二天（27日）早班船去广州；如果能混入城中，就参加黄兴等人的起义，如果在广州码头即被发觉，就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能够响应黄兴的冒险计划。但是，胡汉民和谭人凤等同志反对赵声的这个计划。他们认为300多人携带武器，从香港赶赴广州，危险太大，沿途随时可能出差错。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第一，让同志们分批潜入广州，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第二，紧急电告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争取在28日发动有准备的、更大规模的起义。
为了做好协调，谭人凤乘27日的早班船去广州找黄兴。赵声、胡汉民带领大部队搭乘晚班船前往广州。
黄花岗
1911年4月27日，阳光照在广州城上，照在城内越华路小东营5号。
这里是同盟会广州起义的指挥部。下午四点左右，黄兴在此召集同志们慷慨誓师。起义者们脚穿黑面的树胶鞋，用白毛巾裹在臂上做记号。恰巧赶到指挥部的朱执信本来有其他任务，见状当即决定加入起义队伍。他身上穿了长衫，来不及脱掉，就把长衫的下截撕去，成了短衫，要和大家一同出发。
搭乘早班船的谭人凤已到花甲之年，紧赶慢赶，在起义之前辗转进入了指挥部。他见到黄兴，转告了香港方面的决定，游说推迟起义的理由。黄兴说了一句：“老先生，不要多事，来扰乱我军心！”也许是受到群情激昂的革命热情的感染，本是来游说推迟起义的谭人凤转而赞同立即起义，并向黄兴请战，要加入起义。黄兴见谭人凤年事已高，不便参战，劝他：“先生年纪已老，后方事还要人办，这是决死队，望你不必加入。”谭人凤坚持：“难道你们敢死，我独怕死吗？”黄兴只好掏了两把手枪交与他。谭人凤根本不懂枪，抚摸枪身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机头打开了，手指头一动，突然“砰”地响了一枪。屋里人多，但幸好子弹穿向屋壁（一说射伤了一位同志）。黄兴一把从谭人凤手里夺过了枪，连声说：“谭胡子不行，不要捣乱，误了大事！”枪响后，大家吓了一跳，害怕暴露了目标，把清军吸引过来。众人屏气凝神，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幸亏当时街上响声很多很杂，把刚才的枪声给冲淡了。大家这才放松下来。
下午5时30分，臂缠白布、脚着黑鞋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黄兴率领主力冲出小东营5号，杀向两广总督府。喻培伦肩挎盛满炸弹的竹筐，左手持号筒，右手持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次起义基本上是黄兴这一路130多名“选锋队”在孤军作战。赵声率领的香港同志还在赶来的路上；广州城内的其他三路，因为陈炯明、胡毅生等消极等待，擅自决定了停止起义而无人领导，很多人没有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少数人听到黄兴一路的枪声后，不顾身单力薄，零零散散地冲出隐蔽所响应起义。一时间，广州城内枪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