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拉响告急警报
老子曾说“福兮，祸之所伏”，1860年的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也大抵如此。就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在东线横扫苏南，高歌猛进的紧要关头，太平天国西线重镇安庆却频频拉响告急警报。
早在陈玉成参加二破江北大营战役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开始图谋安庆了。1860年2月，安徽西部的军事要地石牌、太湖和潜山已经被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军在安庆外围只剩下东北方的枞阳这个唯一的据点，曾经固若金汤的安庆面临着被湘军彻底包围的危险。
安庆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上游最重要的据点和屏障，也是陈玉成在安徽赖以立足、用来阻击湘军的核心地盘。按照天京会议的部署，东线主力此时应该及时回师西线前去对付围攻安庆的湘军。
1860年6月17日，天京会议规定的一个月期限已过，于是陈玉成到天京求见天王洪秀全，请求落实天京会议精神，并特别请求调派忠王李秀成联手实施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计划。洪秀全没有批准陈玉成的请示，而李秀成此时正在上海与洋鬼子死磕，压根儿也不提解救安庆这回事儿。
但陈玉成还是决定再等等李秀成。一来自己不能弃李秀成而不顾，二来他需要与李秀成联手对付湘军，所以他继续留在浙江北部给李秀成帮忙，希望李秀成能快点平定上海，以便尽快履行天京会议的约定。
可是陈玉成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个月，上海依然未能攻克，李秀成却坚持继续在苏南和浙北折腾，绝口不提西进之事。
就在太平天国上层一再拖延回师西进的时候，安庆的局势也越来越危急。1860年6月，最后一个据点枞阳失守，安庆已经陷入了湘军的重围之中。
为了天国，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吧！于是在1860年9月的一天，陈玉成到苏州会晤李秀成，有关这次谈话史料上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其实不难推测，无非是陈玉成劝说李秀成同去江北援救安庆。
会晤没有任何结果，这两个实力派人物，曾经精诚团结、携手并进，共同创造了很多辉煌战绩，这一次却不欢而散。也许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竟然是诀别！
陈玉成绝望了！他终于意识到安庆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如果再不回去，安庆就真的要完了！
援救安庆，刻不容缓！
兄弟们，出发！
陈玉成不再对李秀成抱有幻想，独自率领手下兵将从天京九洑洲北渡长江，攻占安徽定远炉桥，开始了援救安庆的铁血悲壮之旅。
对手越来越强大
枞阳是一号太奸韦俊帮着曾国藩打下来的，但他还不是阻止陈玉成解救安庆的劲敌，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才是陈玉成真正的对手。
摆在陈玉成面前的难题是，曾国藩这个对手越来越强大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有名无权的民兵总司令，而是手握大权的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
1860年6月，咸丰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由曾国藩暂代。1860年8月10日，咸丰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曾国藩正式走马上任，开始挂印办公。两江总督手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大权，位居从一品，三省巡抚以下所有官员都要听其号令，曾国藩成了真正的地方实力派。此外，咸丰还给了曾国藩一个更加神气的头衔——钦差大臣，并宣布长江南北两岸所有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
曾国藩已年近半百，能供他奋力拼搏的时间已经不是太多。一直没有地方实权的他，靠着自己坚忍卓绝的毅力和步步为营的谨慎，这才有了今天的扬眉吐气，其中的滋味又有谁能体会得到！
激动兴奋的不只是曾国藩，欢呼雀跃的还有他的朋友和同事们。比如胡林翼就打心眼里替这位老乡高兴，“涤帅诚得督符兵符，则否极泰来，剥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纾耳。”（《胡文忠公全集》）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会纳闷了，咸丰帝不是一直提防着曾国藩吗，现如今怎么突然开始重用曾国藩，莫不是脑袋被门挤了吧？
咸丰的脑袋瓜子当然没有出什么意外，他这么做是有苦衷的，简单来说，完全是被形势逼的。此事的根源都在江南大营，咸丰原本想依靠满人围攻并且拿下天京，结果向荣与和春都不争气，江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扫平，前线能打的就剩下湘军，不提拔曾国藩，还能靠谁去打下天京？
绿营的无能，让曾国藩坐上了直升飞机，一下子跳到地方最高长官的位置上。他现在掌握了三省的地方实权，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但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对付太平军，而且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谋划他的军事行动。
陈玉成面对的是一个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不但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而且他还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
曾国藩打下九江之后就一直瞄准安庆，对其他地方都不感兴趣。咸丰曾经多次催他前去援救苏南，他都抗命不从。
曾国藩为什么敢冒着抗旨的危险，紧紧咬住安庆不放呢？
这得从曾国藩的战略构想说起。他通过总结历史上争夺长江的战例，结合自己与太平军交手的经验，总结了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认为，长毛之所以一直在长江占有战略优势，无非得益于天京上游的三座重镇：武昌、九江、安庆。现在武昌和九江都已经被他解决，接下来只要解决了安庆，清军的包围圈就能合围，长毛就折腾不了多久。
曾国藩这次铁定了心要拿下安庆，集中所有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安庆，这也是陈玉成将他视为心头大患的原因。
曾国藩走马上任以后，由于控制了地方实权，他提出的“以湖南、湖北、江西为根据地，以皖南为突破口，先取安庆，再破金陵”战略构想迅速得到落实，围攻安庆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到1860年9月底，曾国藩终于夺取了安庆外围的全部城市，从容地完成对安庆的战略大包围。
对手越来越强大了，陈玉成援救安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可是为了天国的未来，他必须勇敢去面对这一切。
陈玉成一救安庆
战机是稍纵即逝，一旦被错过就很难挽回，就像俗话所说的“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姗姗来迟的陈玉成，已经遗憾地错过了两次宝贵的战机。第一次是曾国藩夺取安庆外围城市之时。那时陈玉成正在东线摧毁江北大营，要不然湘军在安庆外围也成不了气候，安庆也不会这么快就陷入重围。第二次是在摧毁江南大营、东征苏南基本完成时。那时枞阳还在太平军手里，如果陈玉成及时赶到，便可与安庆守军里应外合，阻止湘军包围圈的形成，战事还不至于坏到这个程度。
现在为时已晚，安庆城外聚集了大量湘军水陆主力部队，安庆北面的挂车河与青草塥分别驻扎了一万湘军，杨载福的水师也控制了安庆一带的长江水面，安庆彻头彻尾地成了一座孤城。
杀到安庆城下打破重围，首先要解决挂车河与青草塥的湘军。
但聚集在安庆城外的湘军已经达到七万人之多，陈玉成明显处于劣势，为了确保救援行动的成功，陈玉成不得不找朋友来帮忙。
这也是陈玉成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朋友——捻军。1860年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逼近桐城，在桐城西面的挂车河一带修筑营垒四十座，他决定从这里撕开一道进军安庆的口子。
战事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一向以英勇善战而著称的“战神”陈玉成，先后发动的两次进攻竟然都大败而归。
不是陈玉成不能打，而是因为他碰到的对手实在太能打。连挫陈玉成的这个猛人名叫多隆阿，满人，副都统，因为比较能打，人送外号“多龙”。从这个外号就不难看出这个人的作战风格和作战能力，此人不但勇猛善战，战风剽悍，他手下还有一支强悍的“步骑混成旅”，擅长使用步骑结合的灵活战术。与太平军交手对阵时，多隆阿有一套独特的战术，他往往先用步兵正面迎敌，然后用马队快速迂回包抄，将对方阵形冲乱之后分割包围，与步兵形成夹击之势，一般人很难对付。
陈玉成远道而来，以劳攻逸，没有马队，败在多隆阿手里也不算冤，况且他并不是败在多隆阿一个人手里。
与多隆阿联手打败陈玉成的还有一个也非常能打的湘军将领，此人名叫李续宜，可能有读者猜到他的身份了——在三河被陈玉成干掉的李续宾就是他的哥哥。这个人不但能打，而且为家兄复仇雪耻的想法也非常强烈，所以多隆阿邀请他参战时，他二话没说就上来了。
1860年12月10日，陈玉成再次遭到多隆阿与李续宜的联合反击，这次的暗算让他猝不及防，再次大败而归。
陈玉成三战三败，损兵折将，只好率部退回桐城再做计较。捻军龚得树和孙葵心部损失也不小，也只好率部前往庐江休整。
陈玉成在挂车河遭遇重大挫折，深知不能再去冒昧闯关，除非他想把主力都在这里耗光。解决不了多隆阿就不能向安庆进军，否则将会腹背受敌，弄不好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以桐城为基地实施正面进攻的方案看来是行不通了，陈玉成决定另外找一个突破口，来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围困。
遭遇一号太奸
陈玉成选择的第二个突破口，是安庆东北方向的枞阳，在这里他将要遭遇一个不但可怕而且可恶的对手——太平天国前右军主将一号太奸韦俊。
陈玉成早就想来收拾韦太奸了。这个可恶的太奸，先是夺了枞阳断了安庆最后一线生机，不久又断了自己的粮道，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清妖的铁杆帮凶。
镇守枞阳、阻击陈玉成是韦俊面临的又一次考验。刚刚打下枞阳不久的韦俊，又要接受守住枞阳的新一轮“政审”，而这也将决定着他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太奸。他虽然讨厌这种猜忌，但这是一个太奸无法逃避的宿命，他必须再次通过政审，而且还要继续拿高分才行，不卖力肯定是不行的，不打出成绩来更加是不行的。
人生总是有很多无奈，太奸的无奈更甚于常人。韦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太奸，不但要表现出自己的忠诚，而且还要表现出一个太奸应有的价值。打好了，朝廷还当他是条狗；打不好，连条狗都不如。上太奸这条船难，下这条船更难。韦俊没有选择，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除非他从不曾迈出太奸之路的第一步。
韦俊是陈玉成的老领导，后来又作为下级跟随陈玉成打仗，自然熟悉陈玉成的作战风格和套路，同时他还知道太平军守城的绝招，他更知道守住枞阳的秘诀，这就决定了陈玉成攻打枞阳将会异常的艰难。
1861年1月2日，陈玉成为了打通安庆东面交通线，在七里亭集结主力，准备东进夺取枞阳。
湘军前线总指挥胡林翼并没有任命韦俊做枞阳的主将，而是任命总兵李成谋担任主将，韦俊只是协助他的副将。胡林翼这是明摆着让韦俊出力，让李成谋收功，当然还要负责监视。面对如此周到的“照顾”，韦俊只能默默忍受，他知道自己现在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有的只是尽心尽力干活的义务。
韦俊此时的职务是游击，只是一个从三品的头衔。韦俊投降后献城失败，而后手下将官们不从，因而在清政府眼中一开始就不大值钱，政治待遇也因此大打折扣，所以他需要新的战功来增加自己的分量。摆在韦俊面前的问题是，自己能不能得到朝廷的进一步认可，要看枞阳一战能不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要不然恐怕还得继续掉价。
枞阳前敌司令官李成谋决定采取以逸待劳、只守不攻的策略，在枞阳的要冲地带筑起坚垒，坐等陈玉成前来叫阵。
为了博得新领导的掌声，副将韦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样排兵布阵是不行的，要想成功阻击陈玉成，必须守住一个关键的要害之处——枞阳街头。他分析说枞阳附近沟河纵横，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作战，如果没有水师协助，大部队的陆军要想通过枞阳到达安庆，就必须经过枞阳街头才行，只要死死卡住这个要害，陈玉成插翅难飞。韦俊精辟的分析显示了他非同寻常的军事才华，也证明他不愧是“太平天国前右军主将”。
李成谋认为韦俊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将这一重任交给韦俊，嘱咐他一定要守住这扇大门，置陈玉成于死地。韦俊便在枞阳街头修筑防御工事，正面扼守交通要道，等待昔日的兄弟前来送死。
不出韦俊所料，陈玉成果然首先率部攻击枞阳河岸，但是由于没有水师策应，攻击未能奏效，他只好转向陆路，试图从枞阳街头打通道路。
1861年1月5日，陈玉成率部全力攻击韦俊哨卡。韦俊依托地形，扼住要冲，陈玉成虽然多次冲锋，但仍寸步难进。
就在战事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水师提督杨载福见陈玉成攻势凶猛，担心韦俊不是对手，立即率领两营水师前来助战，陈玉成由于水陆两面受敌，更加难以突破韦俊的防御线。
韦俊知道杨载福这次前来实际是身负双重使命，一来是助阵和助威，二来是监视和督促。看来清廷对自己还是存有戒心，韦俊只好亲自前去督阵，重创陈玉成的攻城部队，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忠心。
陈玉成受阻于枞阳街头，只好退兵准备迂回进兵。杨载福趁机死死扼住枞阳各处要道，全面切断陈玉成从枞阳进援安庆的线路。
1861年2月12日，经过十天的血战，陈玉成还是没能攻占枞阳，只好黯然撤退。
陈玉成攻打枞阳再次失手，以“正面突破”为作战方针的第一次援救安庆行动彻底破产。陈玉成将成功援救安庆的希望寄托在了第二套作战方案上。
一个致命的漏洞
陈玉成决定实施的第二套作战方案，无非是洪仁玕在天京会议上曾经提过的“围魏救赵”。
这个方案是这样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从长江北岸和南岸进军，攻打湖北重镇武昌，这样一来围攻安庆的湘军就会回师湖北，安庆之围自然不攻自破。
陈玉成两次正面强攻失败之后，洪秀全也开始意识到安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命令李秀成迅速率领主力西进，联手实施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
从军事理论层面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方案。陈玉成的正面强攻之所以屡屡受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只能被湘军牵着鼻子走，落在曾国藩布好的口袋阵里不能自拔，致使湘军布置在安庆外围的精兵强将，得以顺利实施“围城打援”的战略目标。围魏救赵这个方案，正好深得避实击虚的兵法精髓，不但可以反客为主，将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也恰好是曾国藩攻打安庆战略的克星。
曾国藩分析太平军守城的特点，他认为要想直接攻克太平军的城池，尤其是像安庆这样的坚城，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基本没有可能，因为太平军非常精通守城之道。要想拿下安庆这样的大城，办法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封锁、围困，切断城内城外的联系，等到太平军弹尽粮绝之后再一举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