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真定人，晚年自号萧闲老人。
北宋末年，蔡松年跟随父亲蔡靖参加了抗金斗争，在北京一带守卫燕山府。结果北宋王朝日益腐败，蔡靖的军队被金兵打败，蔡松年和父亲一起投降了金朝。此后，蔡松年当了个县令长史，相当于县长助理。不久他升官到真定府判官，类似现在的法院院长。
后来，蔡松年跟随金太祖的四子金兀术南下伐宋，路经太行山，发现有一千多居民逃到山中，金兀术要全部处死。蔡松年对金兀术说：“这些人都是无辜百姓，因为不知道大金王朝的仁德，所以躲到山里。如果杀了他们，只能让更多良民对我们仇恨。”金兀术觉得言之有理，就把这些贫民放了，使千余山民免遭杀戮。
后来，蔡松年在金兀术手下任总军中六部事，成了金兀术的死党。跟随金兵南下进攻宋军，这次征战，蔡松年功劳卓著，金兀术回师后向朝廷推荐蔡松年当了刑部员外郎，协助办理司法事务。
不久，金朝的汉族官僚分成两派，一派是从辽国投降的汉人，另一派是宋朝投降来的汉人。宋朝的降臣一派就以蔡松年为首，辽派的首要人物是当时的丞相。蔡松年最初也想结交一位叫田珏的辽派重臣，但田珏认为他是宋朝降臣蔡靖的儿子，看不起他。蔡松年耿耿于怀，经常在金兀术面前说田珏的坏话。
巧舌如簧，看蔡松年如何说死丞相党？
官运亨通，蔡家父子怎样被金国表彰？
位高权重，官居宰相却为何深感恐慌？
有一天，蔡松年陪着金兀术探望得病的丞相。田珏也在丞相家，听说皇子与蔡松年到了，丞相为了避嫌，就让田珏赶紧躲藏到屏风后面。金兀术寒暄之后，问丞相：
“您年纪大了又病重，谁能接任宰相呢？”
丞相就借机推荐田珏。金兀术因为事先一直听蔡松年对田珏的谗言，所以就冷笑着说：“哼，这个人啊，别说当丞相了，就该杀。”田珏在屏风后听了，吓得浑身冷汗。
蔡松年很得意，于是就和尚书令一起告田珏结朋党。结果，包括田珏在内的辽派党羽先后被罗织罪名斩杀。
这件事之后，蔡松年官运亨通。尤其是海陵王当皇帝之后，蔡松年如日中天。因为海陵王和蔡松年原来都在金兀术麾下做事，关系密切。再说，辽派的降臣对于金朝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而重用宋朝归降的汉族官吏，对于招降宋朝将吏具有示范价值。所以蔡松年从吏部侍郎升迁户部尚书，相当于副部级升到正部级。
海陵帝迁都燕京，蔡松年任榷货一职，掌管物质和皇家用品，管理发买各路的香料、茶盐钞引，掌管经济大权。他还建议金朝恢复“钞引法”，增加商税，盘剥中原的民众，使金朝的国库充盈。
之后，金兵准备攻宋，海陵帝把蔡松年作为宋朝降将的楷模，吸引南宋君臣，还派蔡松年出使南宋进行劝降。在短短的两三年中，蔡松年连续从吏部尚书，拜参政知事副宰相，从崇德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很快又升为正二品左丞，封郜国公，进拜右丞相，封卫国公，达到了汉人最高的政治地位。
蔡松年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内心很矛盾。他本想隐居山野，采菊东山，可晚年受到金朝女真统治者极高的荣宠，他不能不报答金朝的知遇之恩，而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又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和恐慌。正因为如此，蔡松年虽然在政治上享有殊荣，但并不高寿，五十三岁就死了。
蔡松年死后，金朝还拿他作为样板。海陵帝亲自到蔡松年府上祭奠，加封他吴国公，朝廷出资把他送回真定安葬，汴京城里四品以下的官吏要护灵十里，浩浩荡荡，为的就是一个名人效应。
蔡松年死后，金朝拿他儿子做样板，特恩他的长子蔡珪为翰林修撰，二儿子赐进士第，待遇优厚。蔡珪任翰林修撰八年后，改户部员外部兼太常丞。凡朝廷中各项制度的增损，都由他编类详准，检讨删定，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
后授他河东北路转运副使，相当于山西的省长。不久他又入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封真定县男爵，地位也很高。
但是，不幸的是蔡珪得了一种怪病。他一下子失音不能说话了，再也不能像他爹那样为金朝鼓吹了，所以他不得不退休回家，写写书法，玩玩诗词，了却余生。1174年病逝。
蔡珪是金朝很有才气的一代文人，不仅诗词写得好，他的书法也很有名，尤其是篆书，有唐代赵郡李阳冰的遗风。
前几年在北京城里发掘出来的一通著名石刻——吕徵墓表，就是蔡珪书写的碑额，受到书法家们高度评价。
要说蔡珪因为失音而一生留下遗憾，但他毕竟还算锦衣玉食，下面要说的这个真定名人，可算真的倒霉。
红颜祸水，一个妃子如何搅得满朝风雨？
仗义执言，一篇奏章怎样招致锒铛入狱？
百口莫辩，一首诗词为何引发仕途悲剧？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做河北南和县主簿，管户籍。他政绩不凡，升到现在北京良乡令，又迁监察御史。
他是金朝最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大家。但是仕途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在一场党争中，身陷文字狱，被发配东海十多年。
这要从金朝宫廷腐败和派系斗争说起。
金章宗对元妃李师儿非常宠爱，就像唐朝的杨贵妃，李元妃的兄弟都位居高官，一家权势熏天，士大夫们都依附她家。
丞相胥持国向李元妃百般献媚。李元妃出身微贱，也想借助权贵抬高地位，所以经常在章宗面前夸奖丞相的才能。金章宗被李元妃的枕头风吹得不辨真伪，非常宠信这个丞相。周昂的好友冀州人路铎上书章宗，说李元妃出身低微，有辱圣德，她的兄弟们恃宠索贿，有杨国忠之祸。这本来是忠于皇帝的良言，但是惹恼了金章宗，路铎被从官场除名，布衣还乡，后来又被派到偏远地方做候补官员。
周昂对这个朋友很仗义，就写了《送路铎外补》为其送行。诗中写道：“龙移鳅鳝舞，日落鸱枭啸。未须发三叹，但可付一笑。”意思就是：龙走了，泥鳅鳝鱼狂舞，日落了猫头鹰叫嚣。所以你不必哀叹，付之一笑便可。
本来朋友之间送首诗很正常，不料这首诗为真定的周昂招来一场横祸。这得怪周昂的好朋友赵秉文。
赵秉文是金朝著名学者，河北磁县人。
当时，到金朝任应奉翰林字学，就是给皇帝写写抄抄的笔吏。他刚任职，就上书章宗，显示自己的才华，论述为君之道，希望“陛下进君子，退小人”。章宗派人把赵秉文召入宫中问：“当今君子是谁？小人为谁啊？”
赵秉文说：“臣刚从外地进京，听到朝廷士大夫议论如此。大家对丞相评价不高。”章宗刚任胥持国为宰相，特别宠爱，听赵秉文非议胥持国，大怒，把他交由胥持国处理。胥持国把赵秉文下狱，审问来龙去脉。赵秉文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自己恩人、朋友私下说的话，包括御史周昂等人。
于是胥持国就把这些汉族官吏拘捕，并搜查他们诽谤朝廷的书信文稿，结果发现周昂《送路铎外补》这首诗。胥持国等认为，这首诗是把龙、日比作死去的先皇，而用鳅鳝、鸱枭诽谤当今皇上。章宗听了怒不可遏，结果各杖赵秉文和周昂七十，全贬外官。
后来，周昂费了好大劲在朝廷游说，总算又被起用，但只能到没人愿去的边塞当都军。好不容易，获得了一点战功，以边功委任他做三司官。可他不愿出任三司，自请跟随宗室亲王去戍边，到河北抗御蒙古。结果在蒙古大军进攻时，金朝的亲王临战脱逃，周昂临危抗击，最终寡不敌众，城破人亡，成为金王朝战争的牺牲品。
周昂一生博学多识，文笔高雅，以杜甫、韩愈的诗词为榜样，推崇苏轼，著有《常山集》。元好问的《中州集》中收了他的诗文百篇，尤以边塞诗驰名，内容有咏怀、吊古、伤别、写景、边塞、悯农等各种题材。其中《莫州道中》是写任丘莫州边塞的诗：“大陵河东古莫州，居人小屋如蜗牛。屋边向外何所有，唯见白沙垒垒堆山丘。”沉郁苍凉，在金诗中不多见。
周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徒弟王若虚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王若虚还是周昂的亲外甥，他不仅诗写得好，命运也比他这倒霉舅舅强多了。
爱民如子，王若虚为官如何惠及乡里？
才华横溢，却因何难题自觉必死无疑？
驾鹤西归，王若虚之死又是何等神秘？
王若虚，字从之，真定藁城人，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进入元朝后自称“滹南遗老”。
王若虚出生在金朝鼎盛的大定年间，自幼聪明颖悟，“博学强记，诵古诗至万余首。师从舅父周昂，才华横溢”。二十岁时他被举荐为经义进士，在任河南新郑、陕西宜川县令时，惩治贪官污吏，除霸安良，讼断公平，深受百姓爱戴。他写过《门山县吏隐堂记》：“做官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县官不同百姓接触，如同父母子女分离。”因此，王若虚做县官，体察民情，任职期满离去时，老幼乡民攀辕欢送。他被荐入国史院编修官，后奉使西夏，撰写《宣宗实录》而留京师为著作佐郎。后他转陕西延安刺史，不久又入为直学士，成为皇帝的侍从。
后来，在蒙古大军进攻下，金哀宗逃出京城。金朝元帅崔立在京城政变，自命都元帅、尚书令，投降蒙古。崔立的尚书威逼王若虚给崔立撰写功德碑。
王若虚很苦恼，对好朋友元好问说：“如今国贼让我作碑，如果我不从就要被杀。如果我写了，真是辱没我一生的名节，不如死之为好。”元好问帮他出主意，让他去问那尚书：“大人啊，你说这功德碑该如何写？是写丞相举城归降还是忠贞不屈呢？”尚书一听，大怒说：“丞相以京城降服，使百万生灵免于死，这不是功德吗？”王若虚说：“自古以来，门下人以为主帅开城投降作为功德来颂扬，很难取信于后世。因此，这种功德碑应该请后人来写。”尚书无奈，只得让元好问起草。元好问写成后与王若虚共同修订，全文只直叙几月几日发生某某事件，不加褒贬。崔立很不满意，恰逢蒙古兵攻下开封，此事不了了之。
1234年金朝灭亡，王若虚微服北归真定，居乡里十余年。七十岁时，王若虚与家人、好友东游泰山，对同游者说：“我一生坎坷，若能终老于泰山也就如愿了。”他坐在大石上，良久瞑目而卒，驾鹤西归。
王若虚在儒家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造诣很深，著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等著作，他为真定留下了一篇《恒山堂记》：潭园有恒山堂，为北宋行宫的门楼，是朝中大员在河北西路的官衙。这座建筑“堂广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煊斯飞，俯瞰北潭，备诸胜概。”
清代河北学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王若虚：“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
这正是：
降金文人蔡松年，官尊位高心灰暗。
周昂坎坷教甥男，若虚治学著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