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钟头，袁世凯就将营队整肃得服服帖帖，一切就绪。次日登陆，袁军一路如疾风偃劲草，直奔朝鲜王京。长庆大军随后跟进，入内陆五十里，则见袁世凯数骑在前迎候，说是前面路途安全，一切安顿之处准备妥帖，请大帅升帐。长庆看到他如此精干，指挥若定，大为满意。进得营帐，袁世凯才说：“现在有要事禀报大帅！”长庆说：“好好，你说。”袁世凯说，所带营队中有兵士劫掠鱼肉百姓。长庆闻说，乃拍案大怒，大声喝道你为何不严办！世凯连声应道：“喳！喳！我已经请得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这一下，长庆大出意料，笑逐颜开，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果然是将门虎子！”经此一番考察，从此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更无怀疑。而袁世凯也因此得以在朝鲜立足，先后长达十二年之久，始终处在对抗日本的最前沿地位。
袁世凯斩得七颗人头以立军威时，尚不足二十三岁。
4．危机与转机朝鲜乱局是以中国“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面临的危机，这一番局面，不仅是东西方实力的较量，也是东西方国际秩序观念的大冲突，是附于枪炮之上的西方主权国家观念与东方天朝观念的碰撞。此前中华文明朗朗上口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几场战争之后，念叨的则是“落后就要挨打”了。
然而，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有危机的地方就有机会。对庸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对强者来说反而是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最好时机。庸人之所以为庸人，也许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危险，却看不到，也没有勇气去抓住危险之中的巨大机遇，所以他们永远四平八稳、毫不起眼。而强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冒险，而且愿意为这冒险承担责任，于是往往冒险成功之后，他们就脱颖而出。
看看袁世凯一生的几次巨大跃迁，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实现的？
1894年，在大局糜烂的甲午战后，袁世凯抓住时机掌握操练新军的大权；1898年戊戌政变，袁世凯获得山东巡抚的厚赏，从专任官员一跃而为方面大员；1900年庚子事变，袁世凯更是借机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随后得到直隶总督这个大红印把子，终于可以操纵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群雄逐鹿，他更是将大好江山收入囊中，登上了功业的顶峰。
这种把握机遇的本能，是袁世凯的天赋，也是晚清其他几个巨头所望尘莫及的本领。这种天赋在袁世凯早年从军朝鲜时就表现出来了。
在壬午兵变中，吴长庆等人倾向让闵妃重新掌权，于是设计智擒大院君李昰应，将其迅即移往中国军舰，后送至中国保定软禁达三年之久，以消弭朝鲜内部政治势力的冲突。朝鲜兵乱很快平定，吴长庆军驻扎朝鲜。
1884年，这时中国南疆果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仅留三营军队驻防朝鲜汉城，袁世凯是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任军务帮办统率一营军队，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处心积虑欲吞并朝鲜的日本这时候看到机会，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的“甲申政变”。这时中国驻军领袖、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欲待北洋定夺对策，但此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袁世凯一看，这等紧急时刻，哪里还等得及国内研究之后发指示，力请出战，救出国王。那两位军事长官不肯“擅作主张”，怕承担责任，最后经不住袁世凯严厉要求，决定出兵干涉。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数日，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日使和朝鲜亲日派看大势已去，再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连忙狼狈出逃。
甲申朝鲜一役，若不是袁世凯一人临机应变，敢于负责，力主开战，则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早已脱离中国。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次胜利，是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袁世凯赢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鸿章之刮目相看，就是从这里开始。
甲申一役，袁世凯虽然暂时保住了大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权，他自己却反而陷入了困境和危机。但他很快把这危机变成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的困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年轻气盛，遇事专擅，揽权自用，权力欲极为旺盛，不容于当时驻扎朝鲜的其余中国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吴长庆淮军的积年旧部。他被吴兆有等人参劾，理由则是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直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而且他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大笔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出手非常阔绰，并且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训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后来袁世凯不得不自己赔付了这一大笔抚恤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反戈一击，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不肯善罢甘休，积极布置，陆续向朝鲜增兵。朝鲜的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候中国和另一强敌法国的战争在华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刚刚摆平十几年的洪杨和发捻之乱，且又力战收复新疆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拖得奄奄一息，怎么可能再经得起南北两端同时和两个国家开战呢？内外交逼之中，清廷派出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袁世凯。吴大澂出身清流党，向来主张对外强硬，但这一次形势如此严峻，朝廷该如何处置袁世凯？
袁世凯在他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对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
这场危机并不关涉到他对军国大事的判断对错，而是关涉到他在中国特有的官僚政治体系中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他破坏了这个体系长久维持的某些原则，让那些靠这个原则而得安宁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愤恨。
甚至袁世凯最初的赏识者张謇，对袁世凯也不能容忍。在一封致袁世凯的信中，他挪揄道，“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袁世凯对他的称呼，则“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因为袁世凯升迁得太快了，而他这时候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和大权在握的那种得意。当他只是一营前小卒时，他谦恭懂礼，“谦抑自下，颇知向学”。
可是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对耆老旧宿颐指气使，张狂跋扈，整军发令免不了对这些长者辞严色厉，这岂非正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来，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幕：袁世凯刚刚率队登陆朝鲜时，在路边迎候长庆和张謇，当长庆捻须微笑对张謇说，慰庭不错，不枉你老师推重的时候，袁世凯诚惶诚恐滚鞍下马，连连磕头，连声向长庆和张謇说，谢大帅提拔，谢老师夸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让张謇感到欣慰啊，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如此强烈直露，以至于他不顾中国官场一般的交往原则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按照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吴长庆提拔起来的，他就应该对吴长庆保持个人忠诚，可长庆虽是淮军系统出身，却和淮军老大李鸿章在政见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凯的战略眼光，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终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长庆1884年就病死军中，依靠吴长庆这棵小树，袁世凯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荫凉的。所以袁世凯驻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交结李鸿章，赢得他的注意，这是他继续获得权力的必经路途，以袁世凯的为人，他不可能为了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以后袁世凯在很多重要关头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腾挪转移，一点都不觉得矛盾为难，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仕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辜负吴长庆的提拔，而背叛自己的“恩公”，这在袁世凯所厕身的政治环境中，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是一个道德原则问题。张謇邀集吴长庆幕中几名袁世凯的故交，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尖酸刻薄地把袁骂得一无是处。
袁世凯没有对这封信作答。他不善、不宜——或许还有不屑——对此作答。他们两人从此不通音信十余年，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才再度相晤。
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教会了他们掩饰自己的欲望和真实想法。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
至于那些和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吴长庆旧部，则更有愤恨的理由，因为他们花了多少年积累的资历，在这位年轻人的眼里直如无物。袁“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官至三品。更难受的是，他们享用已久的某些特权，被这个半路杀出的毛头小子剥夺得所剩无几。前面说到袁世凯初露头角是因为治军极严，杀戮狠当。可是，军队骚扰民间向来是清军的传统，放纵部下掳掠有时候是鼓动军队斗志的一招，而且统军将领多少能从部下掳掠中得到点实惠——据说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的南京时就得财无数。驻扎朝鲜的清军将领除了吴长庆这样的儒将，是没有人具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不会将清军在朝鲜的作为放到整个中国战略全局中考量。但袁世凯虽不过二十出头，却视野宽广、深谋远虑，具有世界眼光。他知道清军在朝鲜军纪弛坏，将严重危及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这和军队在国内骚扰民间影响完全不一样，他看出让政变中受害的亲华派朝鲜大臣迅速得到安抚和支持，是保持中国在朝鲜支配地位的一个关键，所以他大胆将军饷挪作抚恤费。袁世凯绝不贪财，这是他一个少为人知的特点。
《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幕僚撰写的记叙袁世凯早年在朝鲜活动的“回忆录”，其中多粉饰赞颂之词，但也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其中记载袁世凯禁止军队骚扰民间：
“将多吴公（吴长庆）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袁世凯）因曰：
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请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 “有武弁凌辱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属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袁治军的严厉，虽然过于张狂跋扈，对于散漫的清军却是对症良药。可是以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来整顿大军，那些老将何以自处？所以袁世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压抑排挤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在中国这个注重个人人际关系的特殊政治网络中总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靠种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手腕取得显赫的权势，完全是因为他饱浸在中国这个政治“酱缸”里，他深知这“酱缸”的各种成色。可是他初登政坛的时候，却是如此“幼稚”。这种“幼稚”， 在以后的袁世凯身上再难直白地见到了——他改弦易辙了。
吴、续两位钦差刚抵达朝鲜马山浦，袁即于第一时间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动作迅速而又恭谨，全无倨傲之态。到得汉城，不待传唤，马上亲自谒见，当面辩解，言词恳切。最关键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改变了两位钦差的先入之见。
朝鲜当时尚是中国的藩属，按照礼仪，“天朝”来了钦差，韩王应该首先亲自拜见钦差，行礼如同天子亲临。但是这时候的朝鲜已经看出大清帝国外强中干、奄奄一息，加上欧美列强和日本与朝鲜交往日多，也让朝鲜开了眼界，朝鲜再也不肯对清朝服服帖帖了，首先就不愿以臣子谒见天子之礼来接待钦差。所以吴、续两位钦差来到朝鲜先就碰了个钉子，个人面子不好看、架子端不上是小事，失了“天朝上国”的颜面，可是丢官的大事。但他们也不可能将这韩王强行拖出来摁住磕头啊，所以彷徨无计，愁眉不展。这时候袁世凯说，小臣或可效力一二，可以唤得韩王来见。钦差大喜，促马上去办。结果不多一会儿袁世凯果然把韩王招来了。原来，袁世凯在朝鲜的两年时间里，用心耕耘，借着帮助韩王训练新军的机会，结交一大批朝鲜大臣，他又是一位铁腕人物，而韩王生性软弱，所以他在朝鲜政局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了不的事情，朝鲜绝对难以说是。加上这次他冒死把韩王从日本人手中救出来，说话就更有分量了。事变平息后袁世凯为防变故，住进王宫，日夜直接监视李熙，并要求朝鲜各部大臣直接向他汇报政事，由他决断。所以他说要韩王来见钦差，韩王有一万个不愿，也不敢不来。
袁世凯做的这一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真正搔到了这两位钦差的痒处，使得他们对袁的才干刮目相看。对于下级来说，上司最犯难的事，是头等大事，能解决了这大事，比送上一箩筐的黄白之物还管用，毕竟，尽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人世间还有那鬼都推不动的磨，这时候就需要找对人了。
接下来，就是钦差去韩王宫中回礼。袁世凯护送两位钦差，在路上，这一队人马居然看到一帮朝鲜百姓正在路边忙着树木牌，写着斗大的字赞颂袁世凯对朝鲜的功德。突兀之间，两位钦差满腹狐疑地看着袁世凯，以他们久经官场的见识，当然怀疑这是袁世凯授意，意在邀功。袁世凯大窘，踢马上前，和卫士一起使劲鞭笞驱赶这帮感恩戴德的朝鲜顺民。最有意思的还在后头。会见结束，钦差大臣出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这一群被袁世凯打散的朝鲜百姓又跪在路旁，手持歌功颂德的木牌，神情凄切而又激动。
这一回，钦差们若有所思，再无怀疑了。他们真的相信袁世凯在朝鲜不止为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出生入死，而且也深得朝鲜君臣上下爱戴。这样一位才干卓越而品性贤良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被人指斥为品行不端的劣员，这当然是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