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看局势看得非常明白，他非常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从烂局中抽身。
1885年1月30日，袁以母病为由，向吴大澂请假回国。这一年的春节，他是和这两位钦差大臣在烟台一起度过的。这标志着他个人的官场“恶运”
到头了。试想，如果他继续待在朝鲜，被他得罪的一班同僚无疑只会变本加厉地耍尽手腕来挤兑他，而他如此一走了之，跳出了朝鲜这个是非窝，真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难怪他叔叔就此夸赞他：“此子狡猾，胜过老叔矣！”但他的事业和抱负，则远不是那么乐观。26岁的袁世凯，除了个人的官位升迁，他还想做一番什么样的“事业”？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韩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对局势的判断，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回国后，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次面陈，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与此同时，朝鲜政变的纠纷并没有了结。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其涉外纠纷由中国处理，所以这一场政变又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谈判。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在天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卿西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1875年的《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清廷就这样把自己对朝鲜的支配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日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清朝的国家战略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即使这样，这时候的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
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
清朝终究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朝鲜。不久，朝鲜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清朝决定将三年前被擒来中国的大院君李昰应送回朝鲜，以平衡朝鲜国内的政治势力。可这时候的大院君孤身一人，回国又能有何作为？他必须有实力，而清朝受限于上述天津条约，不能派兵护送、支持他。李鸿章深感焦灼，这时候他想起一个人来，“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须派兵同行。”这就是袁世凯。
李鸿章于是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二十六岁，官居三品，袁世凯官场得意由此可见。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朝鲜就任新职。在劝袁世凯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李鸿章对袁开玩笑说：
“这回就像演戏，台子搭好了，客也请好了，就只等你登场了。”袁世凯或许是出于习惯，推托说还是得丁日昌的大军去才行，李鸿章忙道：“朝鲜人听说袁大将军到，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来打算派的人没有一个可用的，慰庭，你兵也用不着带，我只准你带水师小队几十个人登岸。做向导，你看，这些人足够了吧？”李鸿章当时红得发紫，可对年轻袁世凯的才干赏识如此，近乎讨好。虽然李鸿章办外交，横竖只有“以夷治夷”这一招，不肯做半点冒险拼实力，这和袁世凯大开大阖、阴骘猛进的路数完全不合，以致李鸿章有几次气得要斩了这个老给他添乱的下属，但在李鸿章的夹袋里，的确再也拿不出袁世凯这样的干才了，他只有依靠袁世凯。
袁世凯这一去，就在朝鲜待了十年。这十年，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不屈不挠”、“苦苦支撑了十年”。
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如果细细道来，真可以演绎成一段“朝鲜春秋”。
此时的朝鲜已经对列强开放，国内驻着各国外交使团，这些使团都不愿意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地位，因此对于袁世凯在朝鲜的地位和作用百般摧陷。而朝鲜脱离中国控制的意志和行动也日益明显，对于袁世凯这位实际上的“太上皇”当然也没有好脸色。看看袁世凯在朝鲜这个舞台上怎么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用命于“危急存亡之秋”，周旋于日俄英美等列强和朝鲜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费尽心机地把朝鲜限制在中国的控制之内，不得不感佩其才干与意志。例如，袁世凯想尽办法阻止朝鲜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办理自己的外交事务（例如派使节出使外国），他用强硬手段要求韩王以“郊迎”的大礼接待清朝的钦差大臣，这让日本和欧美列强既妒忌又刮目相看。
他嗅觉灵敏，心思缜密，列强任何想拉拢朝鲜脱离中国的动作，他总能迅速发觉，然后采取有力对策。
可是，袁的正式身份，就只有一个“商务委员”（全称“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这既非外交人员（因为中朝之间不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虽然这职务相当于公使），又非清政府任命的政治官员比如摄政、监国，而且他这次几无一兵一卒可凭恃，所以“身份”非常模糊。他之能在朝鲜政治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完全凭借他自己的才智与勇毅，至于这时候的大清帝国，与其说给他撑腰，还不如说拖了他后腿。他的“本职工作”，通商事宜，干得也不赖。有人统计过，1885年袁履任的时候，在朝鲜的主要港口外贸进口份额中，中日两国的比例是19比81，到1892年，这个比例变成了45比55，这是袁世凯一力扩张中国在朝鲜之影响、与日本竞争的结果。
虽然他的舞台就只有朝鲜这“三千里江山”，但他的战略思维却宏大而清晰。这时他再度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
可惜那时清朝政府中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搁置不问。而李鸿章，也已经是暮气沉沉，就像他的淮军一样了。他有心而无力去实施袁世凯这些进攻性的大胆外交战略，只愿意“守成持重”。因为，李鸿章并非大清帝国国家战略的最终决定者，他受制于整个清帝国的政治环境和体制。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这个形势是什么呢？
当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清帝国的政治中枢同样爆发了一场地震，这就是那拉氏罢斥恭亲王奕。这一场“政变”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正是这场政变使得那拉氏完全掌握了清帝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没有了权力制衡，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就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了。她除了嗜好权力，还贪图享受，爱慕虚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就处心积虑地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从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在这种“大局”之下，袁世凯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此间时势，如江流日下。如侄驽劣，已精力交困，惟盼秋后瓜期，即谋代藏拙，田园乐当不远矣。”袁世凯悲哀地发觉，自己对朝鲜的局势再也无法操控了，因为“实力”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
他在朝鲜实施的强硬手段，被朝中许多保守懦弱的大臣看作是“挑起事端”——这话本来应该是日本人来说才对的。但日本人却认袁世凯为英雄和值得尊重的对手，当然，也是值得除掉的对手。到了宣统年间，袁已失势，日人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了一本《袁世凯》，对袁大为揄扬，其中着墨尤多的，就是袁这段时期在朝鲜展露出来的强硬而灵活的外交手腕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当时袁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这本书徒招人忌，而且其中对于袁世凯及其僚属勾结内廷、贿赂官要、营私舞弊之事多有揭露，牵涉到很多当时还在台上和袁利益相关的人物，所以袁的长子克定央求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等协助，把这本书全部购买，予以烧毁，不使其流传（此书在日本外交部门有存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始为人知）。也许是震惊于袁世凯在此一时期展露出的才干，甲午战后，和议已成，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某次晤谈，李感于中国局势维艰而说人才难得的时候，伊藤博文忽问李鸿章：“袁世凯现在在做什么？”李回答：“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讥讽道：“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的小事，难怪你们没有人才啊！”
当初李鸿章将袁世凯推上朝鲜这个舞台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袁世凯在这个台上居然一唱就唱了十年吧？十年之后，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因为清王朝的日益腐朽，这个戏台的台柱坍塌了，袁世凯下台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仓惶而逃”来形容。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类似中国义和团），日本出兵干涉，中国的外交决策在出兵和外交解决之间犹豫不决。
因为日本蓄意军事解决朝鲜问题，袁世凯的生命受到威胁，日本人，朝鲜亲日派，甚至大院君李昰应的势力，对袁都采取敌视的态度。在促使清政府增兵没有得到迅速回应的时候，袁世凯连忙催促清政府将他调回中国，其惶急之态，与前面他的镇定自若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