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袁世凯维新期间进献给翁同龢等大臣的说帖，其眼光和见识，其对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决不在其他任何维新中坚人物之下。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在最危急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临机应变的才智，保住了项上人头，但这个“卖主求荣”的名声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地位被大为扭曲的一大原因。戊戌政变让世人知道，袁世凯绝对不是儒家史笔喜欢揄扬的“忠臣”，甚至连“义士”都算不上。
他对谁“尽忠”呢？他既没有对光绪尽忠，也没有对慈禧尽忠。满清鼎革之际，袁的公开文稿中无不强调自己对清朝、对太后、皇上的一片拳拳忠心，但其实他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忠心。
总之，在他所存身的那个君臣体制中，他不得不做臣子，但他心里却绝没有一个值得他以死效忠的主子。他随时可以在各个“主子”之间更换门庭。他要做事，首先就得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会赞助推动维新派的事业，但决不会如谭嗣同般有“流血请自嗣同始”这样的血性冲动。死，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的选择。这也是袁世凯“善变”的一个原因：他没有信仰，如果有，也许其信仰对象就是功业和权力。为了追求这些，他忍辱负讥，此后，他将独自承受皇上无边的怨恨，朝廷无端的猜忌，同僚无言的鄙夷。
戊戌那一年，走向菜市口的谭嗣同，走向流亡的康梁，和此后很快将走向直隶总督官衙的袁世凯，谁走的道路更为艰险？
2．动与静树挪死，人挪活。人总是盼着往高处走，往中心走。袁世凯在戊戌八月走进北京，最初的打算也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官位子能够“升一级”，更加靠近权力的金字塔顶端一点，于是通过徐世昌的活动，花两千两银子买通光绪面前的红人御史徐致靖上折保荐袁。结果光绪召见后，袁居然意外地升了两级，徐的家人觉得这折子“物超所值”，竟然厚颜要求袁世凯再追加二千两，此事一时在京城传为笑谈。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一再提出要光绪开“懋勤殿”以供新进诸卿议事参政，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绕过保守的军机处和六部衙门），用意也是想自己和最高权力中心的距离再挪近一点，以藉此进入政治权力核心。直到百日维新结束，康有为也没有谋到可以时常接近光绪的权位。除了翁同龢、张荫桓等少数几人，维新派们官阶都太低了，手中的权力太小了，他们急于掌握权力。戊戌维新时，康有为41岁，官仅六品工部主事，梁启超26岁，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4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50岁的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4岁的内阁候补中书林旭、32岁的候补侍读杨锐、40岁的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均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2岁的康广仁则是一介布衣。他们都被排挤于政治权力核心之外，既没有高层政治的经验，也绝无自己的执政基础和班底。军机章京的权力和军机大臣相比真是判若云泥，他们只相当于军机处的秘书，能有多大作为？
所有的政变和革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由谁掌权。如果揭开罩在戊戌年那一场斗争上的观念和言辞织就的华美外衣，那么这可看作光绪和太后，一帮中下级官僚和上层官僚之间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或许还有现实的功利。康梁的维新学说，不仅亵渎了“圣典”，触犯了一大批以“卫道自任”和“假道求食”的经生文人的切身利益，其变法的措施，如废科举、裁冗衙，更要打破许多人的饭碗，必定要引起这些人的反对。康有为们落败了。意外闯进这个权力和利益角斗场的袁世凯，倒有了一番额外的收获。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推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最重要的，要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无常而有界。有时候一动不如一静，有时候，则又必须静极而动。
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们变法的“动作”太大、太快了，而政变的动作又太慢，动静太响，没有实力的时候乱动。也许，“改革”的难度确实大过“革命”。“革命”主“破坏”，只要挥动榔头或大刀就行；而改革既需要“动”，也需要“静”，要在催生、造就新事物的同时，让腐烂的部分“静静地”死亡。这需要剪刀甚至是手术刀，而不是大刀。前者需要“艺术”，后者依赖“激情”。李鸿章在甲午战后哀叹，自己是大清朝这所破房子的“裱糊匠”，可见他长于动“剪刀”，而且动作轻柔。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指责。某次觐见，慈禧不阴不阳地问：李鸿章，有人说你是康（有为）党。你怎么说？李鸿章抗颜道：臣实是康党！如果凡变法皆指为“康党”，则臣确是康党！慈禧默然良久，悻悻然退让了。在晚清的政局中，真可谓“动辄得咎”。袁世凯算得康有为、谭嗣同的政变计划为纸上谈兵，所以他决不轻举妄动；待到生死关头，又当机立断告密保命，动如脱兔。
有人评论袁世凯，说他生平行事，皆于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但天意和人事，谁能分得清呢？就像动与静转折的那一瞬时机，又有几人能抓得到？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关键就是他坚持谋定而后动，而且秉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各种时机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以阴取，上下其手。
他实施这样的战略有几个“经典”案例。一个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庚子事变”中。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这样的乌合之众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开战，（以一弱国而敌十一列强，其豪气可谓空前绝后，史上所无。）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止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理，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账”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
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惶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一面不动声色地剿灭义和团。
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青眼相加，是历经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得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信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理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洋人两相逼迫，惨死于乱军，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依赖的精锐。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庚子年的乱局中，还有几件小事可值一提。袁初接到要求地方招募义民练拳、奖励义和团打教灭洋的廷寄谕旨时，开始是立即通告全省遵旨办理的。但他的一个主办洋务文案的幕僚徐抚辰，力谏他不可奉此乱诏，给他剖析了一番利害得失，袁世凯初不听，后徐抚辰立即留书告归，袁世凯醒悟，急忙遣人追回徐抚辰，同时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那一道廷寄谕旨。可是，如何处置这道谕旨成了伤脑筋的问题。如果像此时督两广的李鸿章那样，直说这是“矫诏”（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廿五矫诏(指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其电文中也有“乱命不可从”之语），他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权势，在乱局中被作为“杀鸡骇猴”的那只“猴”，得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那是轻而易举；可是这又是万万执行不得的旨意。这真是顾得了眼前顾不得长远，顾得了长远又顾不了眼前。
这一天，有一统兵官接到袁世凯的命令，要他拔队往某州剿匪（此“匪”
当然是指义和团），行前谒见袁世凯，请示如何办理。袁世凯煞有介事地交代：
“我是命令你去查办假义和拳，可不是要你去剿灭真的义和拳。真义和拳，奉朝廷的旨意，咱得扶持。”那统兵官一头雾水：“大帅，如何分别义和拳的真假？”袁世凯虎目一瞪，训斥道：“真假你都分不清，你还带什么兵！”回头问某先锋官：“你知不知道如何分真假？”这位先锋官倒是伶俐，接口道：“回大帅，遇到义和拳，只管开枪迎击，枪能打死的就是假义和拳；真义和拳刀枪不入，肯定伤不了。”袁世凯马上将此事交给此先锋官去办。
就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化解于真与假的言辞之辩中。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腾挪。
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披沥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榨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穿针引线，终于攘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用诈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他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的确对他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务实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非常赏识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务实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而且收其为门生。所以，当袁世凯1895年活动到专办练兵事宜的重要位置的时候，无论是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这样的满族亲贵，两江总督刘坤一（袁世凯也拜为他的门生），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方面大员，还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这样卓具清誉的清流党，抑或是李莲英这样阴柔毒辣的宫中红人，对他都是交口称赞、鼎力支持。想想只要在这衮衮诸公中巴结上一位，也足以青云直上了，而袁世凯居然能够个个搭上线，其交结手腕真令人叹为观止。
这时候他在官场中处在游刃有余的超脱地位，那些汹涌澎湃的政坛暗流，不管来自哪个方向，到他这里却都能为他所用。可是，康有为这个刚愎狂妄、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改革家，却硬是将他拖进了一场他毫无准备的军事政变中，从而将他置于“非此即彼”的“死地”，不得不在光绪和慈禧之间做抉择，而且给他考量的时间如此短促，以袁世凯一贯的作风，真的是难煞他了。
治国之道也脱不了掌握“动静”之机，也即平衡“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慈禧折腾出来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
告终。签约后，李于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也许他是有点乐观了。《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一直到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才停止支付，中国前后共赔款白银已近6.532亿两,折合银元近10亿元。这笔持续三十八年的赔款，和《马关条约》的赔款一道，将中国的财政抽空，使其再无多大余力进行现代化改革。改革的各项事业需要资本，而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为着罗掘财源，却使得中国的底层民众完全破产，革命也就势不可免。这是对外不懂“韬光养晦”的结果。庚子年的“危机”，并不因和平的来临而有“转机”，继承李鸿章北洋衣钵的袁世凯，也无力回天。
3．凉与热经戊戌一役，光绪被圈入瀛台冷宫，袁世凯倒成了太后面前的红人。
世态炎凉，往往如跷跷板，有人炙手可热，就有人失意乘凉。红了热了，常常引出别人的“红眼病”来，凉了冷了，又不免遭小人落井下石。炎凉总是伴随着进退，是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个雷区。明乎此理，也就明了，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将令人铭感终生，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哪怕送上厚礼，别人也会转眼就忘。所以，一个人是否“重感情”，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只在于他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阔绰”。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方人物，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游广阔这样简单。
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袁宫保“义气”，“手面豪阔”，“念旧”，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极少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
吴长庆在国内去世时，袁世凯在朝鲜有职在身，无法亲自扶灵送葬，但他送了一千两的奠仪，并专门派本营副将率军士护送吴长庆的灵柩回乡安葬。
一千两银子，是当时司道级（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十个月的收入，袁世凯戊戌年买官一级也只花了二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