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处处都透露它的殷实和富有。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朝社会经济发达，购买力水平高，刺激外商纷纷来华贸易，赚取高额利润。
太宗皇帝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朝的强大，不仅统治者以以博大的胸怀看待外国，唐朝的百姓也充满着民族自信心。
终唐之世近三百年间，在长安留住的外国人似乎始终相当多。他们享受着李唐王朝开放与平等民族政策带来的自由生活，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婚姻习惯和葬式葬仪等。
统治者的开明政策，以及发达便利的交通，更加速外来探索的热潮。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批外国商人、政府使节、留学生和宗教徒等经陆路和水陆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重要的商业城市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一而足，有出于猎奇的，有心怀野心的，有为了经商谋利的。
在现今的考古中，经常可以发现各种形象的外国人俑。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蕃客，是当时中外经济交流的具体实现者，也是中外思想观念、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交流的使者。
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
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留寓长安的外国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异其居处。
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
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
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
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
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
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这一宏阔气象，曾有诗句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