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对外开放之前，实行的是封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封闭型模式是指脱离世界经济活动，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经济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的延续。在古代，尽管我国始终以“物产丰足，无所不有”自居，但在明朝后期以前，中国是一个开放性国家，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往来频繁。只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日益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沿海海盗猖獗，中国政府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对外通商。从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大门尽管被打开，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在法国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规定，所有能够用于（不管是直接用于还是间接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和商品，都严禁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一直到1970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寥寥无几。如表6 -6 -1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只能实行“自力更生”政策，这是一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选择。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客观上使我国的经济贸易规模和范围都受到极大限制，由于不能利用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取得比较利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受到极大影响。这只能归咎于当时的“冷战”思维。
由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大大减少了中国发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阻力，198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发展到124个，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业已发展到174个，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外政治和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1978年9月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
面对这种变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适时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84年12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一次提出“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关系两套本领”；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在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多层次、多渠道和全方位开放。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加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党的十六大再次重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所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了两大发展战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推进战略。按照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沿海地区要实行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
战略，大力发展加工经济；区域推进战略是指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始，逐步向内陆推进，最后达到全面开放的战略。这种战略的根据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这两种战略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分五大步：
第一，试点起步办特区阶段。我国政府在1979年开始提出办特区，1980年8月，正式批准办起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也辟为第五个五个特区），这个阶段的开放，可以称为为“点”的开放；第二，“线”的开放阶段。1984年5月开始，自北向南，我国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使我国的开放在沿海地区从北向南形成一条线，标志着我国的开放从“点”的开放发展到“线”的开放；第三，“面”的开放阶段。1985年1月，我国政府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区，1987年，又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湾地区先后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从“线”的开放进入“面”
的开放；第四，深入开放阶段。1990年4月，我国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1992年3月，开放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5个沿江城市；1992年6月，开放黑龙江的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的珲春市，内蒙的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新疆的伊宁、塔城、博乐市，广西的凭祥市、东兴镇，云南的河口县、畹町市、瑞丽县等13个沿边地区的市县。1992年8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郑州、合肥、南昌、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内陆省会城市（1990年初，济南市首先作为试点开放），以上城市在吸收外商投资项目上，也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国家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都可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到20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逐步实施。这些都标志着开放向纵深发展。
第五，全面开放阶段。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人世承诺，中国从地域到行业，都要逐步向全世界开放。这标志着中国的开放进入全面开放阶段，中国经济开始正式融人世界经济大潮之中。
三、对外开放的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外贸易的专著，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外贸易理论，这是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主要理论基础。
1、马克思的国际分工学说
自国际分工产生与发展以来，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国际分工学说，分析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及其利益所在。继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之后，马克思吸纳了古典经济学派体系的科学成分，使这一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马克思认为，决定分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一切分工，其中包括国际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在这样的命题下才能解释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以及生产国际化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2、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客观基础，是参与社会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必须保持适当比例和平衡关系。马克思以产品的最终用途为标准，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与此相适应，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并说明社会生产各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内部在实物形态上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和协调发展，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但由于各国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条件等等的不同，对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实物构成也不同，所以在一国范围内，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各国对扩大再生产需要按比例协调发展，如果实物形态上不能平衡，社会扩大再生产便会受阻。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还指出，对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处于特殊的中介地位，它的职能是专门媒介对外商品交换，转换使用价值形态。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使社会再生产在实物形态上得到平衡，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使国民经济得到协调发展。
3、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
马克思第一次把劳动价值论应用到国际方面来考察世界市场，提出了国际价值的范畴，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国际性质，进一步发展了其价值理论。马克思价值理论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者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各国的产品相遇在世界市场时，商品交换的比例显然不能各按各的“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作为依据。各国互不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个别劳动时间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的，而在世界市场上考虑产品的劳动耗费时，“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鉴于各国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互不相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国际价值。这样，同一种商品具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尺度。商品在国内交换时，是以国内价值作为衡量的尺度。马克思指出，各种商品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比例关系，即存在着比较差异，这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
由于商品的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存在“比较差异”，因此，从理论上考察，在正常的、平等的贸易条件下，国际交换的双方都有可能获取利益。马克思一方面充分揭露和批判宗主国对殖民地附属国通过贸易进行掠夺、剥削，进行不等价交换，使殖民地附属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地和投资场所。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科学地指出，由于存在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的比较差异，在正常情况下，贸易双方都可能通过国际交换，实现以较少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产品。马克思说，即使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在生产率比较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态的物化劳动多于他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从而节约社会劳动获取经济利益。
怎样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双方才能实现互利呢？(1)竞争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开辟道路，使国际价格环绕着国际价值而上下波动。按这种国际价格进行交换，双方可以利用“比较差异”，达到互利。那种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价格占统治地位，不存在等价交换，因而不可能互利的理论是片面的。这种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依据这种理论，必然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生产技术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利用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而只能闭关锁国，孤立奋斗，慢慢爬行。(2)交换的两国各有一种商品的国内价值低于国际价值，即各有一种商品占优势，那么各国生产本国占优势的商品，就可以实现以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换取较多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能够实现互利的目的。(3)交换双方有一国的两种商品的国内价值都高于国际价值，但程度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生产最占优势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另一国生产劣势产品中相对优势的产品，也可以少耗费一些劳动时间，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这种情况同样存在着互利的条件。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国内价值是由各国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国际价值的确定取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即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之间存在着“比较差异”。由于这种“比较差异”的存在，在正常贸易条件下．各国通过国际交换，可以以较少的劳动耗费获取较多的劳动产品。这就是说，即使经济落后的国家，出口所付出的物化劳动虽然比进口得到的物化劳动要多，但它进口的商品却比本国自己生产这种商品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并增加商品使用价值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对外贸易会给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
（二）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0 1772~1823)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在1815年提出了比较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每国的对外贸易必须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有进无出或有出无进，以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个国家不仅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还要生产相对优势产品，虽然这些产品的绝对成本高于其它国家的产品，但在交换中仍能获取比较利益。如表6 -6 -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若两个国家不进行交换，为了满足需要，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毛呢和葡萄酒，葡萄牙需要170个工作量，英国则需要220个工作量。表面看来，英国处于全面劣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比较优势，“两优选其重，两劣则其轻”，是选择确定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英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毛呢，葡萄牙的比较优势是葡萄酒。如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即葡萄牙生产两个单位的酒，耗费160个工作量，英国生产两个单位的毛呢耗费200个工作量，然后进行交换：英国用一个单位的毛呢换葡萄牙一个单位的葡萄酒，对于两国来说，拥有了与分工前同样数量的社会财富，但却分别节省了10个和20个工作量的劳动。如果两个国家投入的劳动量不变，即英国仍然投入220个劳动量全部生产毛呢、葡萄牙仍然投入170个劳动量全部生产葡萄酒，则英国能生产2.2个单位毛呢，葡萄牙能生产2. 125个单位的葡萄酒，可见，从社会财富总量上看，多出了0.2个单位的毛呢和0. 125个单位的葡萄酒的财富，这就是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不变，则能节约社会劳动；如果投入的劳动量不变，则能增加社会财富。这是比较利益如何产生的很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