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肖言的家门口对肖言说“我们同居吧”的时候，他那时穿着条短到遮不住他的脚踝的运动裤，左脚的棉拖鞋上还破了一个洞。我尽量不去注意他的邋遢，只是盯着他精得像狐狸一样的眼睛。
肖言吐出四个字：“不行，不行。”我瘪了瘪嘴：“求求你了。”肖言伸手捏了捏我的脸，再吐出两个字：“不行。”我推开他的手：“怎么就不行了？”肖言趾高气扬：“同过居了，等我走的时候你就离不开我了。”我低下头，去盯他棉拖鞋上的破洞：“你有什么好？我怎么就离不开你了？”
这时，肖言这个来自江南的白面小生像热情的蒙古大汉一样抱了抱我，用力拍了拍我的背，说：“听话，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仰脸吻住肖言的嘴，仅仅是嘴碰嘴而已，静止了三秒钟，离开。我不会接吻，不懂得张嘴，更不懂得如何让舌头绕得像蛇一样灵。我每次吻肖言，肖言都会讥讽我动作的拙劣。相反，肖言每次吻我时，我都会在他的怀里发烫，连脚指尖也会变红。我对肖言说：“那我回家了。”
就这样，我提出的同居议题在勉强称得上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转身冲进乱糟糟的大雪中，肖言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路上小心，到家给我打电话啊。”说完，他就转身迅速地溜进了房间。这个“溜”的动作是我猜的，不过，百分之百是对的。肖言怕冷，一冷，他就像个老鼠一样，哪儿暖和就往哪儿钻。
我到家以后没有给肖言打电话，像往常一样，等着他打给我。好像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是在他心里的。果然像往常一样，肖言打电话给我，问：“到家了吗？”我说：“没有，我被黑人抓走了。”肖言说：“哦，那你保重。”
我和肖言所在的这个叫做芝加哥的美国城市，充斥着没有我白的人群。我对于黑人的忌惮是来自潜意识的。而事实上，他们除了会伸手向我要钱或者追我两三步一定要问候我一句之外，还没有对我产生过其他举动。两年了，我从来没给过他们钱，因为小面额的他们看不上，而大面额的，我又舍不得。
第二天，我和肖言照样在学校的餐厅花了9美元36美分吃午餐，照样的芝士汉堡，土豆泥，鸡肉汤，照样的一大杯碳酸饮料。
我埋头于土豆泥，肖言则埋头于他三个星期前就应该交上去的作业。肖言的作业很有戏剧性。他前三个星期的作业一次都没有交，之后，第四个星期的时候交了第一个星期的，直到今天，第九个星期，他在准备第六个星期的。这就意味着，下个星期，也就是这学期最后一个星期，他将有四次的作业要做。肖言是个因胸有成竹而事事不紧不慢的人，不同于我，我是因胸无大志，而得过且过。想到这里，我不由叹了口气。
肖言抬头：“怎么了？”
我也抬头：“学校的食物千篇一律，味同嚼蜡啊。”
肖言低下头去：“晚上带你出去吃。”
我也低下头去：“晚上我有事，我要和王大头去看房子。”我说了谎。
王大头不是真名，王大头的真名叫王王，叫起来像狗一样，不管是他，还是叫他的人，都像狗一样。据说王大头小时候头大，所以有了这么个绰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头的大小也已经很正常了。他今年32岁了。
肖言把一堆作业纸推到一边，拿起汉堡，似与它有深仇大恨般地咬了一口，问：“你要跟王大头同居？”
我煞有介事：“不是同居，是合租。”
“那还不是一样？”汉堡在肖言咬了两口之后，剩下了一半。
“怎么会一样？我和王大头要缔造的是清白的室友关系。”我把饮料嘬得“吱吱”响。
“屁，去你的室友。”肖言的一个“屁”字，让他嘴里的一些物质喷到了我的脸上，但他视而不见，继续道：“王大头那个饥不择食的大龄处男，加上你这个软耳根子，能有屁清白啊？”
我擦脸，心想肖言还是紧张我的。刚这么想着，肖言又开口了：“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汉堡不见了，肖言收了收作业纸，撂下一句：“我先去图书馆了。”
就这样，我拐弯抹角第二次提出的同居议题又不了了之了。
晚上，肖言找我出去吃饭。我说：“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和王大头去看房子。”不过，肖言替我抱上砖头般重的课本拔腿就走：“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今天晚上要在实验室做实验。”
王大头是个博士生，比我和肖言这种硕士生高一个层次，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实验室，因为那是他平生做得最少的事。王大头小时候头大，物理学得好，于是就坚持这个领域坚持了数十年。而我和肖言是学金融分析的，不谋而合，我们被物欲横流的时代所影响。
我的谎言就这样被肖言拆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