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锦华馆街的灿然重现，成为春熙路步行街中的一条诗意盎然的甬道。由于建筑风格与周边迥然不同，不但引起外地游客的驻足凝思，也勾起了很多“老成都”的回忆。我的父亲寿昶先生就曾见过周孝怀书写的锦华馆题额，字在楷隶之间，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
风格朴厚古茂。
据吴世先主编的《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当时的街道宽3米，长12米。后来长度逐渐扩展为180米，旧时为私人小花园及民房，1916年改建为商场，名“锦华馆商场”，模仿对象是不远处的商业场，内部设有理发厅、浴室、缝纫铺、小吃馆等。由于此地旧时是蜀绣刺品的交易之地，名称含有蕴涵繁华似锦之意。1924年春熙路建成后，锦华馆商场渐趋冷落，后改名为锦华馆街。需要指出的是，制作蜀绣的店铺不仅限于锦华馆街，而是遍布大科甲巷、小科甲巷和正科甲巷一带。
韩忠智主编的《百年金街春熙路》记载说，馆初有进出两个口，东口在正科甲巷，入口西行，大约三二十步北转，到总府路南侧有一口可以出入。全场地盘为迂回式，高楼整齐，道路清洁，洋广头商店云集，进出口均筑有牌楼，道口曲折迂回，显得堂皇富丽。每家铺面之界墙均用彩色石膏塑造出各种飞禽走兽、名花异草予以点缀。后来又开辟了后场一段，通小科甲巷，为廉价拍卖场。其后南端在基督教青年会隔壁又开了一口，与新建成的春熙路北段相连接。在1916
-1924年落成后的时间里，馆内生意兴隆，餐馆、服装、照相、浴室等店铺有数十家之多，其中“醉翁意”餐馆、“蜀达”照相馆较大，在市民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春熙路开通之后，锦华馆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店铺逐次歇业，仅剩几家苦苦撑持。商场沦为从正科甲巷通往春熙路的东西通道。它的西端出口，在1930年代也因新建房屋而被拆除。
但在这条小小的街道里，让人值得回味的历史，却如红酒韵味一般悠长。由于具有民国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的外拍场所，甚至成为一些影楼拍摄写真的外景之地。
清代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九首里，第一首就描绘了科甲巷的民风：
新岁买灯科甲巷，近添顾绣似三江。
丝丝绣出多花样，谁嚼残绒唾北窗。
要注意最后一句，是指女性用嘴来整理刺绣制品上的线头和绒毛。这又是一幅多美的画面！
中国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刺绣和丝绸是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商品。中国刺绣最突出的有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四川的蜀绣，并称为“四大名绣”。蜀绣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清代汉学家段玉裁所著《荣县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丝。”由此可见，在古蜀国的四川，栽桑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指出，当时蜀中的刺绣已十分闻名，并把蜀绣与蜀锦并列，视为蜀地名产。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成都平原，世代相传，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最为著名，刺绣手工作坊有八九十家。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清政府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各县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劝工总局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画作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
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刺绣的原有针法进行了一番筛选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些新的针法，其中特别突出的要数表现色彩的浓淡晕染效果的晕针，它是一种适应性最强而又最具特色的、在近代使用最为普遍的针法，也是区分蜀绣与其他刺绣流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专家认为，蜀绣中的晕针技法是蜀绣最具有特色的创造。近年来，蜀绣又在晕针上施加辅助针，使其表现能力更强更丰富了。
据统计，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余种之多，在四大名绣中是最丰富的，而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有的绝技。所以当时来成都的外国人，“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蜀绣有自己独特的运针方法和刺绣技艺，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蜀
绣的艺术风格概括为“严谨细腻的针法，淡雅清秀的色彩，优美流畅的线条，中国水墨画的格调”。
一些“老成都”至今还记得，科甲巷中的张老头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尹仲锡先生六十大寿，一波三折，刺绣“百子图”的传奇故事。
“百子图”由于含有大乃至无穷的意思，因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图案描绘了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亭台楼阁间互相追逐嬉戏，他们手执彩旗，好像在站岗放哨，还有的在捉迷藏、打秋千、下棋……每个孩子神态形象都各不相同，他们表情天真可爱，十分有趣。刺绣者将每一个小孩的调皮可爱之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让人们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
据说，尹仲锡先生见到张老头的杰作“百子图”大为惊叹，决定让张老头训练一批徒弟，专绣“百子图”。但全年生产不过百十来件，而订货者络绎不绝。在这之后，科甲巷绣花铺为了使“百子图”使用范围扩大，将寿幛改为了床单和被面，一时轰动蓉城，人们争相购买。到“七七”事变的时候，科甲巷的绣花铺每况愈下，纷纷关门破产……抗战胜利后，“百子图”床单、被面的生产在科甲巷开始复兴，后又遭物价暴涨，“百子图”逐渐从市面上消失……
这一故事，从一个角度展示了科甲巷蜀绣精品“百子图”的嬗变，其实也体现了科甲巷民族手工艺的兴衰。
当时，来自省内各地的举子，为参加科举成为文甲之士，不少学子在这里食宿。但巷内的绣花铺女工成列，丝线与蜀绣在阳光下五彩斐然，摩肩接踵，足以让举子们目迷五色了。据说，绣花铺特意出卖一些男欢女爱题材的绣品，借物传情，因此使蜀绣的百态千姿中孕育出妙龄韶华的风情。
农历七月初七，千百年来，我国民间把这一天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是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在成都地区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宋田况《七月七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有吟：“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遍得无？”是日晚，科甲巷绣花铺的姑娘、媳妇都要洒扫庭院，设香烛、瓜果，拜织女星，以求提高其绣技，民间称之为“敬巧神”。以碗盛清水，将灯草或豆芽截成短节浮于水面，观看水中浮现之水影，以验“乞巧”。用手搅动使其旋转，如有两节相遇，即是如愿得巧，便预示来年会绣出精妙的绣品，自然得到众多女伴的艳慕。清人杨燮《锦城竹枝词》云：“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天孙若认支机石，块质犹存织锦坊。”（郑蓉《瑰丽精美话蜀绣》，见《文史杂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