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熙路北口一带，除了著名的慈惠堂、昌福馆要请老师来“讲圣谕”之外，科甲巷的林清楼茶铺除了讲评书，据罗成基先生回忆，偶尔也要“讲圣谕”。而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大科甲巷靠近城守街口的正心堂，那是一个专做好事的善堂。
正心堂是成都旧时慈善团体——正兴堂慈善会故址。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民国十一年（1922）重新修建。正心堂占地面积1497.8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为砖木庙宇式结构，坐北朝南。正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屋顶前坡左、右各有一宽敞的亭式天窗，巧妙地与屋顶相连，正脊有吻兽等饰物。楼房共4层，第二层为厢楼，可绕前院一周，是谓“走马转阁楼”。第三层前后有4个六角攒尖小木亭，掩护四方楼梯，四面窗棂皆安装玻璃，室内格外明净。堂前楹柱排列成行，可嵌八尺长联，柱顶均有雕花撑弓，富丽堂皇。正心堂在“文化大革命”中损毁严重，尚存基本完好的大门、正殿、耳楼，1981年地名普查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正心堂每年都要做几次法事，三月十五观音会，七月十五盂兰会，九月初一玉皇会。逢做法事，善堂公请来一些和尚或道士，穿上法衣敲锣打鼓，扬幡飘旗，祈福求安，寄愿上天。每做这些法事要撒一种“鬼弹子”（即面粉做的糖果），小孩子高兴得满地抢，热闹非凡，不亚于过年。这些善堂在成都市有数十家，1949年后，连同“讲圣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穷人生了病来此看病吃药不要钱，死了人可以来这里要棺木，大寒天没衣穿可以来这里要衣服，逢年过节还可以来这里要米票。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全是有钱人自觉自愿的捐赠。捐赠的人就叫善人。善人们从物质救济入手，在道德教化方面却也从不落后，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也。据说，听了正心堂的“圣谕”，扒手小偷也少了很多。
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成年人对讲圣谕都淡忘了，因为它在城市里已没有听众，它忠实的观众在农村，不亚于追星族对明星的热爱。
在旧时成都的许多茶铺中，由民间艺人坐堂讲评书的不少。而与此同时，在一些小街小巷的街沿上，也有先生搭台“讲圣谕”，拥有大量听众。花钱请圣谕先生的多是街坊上有权势有钱财的人。一般要连续讲三五个晚上，有时还长达十天半月，然后才转移到别的街巷上去讲。参加听圣谕的人并不出钱，他们多为街坊上的老年人和儿童，以及一些身世十分坎坷的人。比如1942年7月27日（史称“7.27”空难），48架日本飞机轰炸成都，从少城公园炸到西御街，从西御街炸到盐市口，从盐市口炸到科甲巷，科甲巷落下两个炸弹，一家糊纸盒李姓人家没有去躲警报，老人公和媳妇就被炸死。奇怪的是，人们没有从侵略战争去找原因，反而在“讲圣谕”的伦理教化、因果报应中得到了“答案”。
王笛在《街头文化》一书里，引述了一些西方人20世纪初在成都的见闻：“讲圣谕在整个四川都很普遍，但成都尤为盛行，在茶馆、公馆或其附近，人们频繁地聚集在一起，听先生或学究讲述子女孝顺的故事，或者谈论圣谕以及类似的书籍。这在夏天和冬天的晚上似乎成为一种惯例。”
清康熙帝于康熙九年，颁布了十六条“圣谕”：“敦孝悌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课；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为了使教化十六条之“圣谕”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全民普及，清雍正二年，朝廷加以演绎，制定为《圣谕广训》，颁布人民认真领会、严格执行。并专门制定了“定讲期”、“筹讲费”、“明讲法”、“肃讲仪”等宣传条规，以推行“圣谕”落实，此即为清代“讲圣谕”制度。
“定讲期”与后来的极“左”时代的“天天讲，日日学”异曲同工。每月初一、十五要求各地举行聚会，由地方官员或军队领导向老百姓和士兵讲解圣谕道义，颇有领导、群众共同学习的味道。“筹讲费”是指给宣传者提供场所、讲台等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民间乡约一役，本有宣讲之责，但其人无足重轻，难资化导。今欲举行巨典，必须别选讲生，欲遍履乡陬，必须广筹旅费。兹议讲生两人，每月各给薪水银4两；随带服役小工1名，每月给工食银2两。统计月需10两。每年除六七两月农忙暑热及严冬俱令停讲外，其余连闰按十月计算，费用100两。积本生息尚需时日。一些先进县锐意推行，特先捐银100两，暂供始事之用，俟捐有成数，发商生息后仍交本地绅士轮流董管，以免官吏侵挪。大约董事宜用富绅，以其少侵渔也。讲生宜举贫儒，以其耐劳苦也。讲生既领公项，即不得再索乡民供应。若殷实之户情愿延留待饭者，亦听其便。讲生所到之处，各乡约应安置住所，预备讲台，只用大桌数张，若撑布棚更好。此乃应办之事，不费钱财。不准借此摊派。“明讲法”则是由品行端正、礼贤下士、德高望重者，运用简洁明快、易于被群众理解掌握和诵记的
言辞以及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宣传讲。“肃讲仪”意为宣讲时要严密组织、严肃纪律、正规仪式，宣讲者姿态端庄、仪容整洁、禁忌嬉笑，听讲者不得行走喧哗。“讲圣谕”制度的实施，使圣谕得以流传两百多年，深入人心，广大农工士商心领神会，纷纷效法并遵从实践，付诸言行。
《圣谕广训》虽然是用简洁浅近的文言写成，但是对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依然听不太懂，这直接影响到学习效果。于是陕西盐运分司王又朴将《圣谕广训》翻译为白话。例如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成《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下人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条约，头一件就说个孝悌。”这种口语化的材料，极便于地方官向老百姓宣讲，于是各省官员反复刻印，名之曰《圣谕广训衍》。
我在阅读日本人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时，就发现他不明白“讲圣谕”为何物。他竟然称讲述者为“格言师”。因为他不知道那时“格言”的含义。一般的情况是，讲述者前。并排摆放两张四方桌，桌上又叠架着一张高脚茶几，茶几上供一面神主牌位，用小木牌上书“圣谕”或者“格言”二字。木牌前放有一个香炉，插着几支香烟缭绕的神香。香炉旁还亮着一盏油灯。讲述者道貌岸然，真理在握，抑扬顿挫，时而还拍击一下惊堂木，以增强道德感染效果。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回忆往昔过春节的习俗：“我们川东开县春节初一到初三要舞龙灯、放花炮：长长的曲折有致的石板阶上，街两边准备的许多花炮放出满天火花，好几个长长的火龙队伍在火花中穿行……初三以后有说书的艺人‘讲圣谕’，就是皇帝的旨意，成都叫讲评书。古时候传达皇帝旨意都是通过这种街头宣讲评书的形式，讲堂往往设在较宽阔的街道中心，由说书艺人先说一段文言，念一段诗词，再讲历史故事，整条街都围着人听。”可见，如此神圣的“圣谕”，开始成为了说书艺人的一门技艺了。这是否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意旨呢？
所以，讲圣谕并非宣讲皇上的恩德，而是讲圣人的故事，如“二十四
孝”、“昔孟母，择邻处”、“寡妇西征与贞节牌坊”、“岳母刺字”等，用光辉四射的民间伦理故事来匡扶正义，重建儒家五常（君臣、父子、夫妻、弟兄、朋友）的大厦。后来，讲圣谕逐渐民间化，讲述的先生规格比说书的高得多，好像一个人从事着与道德有关的工作，就决定了他与贩夫走卒云泥立判的性质。而先生不负众望，其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如绘的形象展示，不时穿插一些增强表现力的动作，一袋烟的工夫，听众就感动得哭声一片！有些老太婆激动得不能自持，多次昏厥，苏醒过来，还要听下去，接着又继续昏厥。而一些做过亏心事的人，在这面明镜的照耀下，羞愧难当，全耷拉着脑袋流泪……
语言的教化作用达到这种境界，大概是如今从事思想教育的人想象不出的，他们空洞华丽的废话让听众反感，真该向“讲圣谕”的先生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