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卷香帘半掩门，滇茶未煮待亲盆。
清宫晓梦绕几许，赤砚冷墨半字深。
花谢花开年年有，花开花落不留痕。
纵是千秋功名在，莫叫国宝枉断魂。
引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5日夜晚，紫禁城内戒备森严，一只驮着有近两万口木箱的板车队，匆匆忙忙地从神武门赶出来，绵延之势犹如一条夜袭的蟒蛇。是夜清风洗面，漆黑得要命，硕大的沉重的箱子上贴着封条，封条参差错落，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拉车的人两人一组，黑衣袭身，头戴礼帽，板车队的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军警，这些人行色匆匆，却又显得小心谨慎，夜极静，不闻一丝杂音，只有车轮磕着砖头的辘辘声向四方弥漫而去。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在军队的护卫下经过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一路向南……
从这两辆火车鸣笛启程的那一刻起，谁也没曾想到一批故宫人和19816箱文物，从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至今再也没能回到故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企图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形势岌岌可危，作为与之毗邻的文化古城北平，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第一时间意识到，一旦东三省沦陷战火必将烧至北平，到时生灵涂炭，千年的文化古城毁于一旦，紫禁城内众多文物也必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故宫文物押运员庄严之子庄灵回忆说：“九一八之后明显的就是有武力的冲突或者武力的侵略，就是有战争的危险。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想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文物的安全问题。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了，那么文物的管理也都制度化，一切也走上轨道。但是万一北京沦陷了以后，那这一批文物将来会不会受到影响。”
国民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周密的部署，决定转移部分珍贵文物，以避战火。在这一批南迁的文物当中有这么几件最为惹人注目：一件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出自晋朝书法家王羲之之手；一件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造型生动活泼可爱。这些稀世珍宝就是在2月5日这一天晚上被秘密运出故宫的。它们先后经历了南迁、西上、东去，现在这些宝贝就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文物珍品大约70万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华夏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的珍贵文物，有关统计表明在这些珍宝中有92%来自于北京的紫禁城。在历时10余年，堪称文物史上之最的长征里，那些终生陪伴着国宝的故宫人，不畏艰辛呕心沥血地呵护这些国宝。历经了万里漂泊，人与物都有着曲折而不平凡的经历。
溥仪出宫
民国十二年（1923年），清末代皇帝溥仪颁布旨令，宫中除三位太妃、皇上、淑妃五宫，各留20名太监以外，其余约2500名太监即刻遣散出宫。这些对宫中生活已经谙熟的太监，一经出宫就会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寄生在宫中半生的他们，凭着多年积攒的宫中生活经验，开始从宫中窃取历朝历代的宝物，用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国宝被暗中转移到民间。
北平地安门的古玩一条街，人们不但可以买到宫中的珍贵文物，甚至还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预订，这其中竟能有皇后凤冠上的珍珠和寿皇殿的百斤金钟。而这些被转移到民间的宫中宝物，变成不义之财后，不单是进了太监们的腰包，更成了宫中内务府的经济来源。就连皇帝本人也参与其中，以各种形式将宫中宝贝外泄。溥仪曾大剌剌地说：“国宝是我家之物，我可以随意外赏，但绝不可以奴才们偷。”宫中窃取宝物之举已然成风，被盗出宫的宝物散落全国各地，有的漂洋过海去了国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全无踪迹，恐怕是已经遗失的遗失，破碎的破碎了。
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清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原北京神武门的清宫被逐渐改成故宫博物院。
自国父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到溥仪被驱逐出宫，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变时期。各派军阀盘踞一方，各种势力虎视眈眈，国家成了一块盘中鲜肉，随时有被分而食之的危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中国从古老的帝制中走出来，踏上共和的伟大道路。转年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彻底推翻了帝制。同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临时政府颁布清室善后条款，优待皇室。也是这一年，袁世凯以武力做后盾，大肆制造“非袁莫属”的舆论，经南北商谈后，孙中山以“袁世凯必须拥护共和”为条件，被迫让位大总统的职务，4月1日正式卸职。
1915年12月31日，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下令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81天后居心叵测的皇帝梦破产，袁世凯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罪人。1917年6月，张勋再次“复辟”拥清废帝溥仪，12天后同样破产。此时的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这时的溥仪仍生活在宫中，过着实际上被幽禁的清闲生活。那些在政治上要君主立宪的，或者提倡王权主义的清室旧臣，如张勋、康有为等，常常到溥仪处，谈论复辟之事。当时的故宫由北洋政府管辖，时任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的吴瀛，负责监管溥仪与“清宫”事务（当时的北京市政府还被叫作市政公所）。
溥仪密谋复辟，《故宫盗宝案真相》记载吴瀛说：“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事关重大吴瀛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帝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请溥仪出宫，以避后患。但当时大权在握的政主，无一例外都曾在清朝做过高官，多少受过皇上恩惠，兼有“故主”之思，呈文是石沉大海，无有奏效。
清庚子年刚过，义和拳运动达到高潮，大清帝国被迫应战国际列强，转而紫禁城皇宫被占，清被迫签署《辛丑条约》，达成协议赔款大量白银，史称庚子赔款。民国十三年（1924年）易培基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有关庚子赔款分配问题。易培基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曾受过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提拔，吴瀛的好友，两人曾同时就读于湖北方言学堂。谈判进行过多次，每次易培基都要住在吴瀛的家里。此次时局有变，为了政治避嫌，易培基让吴瀛给他找一家公寓以掩人耳目。吴瀛家的隔壁南河沿，有一个好去处，是名叫“大纯公寓”的公寓，公寓不大却是个安生清净的地方，易培基就暂时住在那里。
当时的中国之势，捉襟见肘，文人墨客患得患失。易培基在北平的朋友不多，没事总要到吴瀛金钩胡同的家里坐坐，两个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从国家政治到各自的生活。二人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易培基是个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清王朝自然极度的不满。那时正是冯玉祥班师回朝，驱逐曹锟、黄郛，组织摄政内阁的时候，时局非常混乱。不想溥仪出宫的事情马上就有了眉目。
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要留在北平任职，大纯公寓住着已不太方便，暂迁到井儿胡同去。井儿胡同距吴瀛家较远，两个人又各有公务在身，以前是无论多忙每天总要见上一面，现在却成了难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5日的下午，易培基匆匆忙忙地来到吴瀛家里，来不及敲门就闯进去，扬着手臂像在高呼万岁，步子轻得要飞，脸上挂着笑，手不停地扑落大褂上的尘土。
“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说着走到正堂倚在堂房的门柱旁。
吴瀛正坐在屋内刚要起身，易培基的话已经落下了。听了这活，吴瀛迟疑着，悬在半空中的手顿了好几顿。听到这些话吴瀛万分高兴，助理的事情也是他的兴趣范围，只是思忖着觉得自己像是凭空生了许多罪恶。
易培基又说：“倘若溥仪守纪守法我也不会去写那些呈文，我们各自过着自己安稳的日子，何必要闹腾，惹得大家不安生呢。”
吴瀛说：“我可以参加的，但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况且我又是部里多年直接对清宫监管的官员，地位尴尬，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肯定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而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到时候安排。”
前一天，代总理黄膺白（郛）开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议案摘要：“命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要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两位“武将”办理。11月间大家为委员会各忙各的，吴瀛却生出慈悲来，觉得心中有愧，爱新觉罗是一个大家族，现在人财两空，连摆祖宗牌位的地方也要没了，同为人子心里不是滋味，迟迟没有参加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
故宫同景山有驻军1200多名，是当年袁世凯害怕溥仪外逃，从京师卫戍司令部里调集的，也是袁世凯北洋政府军阀统治时期的遗留。国民军总司令部要执行请溥仪出宫的任务，害怕这支失了名分的队伍，搞不清楚立场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弄了一个统一兵权的名义，4日上午10点钟派人到景山，并没有遇到抵抗，接了令的队伍即刻缴了械赶往北苑改编去了。住在宫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见自己的卫队被人遣散，人心慌乱起来，马上有人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派人去回复，表明其意只为维持秩序，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支队伍到神武门，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一律缴出所有的军械子弹，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4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事情进行到12点钟，安安稳稳地收了场。又一面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中。同时又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本是一个奴才，自然一副奴才的样子，生活在这样的天外天里，就是天下奴才中的“锦绣”了。奴才往常的生活是弓背撩眼、阿谀奉承、欠身请安，在溥仪面前把这做奴才的本分劲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宫里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绍英要把这被请出宫的事禀告给溥仪，那天正是溥仪百无聊赖又忧心忡忡的岁月里的不寻常一天。
国无年岁，朝有寿终，溥仪早就明白，只是不愿这么简单地接受事实。他那一张清瘦的脸上突出两只暴着血丝的眼睛，举止沉缓缓地凝重起来，听了绍英的话，来回地踱着步子。绍英退了几步稍稍地把身子直了一直，看看主子，自己半张着嘴却没说出话来，主子此时也伤心哽咽了。
“帮我召唤她们一声开一个御前会议吧。”溥仪扬着手，“圣体”后面拖出一团阴郁的困倦来。
绍英规矩地退了出去，一句话没说，这时候又能说些什么？外面的天已经更云换日了，面对着这样一位清朝废帝，那些千年的君臣礼教，皇室的“荣耀”君主的“威严”，在淡退出历史的画卷时，已不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溥仪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太监宫女们，恰是这样的点缀，在这些点缀下整幅画渐入氤氲、浑淡、缥缈，渐入似有非有的幻境。
绍英本不是一个笨拙的人，也知道自己再做什么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还是做了，做了能给溥仪留下最后尊严的礼数，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在寝宫门外叹了一口气。
妃嫔们站满了半个屋子，溥仪站在人群里，搓着双手显得很是烦躁，“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我们本该移居颐和园，可是民国政府迟迟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我们迁出倒也可以，只是这祖宗留下来的一物一件都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私产，若要自由处分管理之权，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达成一致后由绍英做代表传达给民国政府，并依照溥仪的意思说“清室同意约定日期，迁出紫禁城，但是宫内物件不予点交”。磋商持续了三个小时，由于宫内物件繁杂，一时间全部迁出过于仓促，民国政府的意思可以稍缓一两日，但是废帝溥仪必须即日出宫不能延迟。
谈判桌上坐着民国方面的代表鹿钟麟和清室方面的绍英，就在谈判相持不下的时候，鹿钟麟突然命令他的手下：“叫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绍英一听脸色一下子变了，话也软了下来。谈判结束时只改定了后年支付50万元作为皇室的优待费用。
单薄的溥仪身上承载了厚厚的历史的残垣，像一个句号昭告着一段故事的结局，像一个叹号警示着人们未来的东西正在新生。一段故事演绎了一段历史，结束了一段历史反而多出几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公民。
兵丛林立，养心殿外面一片静悄悄，溥仪拿在手里的苹果刚刚咬上两口，绍英碎着步子跑进来，看着溥仪却一句话不说，溥仪迟疑了一下，放下手中的苹果，捋了捋自己的大褂，“我这样行吗？”溥仪边走边问。绍英点了点头，跟在后面一路出去了。
在门口撞见了过来接洽的鹿钟麟。
钟鳞问溥仪：“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民国的一分子！”溥仪回答，强带着笑。
“那我们当然该保护你啊。”鹿钟麟说。
宫中有挂牌示以明日期的习惯，“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慌乱中被急急摘去，宫中乱作一团，480多名太监，100多宫女，都在各自收拾着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太监宫女们出宫前都得了“内帑”，太监每人十元，宫女每人八元。太监宫女们仍旧各自负责着原来的活计，至于移居何处，颐和园已经不太合适，最后经过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决定了暂迁得胜桥醇王府。醇亲王是溥仪生身之父，摄政王。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醇王府虽比不得宫里，可也是一处富贵繁华之所。醇王府是一个颇具故事的地方，京城就是不乏这样的地方。康熙年间醇王府曾是清初大学士纳兰性德的宅邸，后纳兰性德获罪，宅邸成了和珅的别墅，嘉庆四年和珅被诛，嘉庆帝把花园以及附近的宅邸一起赐给了成亲王，此宅传至毓时被赐予了醇亲王奕，奕是道光的第七子，光绪帝的生父，同治十一年受封醇亲王，因其福晋为慈禧的妹妹而得到重用，由此成亲王府改为醇亲王府，也称“七爷府”。奕死后其子载沣袭爵，光绪三十四年德宗死，载沣子溥仪入继大统。
下午4点30分一队汽车摇摇荡荡地赶往醇亲王府，这些来自国民军司令部的汽车，一共五辆，车里都坐满了人，大家默默地将眼神抛向窗外，闪动着那种无奈的悲凉。鹿钟麟司令第一辆车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坐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浩浩荡荡的一行在京城里疾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