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霜早雾早茶温，日待西山人待晨。
好叫功成骈腹意，朝朝暮暮臻至真。
辣酒封喉江山老，咸菜维艰苦满身。
他日别去霸王志，两腮绯绯做妇人。
走向大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狮子们惊呆了，两边的枪声亮出了气势，一个鲸吞中国的天大阴谋，像某个早上莫名的一片大雾，灰沉沉地压向中国。同年8月13日，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华北乃至整个中国都处在日本帝国的虎视之下，其势岌岌可危。
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中华儿女坐立不安，灾难随时都会降临，距离上海仅有三百多公里的南京城也是一片阴郁，这时文物的安稳又成了天大的问题。
故宫博物院议定，以赴英国展览的文物为基础，再添以重要的文物凑成80铁皮箱，运往大后方。押运员是庄尚严、曾湛瑶、那志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4日，从南京出发。庄先生是这批文物的押运官，带了家眷，还有一位另派的曾济时先生，他是湖南人对长沙很熟，就先到了长沙存储地点，文物一旦运到，庄先生和曾先生就作为故宫的负责人，在那里典守了。
80铁皮箱数量虽然不大，可要兼顾着故宫的经费，租船只能租一个舱而已。船上的房间很少，都让给了庄先生的家眷，其他几个人就在货舱里过夜。从南京到汉口，船上仅有一个排的兵力，人很少，三两个人围在一起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汉口，要过江，先把船上的箱子全部挪到驳船上，直接驳过去。在武昌隔了两天，押运员们都住在破旧的小旅馆里，两天后装上火车直接运到长沙去了。
文物要运到长沙湖南大学，存放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这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从火车站到图书馆中间需要经过一条河，80箱文物整整运了一天，长沙人做事性子很慢，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有一个小故事：
曾湛瑶有事要找我商量，叫了一辆三轮车，坐上去后，车夫缓缓而行。他本想坐上车子，可以节省点时间，谁知道比步行还慢。他催着车夫快点，说我有要紧的事。车夫说，你有急事，为什么还坐车？原来长沙的人力车是不跑的。
文物暂时稳妥，押运的人等在长沙，听候着南京的通知。当时租了一所民房，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登一登湖南的岳麓山，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夹着湘江，风景秀丽。
一天登山，见山上有水，几个人动手抠了一个小渠，嬉戏着山里的水，那孩童的乐趣较之阳光还要灿烂。隔天又去，发现被人动过，改成了原来的模样。几个人觉得有意思，肯定是有人偷下了战书，看谁修的水渠好，于是就又弄出一条水道来。第三天再去发现旁边的石头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此系山下人饮用之水，过往君子，切勿留难！”大家仔细一看，赶紧跑了，改成爬山竞赛去了。
南京的战火已经烤焦了城里的人，故宫博物院的南京库房，被临时改成教育部的紧急避难所，一有空袭就聚集起好些人，都是些贪生怕死之人，弄得乌烟瘴气。马院长特别嘱咐，听见警报后所有工作人员必须躲在库房里。那时候的南京城较以往真是“清凉”了不少，往日熙攘的街道上少了人影，天空飞机比人还要多。《我与故宫五十年》述：“马院长吩咐听见警报马上躲到库房当中去，工作人员必须要以身作则，这是保命的家伙还谈什么则不则的。我却与几个同事偷偷跑到库房后面的小山上藏起来，看飞机打架。敌我飞机在天空盘旋，彼此争相飞到对方的上面，一有机会就开火射击，敌人的飞机被我们的炸下来了，突然听见树林里有称道的掌声，原来偷偷躲在这里看飞机打架的不止我们几个。”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法西斯在东方的战火，日渐臻烈，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在委屈地挨着巴掌。
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地下室，只是个临时的仓库，文物要留在长沙，还要有个更加稳妥的地方。岳麓山上有一个亭子，名字很好听，叫作“爱晚亭”，马院长想调那志良过去，在亭子旁边开凿一个山洞，山洞冬暖夏凉，又可躲避空袭，很适宜文物的储藏。典守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啜古品今，操琴养鹤，得一时的清闲。趁着马院长长沙考察之便那志良就一同去了，也选好了址，可事情却有了变化。南京急电，告知马院长朝天宫库房的文物要紧急疏散。
地上紧锣密鼓地迁，天上紧锣密鼓地炸，湖北湖南被日本的飞机轮番轰炸，长沙也在所难免。行政院觉得迁到长沙的文物仍不够安全，于是要求文物马上从长沙迁出去，先转到贵阳，暂存那里。马院长即刻下令，文物先运过去，再同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接洽。
当时的日本飞机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高空轰炸，一是低空扫射，前者能从炸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中，感受人们四散而逃的惊慌场景，后者则能从喷出的火光中，看到行人碎尸万段的凄惨景象。这两样在文物刚运出长沙不久都应验了，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著名的“爱晚亭”成了肉林血谷。不得不说“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文物从长沙迁出要先到贵阳。湘西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文物要从那里过不得不提防点。行政院觉得湘西地方不靖，由长沙到贵阳的运输，指定绕道桂林。当时的广西也拿腔作势，与中央的意见不和，这一段路途走得相当曲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文物才最终到达贵阳。这一段路分成了三段，第一段，乘湖南公路局所派九辆南京市疏散到后方的公共汽车，一辆邮局的卡车，由湖南省保安队保安警察随车押运，从长沙到广西边境。第二段，乘广西公路局所派卡车，由广西宪兵随车押运，从广西边境到贵州边境。第三段，乘贵州公路局所派卡车，由中央宪兵随车押运。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一月一日，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本应有的喜气洋洋，一派祥和气氛，却都湮灭在炮火声声之中。文物运得匆忙，来不及派人到贵阳打点，只有一封寒酸的电报打给贵州省政府吴鼎昌主席，希望会同协办。因为正值春节，所以事事难以接洽，幸好吴主席鼎力相助，文物被暂放在绥靖公署里，留年后再做处置。年后负责人在城外选了两处储藏的好地方，可行政院指示文物必须安放在城内，于是只好将文物移到六厂门内的一个花园里。
文物在花园里蹉跎了一年的光阴。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大半个中国，花园里的文物随时都有被炸掉的危险。故宫临时开了一个理事会，决定将文物再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恰在贵州安顺有个叫作“华严洞”的天然山洞，里面宽可筑房，正适合。这个奇迹诞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冬天，华严洞处在安顺南门外的读书山，山的名字是当年洪北疆先生起的，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称华严，属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有一句诗写在华严洞上：“一壑藏幽境，群山绕梵宫。”文物既已安稳，故宫就在此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也是故宫文物疏散期间三个办事处之一，叫作安顺办事处。由庄尚严先生做主任，故宫的人还有李光第、郑世文、朱家济三位先生。庄先生一家人在安顺生活了整六年，当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被故宫人戏称为“八宝饭”的杂粮，里面掺着石头、谷壳、虫子、麦子，下饭的菜是辣椒粉拌酱油。庄先生一家人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最后离开安顺回南京时，这些衣服都被庄先生的家人摆摊卖了换成旅费，可见生活是多么艰辛。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在此之后也移藏华严洞。
文物存放在这座偏僻的溶洞中，虽未波及战火，但也未能安枕无忧。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敌我两军在独山一带展开激烈争夺。一为独山的战略位置需要，二为其是贵阳的门户重地。国宝再次陷入危难的境地。当时日军已对贵阳形成合围，东面的湖南、南面的广西正处于湘桂战役的战火之中，而西部的云南，也正处于滇缅战役的硝烟中，这掎角之势直逼贵阳，文物只好向四川方向转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华严洞文物进入四川。巴蜀自古就有天堑难变通途之说，文物转运从战略上考虑，必须要走这一步了。
（一）
马院长从长沙赶回南京，得到行政院命令，紧急疏散朝天宫库房文物。朝天宫几万箱宝贝就等着马院长一个人，城里的老百姓跟没头苍蝇似的随处乱撞，没人敢担保日本人的炸弹不会钻到库房里。
要抢运两千多箱文物到汉口去，马院长已经在那里租了一个临时库房。事态紧急，临时派定的押运员，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打包上路，单身的尚好，有家室的就要做一些牺牲了。
李家济先生匆匆回了家，自己咬着下嘴唇，看着昔日的爱巢，狠了狠心，揣了一把折扇，含着泪就走了。这一走可能以后再也回不来了，背地里好些人不舍，好些人积怨成了山，可在战争面前，凡人之力已主宰不了大势。
押运员可以携带亲眷，但是一切费用必须自己支付。押运员集合完毕，正要驱车赶往码头，却发现还可以再填上去一个人。院里马上通知了李光第先生。大家坐在车上等他，看见先生背着一张方桌子过来，大家忍不住捂着肚子笑，先生忽然觉得有些不妥，可说不出来在哪里，于是转身要背回去。大家劝说：“扔在那里算了，背回去干什么？”他就把桌子扔在路上，同妻子上了车。
其实大家还不知道他妻子怀里揣了一颗鸡蛋，上了船大家坐定，真是都慌乱到了极致。没过多久李光第妻子的腰际就湿出来一摊，鸡蛋果然破了。有些人可以携妻拽母，而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故宫的梁廷炜，一直跟着中路的文物押运，他的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家人不能团聚，那才是故宫押宝人的最大酸楚。
这几千箱文物的转运，可是费尽了心思，其中有一个人的功劳可是不朽的。此人就是杭立武。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州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年出掌“教育部”。杭立武时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在南京的紧张情形之下办理难民区，收容老弱妇孺。南京市的市长希望他把朝天宫也划进去，以使文物避于战火之灾。难民区性质上是不许军队进入的，可是战争真的来了，那就成了一纸空文。杭立武远见卓识，认为此法不妥，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群秘书长提议，文物要疏散到大后方去。随后张岳军紧急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第二日回电，同意文物迁运大后方。行政院即刻下令时在长沙的马衡院长，于是发生了转运两千箱文物和碎了一颗鸡蛋的故事。
对于故宫文物杭立武倾尽心思立下汗马功劳，而另一面对于故宫，因为经他的手文物最终成了两岸三地这个景象，所以他也是一个罪人。当时运走那两千箱文物所用的轮船，是杭立武一人费尽周折从英国人那里租来的“黄埔轮”。
《台北故宫》记载：“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局势更加紧迫，日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了，南京城即将成为魅影重重的鬼城。马院长觉得，文物再继续运下去，难度增加，而且一时没有准确的落脚点，又要自己关心到位，于是有了甩手不管的想法。派了黄念劭科长和三个科员留在南京，其他的职员有的派去了汉口，有的当即疏散了，树倒猢狲散。马院长自己则前往汉口，一些职员因为疏散了更是无处可去，就一路追随着院长到了汉口。
马院长刚到汉口不久，南京就有电报派到，并附蒋司令的意思，文物仍要继续迁运，并且政府一心插手此事。当时所派的负责抢运文物的人有：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杭立武先生，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钱大钧先生，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先生，南京市市政府市长马超俊先生，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先生，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家骅先生。这些人分工并不明确，所以只好各尽所能了，有拨派车辆的，有接洽警卫的，有接洽火车轮船的，有拨派工作人员的，有拨派欠款和工人的，有自己什么也派不了但愿意也出一份力的。
故宫文物的转运，最初由国民政府决定，要分成水旱两路运往大后方，水路是以汉口为目标，旱路是以陕西为目标。得到继续转运的命令后，故宫博物院留南京负责人黄念劭电告汉口的马院长，请求派人回南京协助工作。那时的故宫人彼此情同拱璧，在汉口的都被就地复职。于是派了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三位先生回南京协助工作，派了梁延炜、曾湛瑶两位先生赶赴陕西办理接运工作，派了那志良先生到陕西接洽储存地点的工作。
作为民国的精神圣地和实际的行政中心，南京城这次是一败涂地了，文物在战火中的抢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也派了三个人帮忙文物迁运，这些人加在被调回来的故宫人员一起，不过六七个。对于整个朝天宫文物的调运，真是无济于事。这些人的工作宗旨是原地待命，有船或汽车来，马上开始干活，一刻不能耽搁。平时没有吃饭的时间，只能临时用面包充饥。遇到警报突响，就近找一个可以遮蔽的地方，或是汽车的下面，或是房檐的下面。不久后故宫印刷厂的八位工人也参与了文物的抢运，八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给抢运工作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不过所有人每天仍要露宿在外面车子上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简单地铺上稻草当作床铺。干了十几天，火车运出去的文物有七千多箱，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0日起，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8日结束。
马院长派员回南京的时候嘱托，一定要把石鼓运出来。石鼓一共十只，上面刻有篆文，记录了秦始皇未统一六国前的历史，因为它的发现使中华历史上溯了几千年，所以非常重要。马院长要求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运出来。命令传达到库房的发箱人那里，这些发箱人用了经验主义的判断法，很聪明地认为所有跟装石鼓箱子一样大的箱子肯定都是重要的，于是发石鼓的时候捎带着发出去二百多箱的戏衣。这些箱子有圆圆的顶盖，特别不适合码放，从汽车到火车每一个经手的人都觉得麻烦，其实戏衣本不是特别重要的文物，大可以放在最后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