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冬梅半离歌，青州有泪人蹉跎。
窦阔花开三月岁，初见姽婳遥相合。
北沟的记忆
台中雾峰乡吉峰村北沟，是故宫文物的存储地。品字形的库房边上，有一块不大却可建设的空地，这里将成为故宫文物迁台以来，第一个集中展览的地方。
北沟虽然地处偏僻，但是沟内的文物，却放出耀眼的光芒，而且一下就照射到整个台湾，甚至欧洲大陆。“政府”的高官们，有些儒名雅兴的，常来这里看看，掂量掂量历史的分量，好些个外国人也慕名而来，多数是要与“汝窑”长相厮守，有其他癖好的也是常见。
一旦有上面的情况发生，故宫都要派人在库房两列箱子的夹缝中插上一块宽木板，推动推动是否靠牢后，铺上一块白布，从六七层高的箱子摞中，选出客人要看的物箱，层层拿放，取下来，拆去封条打开箱子拿出文物，摆放在事先的木板上，由来客观看。这工作真是麻烦，库房内可供插木板的地方只有对着库门的那一条过道，而且参观的人，愈是看着困难愈是积极，“联管处”渐渐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杭立武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在库房旁的空地上，盖上一个展览室，定期摆出些文物，供来客参观。至于“联管处”经费困顿无力建房的现状，杭立武说，他已经商得了美国亚洲学会的补助同意。
但是这个事情在理事会上提出之后，大家却都持有反对的声音，认为用亚洲学会的补助来建展览室有损中国的形象，此事只好放下来，从长计议。可是每周两三次的招待仍要继续，工作人员们劳心费事，而且这个简单的展览办法并不安全。还有接待的客人多是蓝发碧眼的外国人，或者台湾的达官贵族，平常的老百姓却看不到，这样真是不太公平。建个陈列室终被逼到迫不得已，不得不行的路上来了。
理事会做决议，大家赞成自行筹款建设。虽然“联管处”名声在外，不过自行筹款的事却是渺茫的。最后还是争取了美国亚洲学会的补助，得到了直接的补助款60多万元，建成了一个小的隔出来六个展览区的陈列室。
1957年3月，小小的陈列室完成了，24日举行了预展，翌日开幕。展览室有600平方米，只能一次性容纳200件展品，“联管处”规定，每周展览6天，周一休息，三个月换一次展品。
杭立武那时正好被“政府”任命为驻泰国的大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位子让给了孔德成先生，孔德成先生拟订了开放参观的计划，并交由理事会协议决定。
一、陈列室的开放参观，仅是应各界的要求，是不得已的事，为文物的安全，不必大为宣传。
二、要划定参观区域，注意库房的警卫与安全。
三、售票的地点应设在台中市两院联合管理处办公处。
陈列室建成了，“联管会”按照规定没做宣传，第一天文物展出，迎来的客人寥寥无几，工作人员觉得没劲。按计划，售票的地点在台中市里，这就要惹麻烦了。果不其然，一周之后陈列室的名声已经在外，慕名而来的参观客，携亲带眷在外面排上长龙，多数不知道是台中售票，人已经到了，却因为没有票进不去，于是只好在外面大闹。没有票不让进，一些人就举着钱硬往里面闯。工作人员对这样的事也很无奈，展室门口临时做小买卖的，见到是一个商机，于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到台中，买了几十张的参观票，回来兜售。因为他兜售的票，要加上百分之五十的成本费，有些买主觉得吃了亏，四处说这是“联管处”安排的，为了要多售出些钱来的把戏。“联管处”受着流言的压力，立刻请示理事长王云五，王先生用电话同几位理事商议，把售票的地点改在了北沟展览室门前。
为了这一陈列室，公路局特意开设一条专线，每天有专车往返，头几周嚷嚷闹闹的人还挺多，一个月后清寂得多了，再往后几乎是空着往返了。
北沟陈列室，屋子不大，每次展览的文物也不多，进去的人把屋子站满，通风受阻，屋子里闷热得厉害，几乎看不完展物就被逼了出来，久而久之人们对于它的兴趣就淡了。至于那些痴迷的学者，却多是因为展物太少，索性也不看了。展览室一直到台北故宫的落建和使用，才卸下帷幕，历时也有7年之久。
文物的对外宣传
故宫对于文物的监管，是近乎苛刻的态度，这也让文物在几十年的装运奔波过程中近乎没有一处损毁。“1956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是庄尚严之子庄灵在《台北故宫故事秘闻》一文中提到的。1933年起运的石鼓，经过各路颠簸，到了1956年仍然完好无损，足可见故宫人对于文物的一片呵护之心。文物在转运以及藏匿的过程中，只有图书字画等易于受潮湿影响。发霉腐败的文物，可以开箱晾晒，其他文物照例是不允许开箱的。现在文物运台，看着当时的形势，想必是要做久居的打算了，各项工作也就陆续开展了。
文物在北沟库房时的部分工作：
1.《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目录的重编。
2.《中国文物影集》的编辑。
3.《故宫书画录》的编辑。
4.《故宫名画三百种》的编辑。
5.故宫书法流传画册的编辑。
6.《故宫藏瓷》、《故宫铜器图录》的编辑。
7.《“两院”概要》、《中国文物图说》的编辑。
（一）
故宫文物在北沟安顿不久，重编《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目录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两部书是记录了宫中字画的总编，第一本是有关宗教的记录，既《石渠宝笈》内收录的画，全系宫中极具宗教色彩的名画。而第二本《秘殿珠林》，则是除了宗教以外其他名画的收录。两部书经过了三次的整编之后，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次文物安顿下来故宫的学者们决定重做整理。《秘殿珠林》初编自乾隆八年，既1743年12月，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主持工作，于乾隆九年也就是1944年10月完成。乾隆五十六年既1791年1月，《秘殿珠林》开始续编，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主持工作，于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完成。三编是嘉庆二十年也就是1815年2月开工的，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6月完成，主编人是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麟、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惟鐈、胡敬等。
《石渠宝笈》初编于乾隆九年（1744年）2月，完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10月，主持编辑的专家学者是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续编及三编同《秘殿珠林》的时间和专家学者完全一致。
三次编辑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虽然已经粗具规模，也是翔实严谨处处到位，可是仍存在问题，三次编辑相距有70年之久，其中体例不一致大可不说，关键的一点是，它所用的分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处境下的文物了。当时选用的分类方法，是依据物品所在宫中的存储位置，现在文物已经迁台，出了紫禁城这一套方法就没意义了。故宫学者的意思，务必要做出调整，这两部书是故宫收藏书画的总目录和依据，实用性要求甚高，于是编辑工作就开始了。
这两部书以往的具体编辑细节，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做了翔实的介绍。
一、初编是以所藏的宫殿为单位，如乾清宫所藏的书画，都列在“乾清宫”这一部分记录下来，而在书画上钤盖一方“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印，表示这幅画已经著录了；下面再钤盖上“乾清宫鉴藏宝”印。如果我们看到一幅画，上面有这两方印时，便到《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初编，乾清宫这一部分去找它的著录。但是，乾清宫这一部分，分成数卷，要在每卷前面的目录上，逐卷查找，检查到了，下面又没有页数，要估计其地位，大约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它，这实在是不方便。至于编辑方面，把书画分为“上等”及“次等”两种，上等的记载较详，例如一幅画，记出它的画景、着色或水墨、款识、题跋、作者印章、收藏印章、宫中宝玺等；而在次等，记载非常简单，有时仅有“着色画”或“水墨画”三字而已。有时为找一幅画的著录，费了好些事，才把它找到，结果看到只有三个字，岂不令人大失所望。
二、续编著录的字画，不分上等次等，全书在卷首编列总目，每卷之下，注明藏某处；在书画上面，钤“石渠宝笈”、“石渠宝鉴”、“宝笈重编”，书画上钤有这三方印时，便是续编中著录的。可是，书的内容，仍以收藏宫殿序，你在总目上，查出这幅画收藏在什么宫殿之后，便要在这宫殿的部分去找，每一宫殿字画，多的常是分载在十数册中，也与初编一样，很费时间，才能找到。
三、三编著录的书画，也不分上等次等，在书画上钤“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印，全书有总目，每卷有分目，初编续编的不便是没有了，但书画多时，每一宫殿的书画，分载在数册或数十册中，也要逐册去查；书画少时，数卷合订一册，连续装订，也要逐页翻检，仍不方便。
（二）
1952年台湾“教育部”要在台搞一个“社会教育扩大活动”，因为杭立武个人同“故宫”的关系，便希望“联管处”把文物拍摄成照片，附带说明性的文字，在全岛刊发宣传，增大教育运动的影响力。这一年的11月“联管处”同“教育部”进行了协商，把各自的任务分配下来，“教育部”负责办理展览的工作，“联管处”负责选件、摄影、编写说明的工作。此次活动定名为“中国文物影集”。“故宫”在文物的筛选上，是以精品为首选，一共做了14组，分别是：甲骨、铜器、漆器、石刻、陶俑、简牍、卷子、版本、文献、书画、织绣、画像、玉器、剔红。这一次只做了500张，因为展览过程中宣传不到位，所以效果并不甚佳。
“中国文物影集”是一个引子，受此启发，“联管处”在1954年决定做一个文物的宣传画册，因为文物众多，做出的画册可能会远远超出画册的范畴，所以这一过程跟制书无异。工作开始后，从书名到内容再到经费，要一一讨论审度。当时商定是以五本为一套，这五本分别以彩照和说明性文字为主，介绍铜器、书法、名画、瓷器、版本。台湾“政府”拮据，不愿出此经费，杭立武先生只好用“联管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向亚洲协会借款。当时这本画册采用了理事长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叫作《中华文物集成》。
台湾的印刷技术尚不够要求，照片和文字的样板都弄好后，付印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最近的地方就只有香港能印刷了。“联管处”理事长王云五的亲戚，是香港书店经理，理事们的意思是把付印的事情，托过去办理，可这位王理事长的亲戚徐应昶先生，正值公事烦心，抽不出来时间，“联管处”只好派自己的人过去。
因为经费紧缺，又是外面借来的，所以“联管处”在花销上不肯大方，那志良出差只给每月250元的补贴。时值香港物价动荡，这250元的旅费补贴，对于每日的房钱已是不济，于是只好迁就在徐应昶先生的公寓里，按月缴纳房租，虽然也不廉价，可能腾出些琐细的花销来。每日的上午，那志良把样章送去印刷社，随带着取回上一天的稿子，下午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铜版制好后，需要进厂付印，连着找几个工厂预算都超出来很多。没有办法，希望“联管处”能追加一些钱来，可“联管处”无钱可使，所以只好找了一个小厂，印出来后效果不佳。还好当时这样的刊物属于罕见的那一种，尽管质量上有一些粗糙，却没妨碍销量的走俏，出版后不久，完全售罄。
（三）
“两院”理事王世杰先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对于文物的研究也很上进。每次“两院”理事会，王理事都会提出将存台的文物进行整理和编目的议案。以前大家并没重视，也是时局的不允许，在客观上没有给“两院”做文物清查编目的机会。1954年23日，又一次“两院”联合理事会举行，王世杰先生再次提出整理编目议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不但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征得了其他理事的同意，决议执行此议案，议案内容是编制书画、铜器、瓷器、玉器、孤本书籍的详细目录。
书画目录的编辑是首要，定于4～6个月内完成，书名为《故宫书画录》。出于对后世人的交代，在书画目录编辑之前，有几项成文的规定。一是品次的划分；二是说明的撰写。此次目录撰写的主持工作，由王世杰、罗家伦、蒋谷孙三位先生负责。书画品次的划分，也有了明确的要求，都是历来故宫对于书画文物在品次上的定义。那么什么是上等品什么是次品或劣等品呢？
一、没有疑问的历代名迹，作者及作品均无出入的，属于上等品。
二、流传广泛的佳作，虽然作者尚未考证到，不过作品质量很高，属于上等品。
三、明清两代，虽然历史不远，但是大家的精品，也属于上等品。
除以上三项外，其他可定义为次品或劣等品了。这个制定，要求三位主管人对每一件作品都要亲自过目，并准确核实。故宫的书画浩如森海，若以单件论不在4650件之下，而这也是除去摺扇、墨拓、缂丝的保守数据。“联管处”要限制在4～5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但是完成的可能性却很低。三位先生数度来台中，审查指导工作，因为先生们都不住台中，往返很困难，路上劳顿工作絮烦，又有四五个月的期限做催命鬼，真是要了三位先生的小命。当时长住在北沟库房的学者只有那志良、庄尚严、吴玉璋三位，编辑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制定的规矩录在下面：
一、全书正目分“法书”、“名画”两类，每类别为卷、轴、册，再按时代前后，先列个人作品，次列合作之件，最后是锦集之作。南薰殿图像另列一卷，其分卷情形如下：
卷一法书卷卷二法书轴
卷三法书册卷四名画卷
卷五名画轴卷六名画册
卷七南薰殿图像
二、被审列入简目者，均录入卷八，其分类与正目相同。
三、每件书画，均须与《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核对，并用公尺量计尺寸，核对后完全抄录两书中原有的记载，冠以“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某殿著录云”数字。如果著录中有错误，或有漏列，由编者在后面按语中更正或补入。
四、没有在两书中著录的书画，可能是入宫较晚的，由编者按照两书体例，自己编辑。
五、编辑体例，尽量求其一致，品名也在可能范围之内，稍加改动，例如品名中有“千字文”及“千文”，就一律改为“千文”。也有些不可强求一致的，如：
1.书画品名，有的有“书”或“画”字的，有的没有，是无法强同的。例如“董其昌临古”变成“董其昌书临古”，或“董其昌书额”变成“董其昌额”，都不妥当；“画”字也是如此，“王诜画鹰”取消了“画”字，变成“王诜鹰”，“明人摹西园雅集图”加上一个“画”字，变成“明人画摹西园雅集图”，也都觉得不顺口。
2.画中品名最下，有加“画”字的，也有不加的，也无法使它一律，例如“王翚山水”加上一个“图”字变成“王翚山水图”，或“王诜画鹰”取消一个“画”字，变成“王诜鹰”也都不妥当。
3.目录中有集册集锦，其作者姓名，都依照《石渠宝笈》原则次序排定，次序便不一律了。例如在宋四家墨宝册中的排列，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而在宋四家真迹里，便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因为内容是迻写《石渠宝笈》，目录中只有依照内容排列，不能予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