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我知道你来干啥。刚才我听那个姓刑的说了。哎，那个禁灵阵是你布的吧？”老头一脸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问道。
“是啊。”
“得了，咱们爷们儿找个能说话的地儿唠吧。”老头磕了磕烟袋锅子里的烟灰示意周正东进帐篷唠。
“那你们聊，营地那头有事我就不陪你们了。”陈队长一看这情况，连忙给自己搭了个台阶离开了。
五子在帐篷外面抽烟（实际是守着帐篷不让外人靠近），两个人在帐篷里面开始唠来龙去脉。原来老头并不是刑教授直接请来的，按老头的话说，姓刑的想请他还不够资格。老头是刑教授的导师请来的。论起老早年老头和刑教授导师的关系话就扯的有些远。
在早些年文革刚过时，中国的考古事业跌落至最低谷。许多珍贵文物被最最革命的红卫兵们破坏，国家与地方的文物部门都遭受的严重的冲击。在当时，故宫一类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够得以保全还都是依靠总理的一句话和部队的保护下才幸免遇难。
随着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后，国家百业待兴，而文物部门也展开了正常有序的工作。在当时，最缺乏的就是人才。许多原本政治上信得过的考古学家在文革时期均不是打成了牛鬼蛇神就是臭老九，甚至还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事后都被平反还以清白，可这个时候青黄不接的人材断层的问题出现了。
有资历的老家伙们或因身体原因，或因年龄原因，或因其他什么原因，极少再打算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年轻人经验少，十个里头有五个以上能够分得清楚随便一件文物的朝代与用途就已经算是奇迹了。
虽然考古事业仍然得有人来干，但老家伙太少，光鉴定和甄别工作就足够他们忙的了。而新一代的研究考古的年轻人要么有理论没实践，要么就是没实践也没理论。尤其是涉及现场保护性挖掘以及对文物的鉴定、保护、储藏、修复等等都是基本上空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