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大批的古乐器，品种的齐全和保存的完好都大大地超过以往的发现，其中不少乐器是前所未见的，乐器中共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8种124件，包括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排箫2件、建鼓1件，尚不知名的五弦乐器1件，以及与出土的汉代以后品种相同的竹笙5件、2件、十弦乐器（琴）1件、短柄双面鼓2件、悬鼓1件，此外就是12具二十五弦瑟和全套编钟，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成为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
过去出土的乐器极少，而且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名称。但曾侯乙墓的发掘改变了这种情况，曾侯乙萧是用13根长短大小依次递减的细竹管并列，再用剖开的细竹管分3道缠缚而成，出土时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可以听出它们不是按律编管而至少已是六声音阶的结构，这种形制与古壁画、石雕中所见的形象是一致的。是一种横吹竹管乐器，它七孔而有底，五个指孔并列，一个吹孔上出，采用叉口指法能吹出十二个半音，与箫一起是首次发现的先秦实物。笙则以葫芦作笙斗，以细竹为笙管，计有12管、14管、18管三种，管内有竹质的簧片。琴有五弦和十弦两种，是根据现有资料尚难正确定名的乐器。瑟由整块木料雕成，并且腔体完整，彩绘精美，但因柱位不明，难以进一步探讨。鼓则为木腔皮面，皮已朽烂，仅存鼓腔，罕见的是铜盘龙座建鼓和铜立鹤架悬鼓。
在出土的乐器中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当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青铜铸，它是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的乐钟，编组悬挂在钟架上，演奏时以小槌或木棒敲打而鸣，音色清脆洪亮，幽静而柔美。曾侯乙编钟有64枚，另有楚惠王赠的钟1枚，共计65枚，编成8组，出土时悬挂在三层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上，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全部甬钟有碎龙交错的浮雕花纹，大钟还错嵌红铜。每件钟上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总字数达2800字左右。此外，出土时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六件“T”字形钟槌在铜架附近，说明这些棒槌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编磬为古代敲击乐器，磬由玉石、青石或石灰石琢制而成，悬挂于架上，敲击之发声。曾侯乙编磬全套共32件，分列四组，磬架铜质，由两只鹤状怪禽支撑，上下两层分别悬挂石磬。磬面刻有文字，残存约六七百字，内容与编钟的相近，均为音律、音阶的名称和编号。由于编磬长期浸于水中，石质溶蚀朽坏，目前已不能测音。
按照编钟上的乐律铭文和实测证明，每件铜钟都能敲击出两个乐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它的音域宽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5个八度，仅比现代钢琴的两端各少一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
经过试奏，证明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用这套编钟能够演奏古今中外的多种乐曲，并可以用来伴唱。演奏效果表明，它的和音、复调和转调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且音色优美，悦耳动听，效果甚佳，从而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从欧洲传来”的传统说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先秦乐律学的认识。钟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在科学概念上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
这些乐律术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着作，因而事实上已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传统乐律史重新估价的问题。
曾侯乙墓编钟及其他乐器的学术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这说明远在战国早期，中国已具有了非常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这一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使失传了2400年的华夏古声--“楚声韶乐”得以恢复。
4裹尸的金缕玉衣
1968年开掘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除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丝织品等外，最令世人称奇的当数那件“金镂玉衣”了。“金镂玉衣”压在棺椁朽灰和漆皮的堆积层下面，通体扁平，头部和手、足已变形。出土时，做成腹部形状的上衣前片反而在具有臀部形状的上衣后片之下，这显然是入殓时把上衣的前后片放倒了；裤筒开缝本应朝下，而实际上左、右裤筒的开缝朝上；有人推测这些现象是由于入殓时仓猝所致。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至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
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作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形。此外，在“玉衣”内还发现一些玉璧，以及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右袖内发现小玉印两颗，一刻“信”字，一刻“私信”二字。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镂玉衣”。
制作如此精致的玉衣，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数以千计的、有一定的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他们为什么要制作金缕玉衣呢？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且使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早已化作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
5新疆彩陶之谜
新疆地区的彩陶出现时代，是与人们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或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相适应的。在新疆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出现过彩陶的踪迹，不论是在昆仑山麓、天山南北，还是在塔里木盆地边缘，东部的丘陵低地，可以说彩陶无处不在。据有人统计，已发现的出土彩陶的遗址有近50处，其大致的时代起自古青铜时代，延续了二三千年之久。
新疆的地理环境独特，横亘中部的天山将全疆分割成两个大的地理单元，东部的低山和盆地也相对独立、封闭。从地域上看可划分出几个较大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各地区的彩陶既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具特点，组成了新疆彩陶丰富的内涵。
在哈密--吐鲁番盆地。该区域位于新疆的东部地区，其东经河西走廊与甘肃相连，北部为博格达山和巴里坤山脉，其南为库鲁克塔格山。哈密和吐鲁番盆地为两个相对闭封又互相连属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大的区域内，比较重要的彩陶遗址有哈密三堡焉不拉克、哈密五堡水库、吐鲁番艾丁湖古墓地、鄯善县苏巴什墓地、鄯善县洋海墓地等。
哈密焉不拉克是哈密市西北约60公里处三堡乡的一个村落。村子的西北有两条小土岗，两岗之间有一泓泉水。土岗之上分布着密集的古代墓葬。这些古代墓葬的形制可以大致分为土坑墓和土坯墓两种。在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陶器，器类有壶、豆、钵、杯等。彩陶的母题由三角纹、曲线纹或S纹组成，此外还存在锯齿纹、水波纹、内填网格的倒三角纹、十字双钩纹等。在红褐色的陶衣上绘黑彩花纹，在部分陶器中有施内彩的现象。焉不拉克墓地内出土的彩陶器皿，有些在器底中心穿有小孔，可能与其葬俗相关。
哈密五堡水库墓地也是一处较密集的古代墓葬群。在用做随葬品的彩陶器中，有罐、豆、壶几类。构图的基本母题是三角纹和竖线纹。也是先施红褐色陶衣，再以黑色彩绘描出花纹。
吐鲁番的艾丁湖古墓地位于吐鲁番地最中心处，其海拔高度为-153米。墓葬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随葬的器物种类有陶、铜、石和金箔饰件等。陶器为手制，彩陶为红衣黑彩。花纹图案主要是各种三角纹、条带纹和网格纹。其中三角纹图案略呈弯曲形状，颇似被风吹动的三角形旗子，随风而飘，动感明显。在有的陶器上，往往有一条从口沿至器底的平行条带，条带内饰网格纹，洗练醒目；或者是由正向和倒向两组三角纹满饰器身，形成了空白地的波折纹样。在一件彩陶壶上，口沿部分由规整的菱形纹装饰，器身则由三组卷曲的双线纹饰满器腹，非常富于装饰效果。
鄯善县的苏巴什（又称苏贝西）古墓中，出土的彩陶器有钵、罐、杯几类。陶质多为夹砂红陶，有彩绘的陶器则先施红陶衣，再绘黑色图案，构图主题是多种变形的三角纹。
洋海墓地是鄯善县的另一处古代遗迹。这个墓地在该县吐峪沟乡，位于着名的火焰山南麓的冲击扇上。其出土的彩陶器皿，不论其形状或纹饰，都颇具特色。
哈密-吐鲁番地区的彩陶，在年代上以焉不拉克墓地为最早。人们采用科学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显示，这处彩陶遗存的年代距今已有3000余年了。吐鲁番盆地内的几处彩陶遗存年代略晚一些。这一地区的彩陶风格，除保持了自身的特点之外，与甘肃、青海等地的彩陶，无论从造型、颜色或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来在3000余年前，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就已往来密切了。
在新疆东部，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地带，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缓坡冲击扇。在木垒县四道沟，奇台半截沟、红旗厂，巴里坤南湾、兰州湾子、石人子乡，伊吾军马场，卡尔桑等处，均有彩陶分布。
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原始聚落遗址。遗址中既有房址、灰坑之类的遗迹，也有少量墓葬。陶器数量较多，主要器形有釜、腹耳壶、双耳缸、单耳罐、钵等。彩陶是红衣黑彩，构图纹样主要是交错网格纹和条带纹。
在巴里坤县奎苏南湾，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墓室为竖穴土圹墓。在丰富的随葬品中，陶器占据了大多数，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有三角纹、连续折线纹、涡纹等。在石人子乡亦采集有彩陶残片，红衣黑彩，花纹有网格纹、三角纹及横、斜短线等，比较简单。一件残破的陶缸，口颈处饰锯齿纹，肩部有一圈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空白处各有一组短横线修饰。大河乡一件完整的彩陶罐，在口沿、颈肩部及下腹各饰一圈内填折线三角的宽条带，风格朴实，纹样和器形和谐统一。
在察吾乎沟墓地出土的带流罐中，有的颈部一侧绘内填圆点和细网格的方格纹，有的装饰红色方格纹和棋盘格纹；有的颈肩处饰一周由棋盘格组成的横条带，有的口颈至器腹饰斜向的条带，内以多重连续折线装饰。同时，在其他器类上，彩陶图案同样繁缛华美。
除了上述几个地区彩陶之外，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亦有一些彩陶出现。在罗布泊，彩陶器均为手制，先于器表上涂红色陶衣，再绘黑彩，花纹有倒三角、水波纹、竖条纹等。在且末县柯那沙尔曾出土一件完整的彩陶壶，亦为手制，在红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颈部饰网纹，颈肩处绘水波纹，器腹则绘变形三角纹。
新疆地区的彩陶，经历了从发生、发展至衰退的过程。其延续时间经历了青铜时代至公元前后，历2000余年。各地区的彩陶风格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彼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以东疆的哈密、吐鲁番盆地的彩陶和焉耆盆地的彩陶最具特点。在新疆各个区域内，其绝对年代相对处于比较早的阶段。各区域内的彩陶，可以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并不多见，甚至可谓是凤毛麟角，这不仅在彩陶的发展中是个难解之谜，对于探索新疆远古的历史，也是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