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清谿深难测，隐处惟孤云。
初见此诗觉景境颇美，甚为欢喜，又谿者，山间之流水也，不与大流争，单于群山野荒中，独受天地之精华，乡万物之灵气。悠然处之，怡然自得。清者，与浊相抗，乃一介书生，故自曰：清谿生。
曾闻上古之时，黄帝为御渐盛之东夷，遂与炎帝而盟之，而后一统中原，为中国万姓之宗也。及至尧之时，后稷为姬姓，迁族于渭水岐山之间，后成周部落。商末，周之首领古公亶父生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幼曰季历。季历子昌，古公甚爱之，欲传其天下，奈古礼不允，心不乐，泰伯知父之意，乃与仲雍同逃荆蛮，至于吴地。泰伯三让天下而昌周，逃吴而兴吴成吴姓之祖也，泰伯之德，非仅吴姓人崇之敬之，天下人亦敬之誉之。
古吴之地，在今苏南一带，时人烟稀少，吴氏之先祖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始成一势也。周初，仍以姬为姓，周封为吴。及至吴王寿梦之时，吴公子延陵季子四让天下，德行播之余四海，对国之忠，对阖闾之仁，可谓少有人达之。后举家西迁，成延陵吴氏支族，吾之祖也。
延陵后，秦并宇内，后秦无道，群雄起而抗之，楚湘之地，有吴芮，季子后也，举义旗，伐无道，诛暴秦，后汉兴，高祖敕封长沙王。自此后，吴之家训族规愈严，以佐王传德为信，不争帝王，不逐天下，惠泽子孙，万世昌隆。千年之后，位列《百家姓》之第六，在吴地一代，家族庞大，享誉四方。江淮一带，广有支脉。及至明末，战乱频频，为避世而举家西迁，慎珩公有吉安府西迁至大定府，而成吾族西迁大定之祖也。
慎珩公卒，葬于今六龙之地，有子從周，周生子成龙，龙长子号允公，允公生廷俊，俊生世延，延生景遂，遂曾居羊场，尔后羊场有吴氏之支脉也，自景遂始，有文名。遂生有元，有才名，元生永文，继父志，有功名。永文生高祖光昭，字幼军，永文长子光培，字铁庄，大定之贤士也，一生辛劳，追随孙先生，奔走革命，奈天妒英才，革命未成而先殒也。幸留有诗文传于后，吾高祖光昭为其辑录之。
高祖光昭，乃清末开明之士也，曾为革命而行之，通书法，其书稳中求劲，静中显刚。余幼时曾有幸观其字，字虽仅如蚁大，却丰实清楚。高祖后为师，深得一方学子拥，至其卒，家贫，无地葬之，学子抢小桥之地而葬，此事方知其德深得人心矣。
昭独生曾祖守環，其人其事，吾知之甚少，但闻乃族中守字一辈中最为出类拔萃者，惜年代久远，无从考之。
環独生祖父明德，其卒于丁亥年夏五月，享七十七岁，吾多有触，知其一生之不幸，实为人之至哉。生不满百日，其母逝，未加冠，其父逝，人伦之了，未有也。祖母王氏，其身亦苦，幼年丧父，至今日不知父之名，恍记生于大定对江。
据闻祖父壮年之时嗜酒如命，后身体每况愈下，故戒之。其通阴阳之术，对易有所参悟，乃族中有望之人，共和国初，与祖母皆为国家之干部。祖父却为新世之旧世人，其尊儒礼，对家人严之，对女子甚为苛求之。
祖之性，有德行，却落于礼也，又恐政之威，故保其小家，修其身可矣，而其于社稷，难称有功。
祖生四子三女，吾父为长子，名兆书，祖父之能，在取名神人班定性也，父辈如此，吾辈亦如此，实令人服之。
吾父生于甲午之年，时为国耻一甲子祭，又逢共和国初立，几与共和国同生共长，数历国之变。父精于农学，实因其有科学奇巧之心也，其文亦不差。少凭其农学之基，文学之用使其名声远扬，为故乡一杰士。
余之父绝祖之封建气，开民主之家风，重子女之教，实有远见。父一生，四立也，曰立功，立德，立言，立心。
立功者，其专心于农学，青年既有所成，屡受褒奖，一度有名传，后转于政治，无奈心不在而断矣。然建国六十年之际，国评其有功于社会，有功于共和国之农学建设。
立德者，其仁德之名远播，人皆知其善而懂礼。其对德之新解在于，德虽无际，而德行却示在身，无德行之人，何敢称其为真人乎。
立言者，家父幼好文学，有才名，五十后方学诗词，夙兴夜寐，竟成六龙一绝矣。其诗风清雅俊秀，实为田园诗之典范也。
立心者，在其不老之心，世常谓其老顽童也，余虽在旁，却无从查其因也。父之心，尚乐，不为世俗而愁也，吾实难至其境也。
然，余父虽具四立，却唯乏知人之心，其心少留家，而遂成家之不睦之因。
故，吾父修身治功，却无齐家之能，实憾事矣。
吾母喻氏，虽不识文，然数算之能了得，吾不能及也，心唯服之。其心念一家，辛苦操持，于是方有今日家之盛矣。
余生于壬申年冬十一月，于大定百纳境，时凌晨，唯吾母一人，母碎碗，以锋之处割其脐，吾哭声响彻云霄，晓示世人。方士曾言，此吉人也。
吾谱名秉文，祖父所取，引自《诗经.周颂》：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希求吾有上古祖之德。
初生之时，十分凄苦，母每忆当日，泪不能止，吾听之亦心酸。余乃家中独子，上有四姐，而于吾之前有一兄，奈未生便没，故吾今日实乃兄之赐，吾当谢兄之义，而代之以谢天地父母，而苍天亦怜吾，方有今日矣。
未入学堂之前，三入鬼门关前而不进，实乃运之至矣。一则失踪于闹市，后老人救吾归；二乃戏玩食，致其落入气管之中，险丧命；三乃逢病魔，哭不止，不进食，几近命休矣!然皆避之，实先灵之护佑也。
未入学而受蒙学，初知识能长智，然进学，实弊之不停，至六年结，无寸学之能，却偏遍读理学，史学之书，以为一技也。
后喜逢情缘，不能辨，遂绝。及今乙未年毕业于贵师大，居校十六年矣。同学多，交心者亦不在少数，实乃吾之幸也，文感激不尽。
余虽性孤僻，乃命定。秉者，持也，恒也，故得罪于人；文者，于小论，则为书写之文，于大论，乃世之风气也。吾之责无谓之不大，故《论语》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年十五，始疑书本之文矣！问师，不能详释，故致奇心益增，誓欲以己之力决之，以了心事。后勉力而笃行之，遍历百家经典，圣贤之书，东西精粹。后，便以己之思思之，常悟不世之理，以为怪哉，藏于心中而不放，欲凭手中之笔，记吾思也。
今日一去，当以全然之心投于世，察人之情乏处，人之难悟处，以期解世之憾事，以全余之能也。
纵而观之，清谿生虽有清澈之意，却独乏俗世之质，古有言，大隐隐于市。若一心欲治天下，必报有与世间万事万物之平等心，方能大业成。
吾之责隐于文字之中，承家族百代之遗风，传佐王主天下之巨责。当以文载道，以言行为本，清不正之风，不实之风。
呜呼！仁道之不行已久矣，德本之不尊亦久矣，胡为乎何至于此。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肆流，国魂难继之时，国有责，而人安能无责乎？若士子秉平之心，学之行，则必不至于堕一切准乎于西道，亦置西学为尊乎。致上古三皇五帝之仁德，几无人知晓，而孔孟之道，老庄之思，亦只知其鄙陋之处，而竟不知精华之所在。致妄自菲薄，难有文化之尊。诚不知，吾辈之先圣贤达，披肝沥胆，夙兴夜寐，而有今日传世之学问，难至之思哲，令西方人敬佩不已也。故梁任公曾诫国之青年，当以兴复华夏文化为己任，而普渡众生，世界之人也。必有一日，世界知晓中国之伟大，中国往圣之绝学，中国圣贤之独到，中国文化之傲人。故易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故文之责，亦大亦小，现时之时，当以修己为任，善其身而后济天下。否，虽有匡扶家国，布道四方之宏愿，而无能无才，为天下笑者，实罪该之也。故应借此时之力，行力之所及处，由已而始，延及邻，延及人，尔后及于众矣。尔时心无憾矣。
文之行，当效君子、寒士之风。君子风，千古世人之所求也，圣贤功，万代学子之所慕也，寒士风，则清空之人向也。乃人之力，多能究其然便高矣，创绝学之人，更实少之又少。求为君子，须有坚韧之性，不为浮名所累，不为物利所诱，不为人之责语所怒，亦不为混淆之言所惑矣。故无所累，无所诱，无所怒，无所惑者，方成君子之本也。君子当怀天下，眼观四方，常念人之事而忘己之事，识人间之理，自然之道，方能顺理顺道而终生不息强己之行矣，厚己之德而满载世间之物矣。
人之一世，短乎！难有百年之日，何为浮华所累乎，何为悲绪之愁苦而耽乎。夫当日以习之，以实己之力，而壮己之能，尔后据要路津，已成王己之业，而时时不忘心之修兮，则虽不至圣贤之心，亦当有不凡之心矣。
故曰：天道之行也久矣，人道之无患也难矣。当倾尽余生余力，辛苦耕耘，不忘先圣创学之艰难，砥砺吾心，而成内生外王之伟业矣。
吾本人者，以文为名，因喜清谿之道，故称清谿生矣，年二十三，为人之初，以此文略述己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