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桂战争胜利之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出师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政治。为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宋庆龄在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的基础上，在广州组成了红十字会。但是，正当北伐军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境内时，孙中山又遇到了意外挫折。当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命令不但阳奉阴违，断绝北伐军的后方接济，还勾结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对孙中山联盟，企图阻遏北伐军的前进通道，不许其假道湖南北进。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8日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粤北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随同孙中山一起赴韶关督师北伐。6月初，孙中山和宋庆龄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后，陈炯明于14日先囚禁了廖仲恺，接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密命所部于16日凌晨发动武装叛乱，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命令所部用大炮、机关枪轰击，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此时，孙中山和宋庆龄处于万分危急之中。孙中山对自己亲手扶植部属的忘恩负义、阴险狠毒的行为无比愤怒，慨叹“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他表示要固守总统府，戡乱平逆，“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经过大家苦苦相劝，孙中山才勉强同意撤走。但他顾虑宋庆龄安全，要她先行撤离。宋庆龄处此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再三劝说孙中山先走，并恳切地对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她不顾孙中山的多次劝说，坚持留下来吸引叛军的火力与注意力，以便让孙中山安全撤离。孙中山在叛军向越秀楼前进时，从枪林弹雨中穿出叛军包围，来到宝璧舰上避难，后移驻永丰舰（后改名为“中山”号）。
宋庆龄在孙中山脱离险境后，一直坚持到早上8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时，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从正面突破火线，在“火烧在头发上”的险境中乘乱逃出。之后，她又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历程，冲破层层封锁，才在17日晚上辗转到达军舰上与孙中山会合。“患难识知己，危急见人心。”宋庆龄的英勇行动，充分表现出她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事后，宋庆龄用英文写了《广州脱险》一文，被称为她“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文章详细记述了她与孙中山在叛军枪林弹雨中脱险的经过，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
在羊城脱险过程中，宋庆龄并不只是处于防御、退守和被保护的地位，她还勇敢、沉着和机智地参与了战斗的指挥。据奉孙中山之命坚守越秀楼的卫士马湘回忆：战斗打响前，宋庆龄把厨房里的白米、鳅鱼和咸鱼都拿出来，让战士们饱餐一顿。然后大家拿好武器，准备迎敌。叛军进攻时，卫士大队长姚观顺指挥作战，马湘负责护卫宋庆龄，一连打退敌人30多次冲锋。将近天亮时，姚观顺受伤，宋庆龄就批准马湘继续指挥。下午，他们撤到总统府，宋庆龄协助警卫团团长陈可钰率领士兵抵抗了一段时间。最后撤退时，马湘又奉宋庆龄之命找到电工，跑到林直勉卧室弄开保险箱，把孙中山与苏俄来往的一些机要文件烧毁，并取出大总统印交给宋庆龄。
宋庆龄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及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同志及官兵的衷心敬仰。何香凝后来追忆这段历程时指出：宋庆龄当时“处处为孙先生着想——也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这么大义凛然，真令人感动！……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于夫人就格外地尊敬和爱护了”。就连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经过这次事变也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不但承认她是“总理夫人”，而且对她十分尊敬。
Δ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
羊城脱险后，宋庆龄与孙中山深深地陷于彷徨与苦闷之中。正在这个时期，中国和世界上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变着历史的进程：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改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前进方向的重大事件，也把孙中山和宋庆龄从旧民主主义的穷途末路引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阳关大道上来：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进行革命。当孙中山晚年放射出灿烂光辉之时，宋庆龄犹如一颗硕大的卫星紧紧追随着他，并且有力地帮助孙中山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转折。
宋庆龄与孙中山一起度过了这段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奋勇前进的岁月，所以，她深深体会到这种奋斗的艰辛与伟大。正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立即产生了“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的想法，争取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因此，1918年春，他在广州给列宁拍去一个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目标相同”，“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的贺电引起了列宁和苏俄政府的重视，双方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了。从此，孙中山在上海、广州与列宁多次函电往返。其中，大量工作主要由秘书宋庆龄承担。宋庆龄为便于处理他们之间的大多数来往电函，起草孙中山为数甚多的电文，还专门学习俄文。她说：“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
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接见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列宁派出越飞作为苏俄第一个公开的、正式的特命全权大使，也在1922年秋季赴华。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先与越飞代表会晤，接着，为避开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耳目，孙中山又派廖仲恺代表他到日本与越飞继续会谈。之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又于1923年1月中旬在上海寓所热情地接待了越飞，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1月26日，他们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真正价值在于明文确定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基础，宣布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实际的联系，接受国际革命势力的援助。它意味着孙中山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后一个伟大转折的开始，从而将完全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宋庆龄最了解个中内情，她在与孙中山一起为此工作时，积极促进事态发展。她不仅经常陪同孙中山会见来自苏联的代表，而且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会谈前的准备和事后的联络都由她亲手进行。这些工作往往比会谈本身更复杂、工作量更大。在这个过程中，她与列宁派来的代表保持密切的联系，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报告孙中山。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宋庆龄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了更多了解，为她此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选举出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宋庆龄虽然没有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但她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并为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在宋庆龄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众多事迹中，乘坐“洛士文”号飞机试飞，是非常生动的一例。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并具有一贯重视发挥和依靠爱国华侨办航空事业的思想。1917年，他曾派杨仙逸去美国购买飞机，到1920年11月，又在广州成立了航空局，从维修进口飞机进而着手建厂制造飞机。在孙中山的亲自关怀、督促下，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架飞机终于在1923年6月装配成功。为了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领导和赞助，这架飞机就以宋庆龄的英文学名的译音“洛士文”命名。7月上旬的一天，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来到广州郊区大沙头飞机场主持“洛士文号”命名试飞典礼。当时，世界的航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这架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能否飞起来？能否平衡地在天空飞行，能否安全降落，都是大家担心和怀疑的问题。因此，当孙中山环顾左右文武官员，探询谁愿意参加试飞当第一名乘客时，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宋庆龄挺身而出，她迈着坚定、轻捷的步子，走向机舱，机舱里只有两个座位，一个由飞行员黄光锐坐，另一个由她坐。结果，试飞顺利。飞机升上晴空后，在空中旋转自如，灵活精巧，安详而平稳，还在空中作了特技表演，在广州上空转了几圈，才徐徐降落。当宋庆龄从容地走出机舱时，孙中山和文武官员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一齐拥上前去祝贺，赞扬飞机性能之良好，佩服飞行员技术之高超，更钦佩宋庆龄的勇敢。对于宋庆龄来说，这一壮举是她献给孙中山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一颗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校参加盛典，给予师生很大的鼓舞。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并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开始了北上的长途旅行。长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加上备受煎熬、颠沛流离的生活，严重损害了孙中山的身体，胃病、肝病经常发作。积劳成疾的孙中山早已患有肝癌，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溘然长逝，终年59岁。巨星陨落，举国哀悼。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强忍着巨大悲痛，参加了一系列善后活动。宋庆龄对所有这些活动都尊重孙中山治丧委员会的意见，她识大体，顾大局，深为人们所称道。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开始便可以掌握更大之权力，及爬上更高之政治地位。中外古今，许多‘知名妇人’，都是妻凭夫贵，争权力，居高位，为所欲为的。但终其一生，孙夫人从没有这样做，也不同意别人这样做，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在一般人眼中，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站到了十字路口，面临着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抉择。但实际上对她来说，并不存在这种抉择。早在她和孙中山结合时，就已明确地选定了人生道路。现在，孙中山赍志而逝，她只有毫不犹豫地沿着孙中山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她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不管这条道路上如何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都应勇往直前。事实正是如此，宋庆龄在参加追悼孙中山的一系列活动时，一再向人民群众公开表示：要“遵孙先生遗嘱，追随诸君之后奋斗实行”。从此，她就坚决地维护三大革命政策，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努力奋斗。
1925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就为进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内仍存在着严重危机，为此，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高举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为克服危机推动革命的发展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国共合作从它开始酝酿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内右派的反对和抵制，因此，在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充满了左、右派的斗争。在1925年3月以前，由于右派慑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国民党内部矛盾缓和，暂时还没发生轩然大波。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们就猖獗起来，乘机进行反扑。在这危难时刻，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她在上海惊闻廖仲恺被暗杀的噩耗时，深感悲痛和愤慨，立即给何香凝发出唁电，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殷切期望国民党“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她看到右派分子一再拖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又束手无策，就依靠共产党，支持吴玉章出任大会秘书长一职，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终于如期胜利地把大会筹备起来。对此，她感到欣慰，她一面通电谴责右派的分裂活动，一面则于1926年1月3日带病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这次大会，以便痛击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
宋庆龄于7日到达广州后，立即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她站在主席台上，发出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旗帜鲜明地严厉谴责了右派集团违背孙中山遗训的行为，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要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她和与会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重申了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惩处了“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固住”。毫无疑义，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驾驭左、中、右各种势力，将他们引向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前进，这是只有具有领袖才能的人才能做得到的。这表明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不长时间的复杂斗争中，已磨炼得相当成熟，取得了惊人进步。正是由于宋庆龄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赢得了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广泛尊敬和拥护，她以获得最多选票者之一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初，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由于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发挥了英勇模范作用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长沙、汉口和汉阳、武昌，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革命高潮。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势力已由中国的南部扩展到中部，革命中心也随之转移到长江流域的武汉，于是，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这个时期，宋庆龄积极地投身到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于当年11月16日和孙科、鲍罗廷等60余人作为国民政府的先遣队，前往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