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作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门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作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作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作专史。若作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作，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作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作。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作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作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作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作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作。如作美术史，顺带作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作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作得好。想作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作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作好。所以研究所中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干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作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作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作许多。这是讲作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作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作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作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作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作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作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作《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作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作《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作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作，这是一点。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求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作，这是二点。
关于文物专史的作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论，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书、六朝书、唐书、宋书、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外交虽与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划分，何况其他？所以各种文物专史绝对不能依政治史为分野，而且各种之间亦相依为分野譬如绘画以开元天宝为界，画法则以隋代分；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诗以唐为主系，宋以后为闰系；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词以宋为主系，元以后为闰系：各种文物应划分的时代都各不同。要作通史，简直没有法子说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绝对不能划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所以各种专史有一篇一篇单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专史的时代应以实际情形去划分。
（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例如作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作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作得好，不必贪多，有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又如作诗史也许可以作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元、明、清没有诗，乃是三朝的诗没有什么变化。元遗山所谓诗至苏黄而尽，话是真的。诗以唐为主系，以宋为闰系，元以后没有价值了。这不过举一二例，其实文物专史无论哪种都如此，最不可贪多，作上下千古的史。即如还未讲到的四川的地方专史。最古的是《华阳国志》，当常璩做志时，的确有作专史的必要；以后归并到本部，虽有小变动，而对全部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四川可以归并到本部史讲，不必专讲。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现在还有作专史的价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吴三桂，民国蔡锷、唐继尧，都与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间虽有些时候打成一片而神气不属，不久又分了。又如东三省，自满人入关以后，作专史的资格已消灭了。最近因日本的势力侵入，变成特殊的地带，似乎又有作专史的资格。河南山东，有史以前可作专史，有史以后是全国的基本，专史资格早已消灭，其地的活动早已不能为所专有。即以河南而论，在商以前，可以说是河南人的活动，周以后成为全国人的活动了。此外各地的专史应从何时代起，至何时代止，要看他的情形来定夺，也不可一时贪多。
（三）凡作一种专史，要看得出哪一部分是它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不惟前面所讲道术史有主系，无论什么事情的活动，何种文物，都有一二最紧要的时代，波澜壮阔，以后或整理，或弥缝，大都不能不有个主系闰系的分别，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要平面的叙述，分不出高低阴阳来。某时代发达到最高潮，某时代变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叙述。闰系的篇幅少些也没有关系，说得简单也没有关系。主系的内容及派别，却非弄清楚不可。作道术史，若是汉、魏、三国、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样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详，其他可略。作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所以作文物专史须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时代最主要，搜集鉴别，叙述，抑扬，用全力作去。无论哪种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处。如作诗以唐为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而读者可以把精华所在看得清楚。这一点要有鸟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无妨。日本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平讲直叙，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叙述。
我们看了那种著作，似乎江淹、沈约与陶潜、曹植一样优劣，其实则相去何啻天渊？若依我的主张，陶曹自然要用重笔，江沈这些二等的资料可以略去。真会作史的人，要找出几点，分浓淡高低才行。若平讲直叙，便不好了。无论哪种文物专史都应如此。
（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我所讲的文物专史，有一部分与社会状况制度风俗有关，与个人的关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与个人无关系。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作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会做呆板的机械，还有什么意义？政治上、军事上，人的关系尤为显著了。其他各种文物也非无人的关系。如作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如朱陆关于《太极图》的论辩，固然要叙；但道术史最应叙的，还是此二大师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来。向来讲王阳明的人，因其事业多，所以在学术以外还讲事业；若讲到陆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简略了。其实陆象山所以能开一派学风，并不单靠几篇文章，几封信札；他整个的人格，所做的事业，都很有关系。我们描写他的人格和罗列他的学说，至少要一样。对于学术大师如此，对于文学家、美术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几个大文学家，我们不单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作的史才有价值。这不特大学者如此，经济方面如唐代的刘炎也如此。唐的经济和财政在中叶以后，由刘炎一人手定规模，得有很好的结果，他死后几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作经济史作到唐中叶，对于刘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详细叙述，因为这影响到当时财政很大。无论哪一方面，关于文物专史，除因社会自然状态发达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别人才产生而社会随他变化。所以作文物专史，不过把人的关系忽略了。对于有重要关系的人，须用列传体，叙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传以多为贵，要极有关系的人，才替他作传，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这种文物因他可以表现得真相出来。
（五）文物专史要非常的多用图表。图表，无论何种专史都须要，尤其是作文物专史要用最大精力。图，或古有，或新制，或照片，搜罗愈富愈好。表在主系，想分析实际情形时，最须应用。闰系方面有许多可以简单叙述的东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讨厌，查考时又很清楚。做表的好处，要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不过要费番思想才可以组织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还要困难而费工夫，应该忍此劳苦，给读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说明；正文无的，以表补充。
以上所讲，不过择比较重要的简单说明一下，实则不应如此陋略。我因时间关系，没得充分预备，也未讲完，不算是正式的讲演，不过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对于同学有若干启发，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和方向。那么，我预备虽不充分，对同学也不致完全没有益处。未讲完的，下学年或许有机会还可续讲，本学年就此结束。
§§§跋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中国文化史》既未成书于前，《史法补编》又未卒述于后，是诚国人之不幸，亦先生所赍恨以终者已！名达无似，有心治史而无力以副之，深愧有负师教！斯编之行世，幸又得与于校对之列，谨志数言，以示所自，惟读者正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八日姚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