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xiān?弈】等在《我国省区名称的来源》一文台湾省条中说：16世纪时有“大员”之称，本指今台南安平镇附近一带，是当地高山族部落名的译音。进入17世纪“大员”又改写成台湾。其时荷兰侵略者在该地所筑的热兰遮（Zeelandia）城，华人即称之为台湾。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岛后，“台湾”所指扩大至今台南市一带。清初建立台湾府，从此台湾一名所指地域扩大为包括整个岛屿（《复旦学报》增刊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周维衍在《台湾历史地理中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大员’可能是闽南人民根据土著番族的称谓译成的，所指地区是台南市及其附近安平一带。这地方的海湾就称‘大员湾’或简称‘大员’。”清徐怀祖《台湾随笔》：“台湾于古无考，惟明季莆【pú】田周婴著《远游编》，载东番记一篇称台湾为台员。”周说“一般人都认为台湾的名称由此而来。其实，真正得名应该是陈第所记的‘大员’，从‘大员’、‘大员湾’转化成台湾”（1978年10月号《历史研究》）。郑友【shěn?弈】说：“明代称‘台员’或‘台湾’。叫‘台湾’这个名字是明代万历间（1573—1620年）才开始的。台湾地方语言近似闽南话，闽南话中的‘员’与‘湾’同音。”（《台湾一名的由来》载《南方日报》1984年3月18日）。
二、“台湾”之名来源于地名“大湾”。成书早于《东番记》的《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他在该书《穷河话梅》和《桴【fú】海图经》两册中，都把台湾称做“大惠”。吴壮达则认为：“大惠”与《东番记》的“大员”所指是同一对象，并与后来在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台员”和“大湾”两名所指也都相同。“台湾”一名，早期或称“大惠”，或称“大员”，或称“大湾”，都是对同一地理对象的名称从闽南方音转化。其所以用字不同，当是由于初时本无通行写法，只是各文作者依照各自不同的闻见或传言参与己意写成，才有上述各种不同的差异。他从安平古海湾“大湾”的陆化论证“台湾”一名由来于“大湾”。而“台湾”名称是在荷兰人侵占台湾后于1630年在“大湾”的西岸建成热兰遮堡（Fort Zee-landia），据康熙《台湾县志》所筑城堡“制若崇台”，“台湾”的“台”与“湾”两字联称的含义才成立。其后又在“大湾”东岸另建普罗文萨堡（Fort Provintia）。直到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热兰遮为安平，普罗文萨为承天府。从此以后，“台湾”一名才被人们采用为“大湾”的代替。道光重刻本康熙《台湾县志》亦云：“荷兰设市于此，筑砖城，制若崇台，其海滨沙水曲曰湾，又泊舟处概谓之湾，此台湾所由名也。”英国人托玛斯·休兹（Thomas Hu?弈hes）即把“台湾”一词译成terracedbay（高台处之海湾）。
三、“台湾”之名来源于土著族名台窝湾。陈正祥说“当初在台湾西南部沿海有一支名称与台湾二字同音的先住民存在，故外来者即以其族名称其地”（《台湾地志》上册1959年台北出版）。邵秦不同意“台湾”名称来源于荷兰人在台湾海湾处“修城筑台”的说法，认为“台湾名称闽音称谓大员、台员、大湾等，在荷兰人侵占前早已存在”。又说“在修台筑城之前，荷兰人也随着中国人称安平为‘大员’”。也不同意“台湾”之称是由来源于大海湾的“大湾”一名转化而来的。她认为陈第《东番记》并未记成大湾而写成大员。周婴在《远游编》中的东番一篇将台湾记成“台员”，而“大员”和“台员”在字义上不能表示出大的海湾之意。她同意“台湾”是由来于原安平地方有一个土著台窝湾族，以其族名称其地。据调查确认台南城东的大湾庄为台窝湾族原住地。“大湾”即“台窝湾”的同音异字。邵认为：由台窝湾民族的发音转化而来的说法，是目前惟一能够解释中国文献及荷兰文献的根据。荷兰文献“对安平一带有时写成Tayovoan（台窝湾），有时写成Tyovon（梯窝湾）、Teijoan（大员）、Toyouan（台员）等。中荷两国的两种不同民族语言对该地称呼基本一致的记载，雄辩地证明了关于台湾名称最早来源的出处，即与台湾西南安平一带土著台窝族名称有关”（《“台湾”名称由来考略》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关于“台湾”名称的由来，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积极研究探讨这个问题，或许不久的将来能揭开这个谜。
历史悠久的繁华都市
广州市建于秦汉吗
广州人口过千万，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同时广州也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名城。
广州，是中国南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代这里称为番禺。此外还有楚庭、五羊城、羊城、穗城、花城、任嚣城、赵佗城、越城等许多称谓。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治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广州由此得名。关于广州城建于何时，主要有四种看法：
一、西周中期说。清《羊城古钞》记载：“楚熊伐扬粤，时事楚，有楚庭郢，今之郡城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唐《通历》：“周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楚庭，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楚军驻扎的营地；另一种认为是礼祭性建筑，即岭南臣服于楚，故筑庭（亭）以朝楚；有的作衙署解；还有认为是城。所谓五羊降于楚庭，即楚庭应早于五羊城了。曾昭旋教授认为：楚亭郢与楚庭有所不同。“郢”与“城”相通，清代有人理解楚亭是有城保护的。更早的明代黄佐《广东通志》亦记“楚亭郢在番禺”。据此，曾教授断言，广州城是从周夷王八年楚熊渠伐扬越，由楚亭郢开始的，即距今已有2847年的历史了。广州博物馆馆长麦英豪在《广州早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则提出异议。麦氏指出，楚熊渠伐扬越一事，《史记·楚世家》有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此段记载表明，熊渠进兵伐扬越（亦作粤），只到湖北鄂地。而周夷王时，楚的势力还没到今湖南境内，更远离岭南，不可能出现“南海事楚，有楚庭”的事。
二、“春秋楚庭说”。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zuò】，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徐恒彬在《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一文中认为：“无论从时间或从资料上看，屈大均的观点都颇有道理。”
三、战国“南武城说”。《吴越春秋》“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羊城古钞》卷七：“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乡入始兴……令公师隅修吴故南武城。”《读史方舆纪要》：“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同一座南武城，有吴王子孙始筑、公师隅修筑和高固增筑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有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王使公师隅出使魏国通好，可见真有其人。华南师范大学曾昭旋教授认为：“南武城建立早在越灭吴后。即大约为前四七三年左右，故吴南武城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五十多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南武城是吴王阖闾所筑，城址在吴越边境的会稽娄县，用来监视越人。《越绝书》、《汉书》均有明确的记载。而把吴王筑南武城，改为其子孙避岭外而筑南武城，把原在会稽的城址移植到岭南，是后世附会出来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搞错了。
四、“秦汉说”见诸于《淮南子》、《史记》等西汉时期著作，称为“番禺城”，或称“蕃禺”。广州西村石头冈秦墓出土烙有“蕃禺”二字漆盒；南越王墓中，不少铜器带有“蕃禺”或“蕃”字的铭文。证明秦汉时确有番禺城。最早的番禺城是任嚣建的。任是秦时首任南海郡尉，他认为：“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地理环境险峻，遂把南海郡治设在番禺，始筑番禺城，又称任嚣城。后来，赵佗继任嚣为南海尉，乘秦末中原动乱之机，击并桂林、象郡，自主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这样，就奠定了番禺在岭南经济、文化中居重要的地位。史载赵佗城周围5公里，从广州出土的文物提供资料，其城址中心区在今中山四路至仓边路一带，东西相距约2公里。1974年，在中山四路市文化局院内5米下发现南越王宫署的走道，残留有“万岁”瓦当等。这是城内的宫殿遗迹，是赵佗城存在的确凿证据。
到目前为止，除“番禺城”外，“战国南武城说”、“春秋楚庭说”及“西周楚庭说”等，仍仅见于晋、唐宋以后的各种史籍著作，缺乏地下文物这一有力证据。当然，沧海桑田，经过2000余年的变化，广州城早就面目全非了，许多历史遗迹已经湮灭或被掩埋在深深的地下。因此，广州城始建的年代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北国明珠
大连是怎么得名的
从飞机上俯瞰，大连就像一片绿叶浮在渤海和黄海上，大连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奏起国际都市进行曲。
大连依山滨海，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茫茫大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岛屿错落。气候温和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这里既有优良的深水海港，而且又有著名的海滨胜景和浴场，如棒棰岛和老虎滩公园都是有名的旅游风景区。大连一直是我国北方海上交通要道和海防战略要地，素有“东北前哨”和“京津门户”之称。如今，大连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和沿海工业基地之一，目前已与世界六大洲117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有贸易往来。大连港因水深港阔，冬季不冻和吞吐量大而驰名中外，可又有谁知道，大连名称的由来？
大连市得名于大连湾，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大连湾”何时始称？怎样得名？则不那么简单了。殷商时代，辽东属青州；西周时，则归属幽州。战国末年至秦代，正式设辽东郡，大连属其管辖区。西汉初年，今大连、旅顺、金县一带地方称沓【tà】氏县，属辽东郡所辖十八县之一。到了汉末，情况又有变化，据《三国志·魏书·邴【bǐn?弈】原传》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割据辽东，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其间，北海朱虚的邴原避乱辽东，“止于三山”，即大连湾外的三山岛。这可算是大连见于史籍的最早称呼了。
唐初，大连称“三山浦”。《新唐书·高丽传》载：“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湖岛。”唐中期，大连改称“青泥浦”。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在《道里记》中记载：“登州东北海行……北渡乌湖海马石山东之都里镇（即今之旅顺）三百里，东傍海礏【ruán】过青泥浦。”明清以来，大连则称“青泥洼”，而海口则称“青泥海口”，亦有仍称“三山海口”或“金州海口”的，例如《山中闻见录》载：“明天启四年十月，守备张盘自夏州“退屯旅顺、三山海口”；《清实录》则记载了咸丰十年（1860年），盛京将军玉明在奏折中写道：“查探金州海口详情，洋人火轮船先后驶至金州海口。”可见直到此时，文献典籍中，尚未见有“大连湾”的称呼。
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即留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船在津沽……并令时常出洋赴东、奉交界之大连湾与沿海口岸驻泊逡【qūn】巡，以壮声威。”（见《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23页）这是较早见于我国官方文字里的“大连湾”称呼。然而，日人浅野虎三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编写的《大连市史》一书中说：“大连湾称呼，见之于文献的，是以1860年英人约翰·瓦特测量的《英国海图》（即《辽东大连湾海图》）为最早。”据说1860年英国“沙普琳”号商船船长哈恩特到这里测量海湾时，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这一带叫做“大连湾”。该书还提到，约翰·瓦特在制图时，曾参考过明万历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的柴伊斯脱的古地图，那么说，明万历时可能就已经有“大连湾”的称呼了。
由前所述，可见大连在历史上曾有过“三山海口”、“金州海口”、“青泥海口”等等称呼，清朝官方为什么不沿用旧名，而要改称“大连湾”呢？有这样一种可能：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越发认识到这一地区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把当地诸小海湾与大海湾加以区别，使地名称呼更加准确无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据《奉天通志》第一百六十二卷记载：大连湾是指东起鲇【nián】鱼尾，西至大鹏嘴之间的海湾而言，而其中的小海湾则达5个之多：其一曰青泥洼，其二曰潮水套，其三曰河套，其四曰江涯套，其五曰大固口（即大孤山湾）。原来的“青泥海口”之称与湾内的“青泥洼”容易混淆；而“金州海口”则既可以使人理解为大连湾，也可以理解为金州辖区内的其他海口，以致连李鸿章的奏折中也不得不有“金州海口即大连湾”的字样，以示区别。也许，早已流行于民间的“大连湾”称呼，所以能够取代以前长期流传的各种称呼，就是因为这一称呼比较准确的缘故吧？
不仅以上这些问题尚未搞清，就连为什么要叫“大连湾”也说法诸多。诸如：有人说，因当地地形看上去与褡裢相似，故以此名之；有人则认为，山东人往东北销售褡裢，多路经此地，因而得名；又有人说，此地原名“大蛎湾”，因嫌其名不雅，故改称“大连湾”；还有人认为，此地之所以称“大连”，大概是取满语“达连”（海的意思）的译音；近人乔德秀在其1913年编写的《南金乡土志》中，则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大连”得名的原因在于“聚数澳于大澳，故以大连名”，以上诸种说法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至今尚未能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