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轼、黄庭坚是宋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宋人陈善说：“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
苏轼兄弟都不满意晚唐诗。苏辙认为“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苏辙《诗病五事》，《栾城三集》卷八，《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9页。，所以鄙薄唐诗。苏轼则在《祭柳子玉文》中说：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鸣，众作卑陋。苏轼《祭柳子玉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二，第1938-1939页。
元、白、郊、岛是中晚唐诗歌的代表，否定他们，实际上就是否定整个中晚唐诗歌。苏轼为何瞧不起郊岛诗派呢？首先是认为他们的诗歌境界太狭窄，笔势不宽：“公子岂我徒，衣钵传一簟。定非郊与岛，笔势江河宽。”苏轼《次韵毛滂法曹感雨》，《东坡全集》卷十八，四库本。又在《读孟郊诗二首》中说：“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蟛，竟日持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认为孟郊诗歌与僧人诗歌的“清苦”相似，而在豪放雄健方面则极为欠缺。苏轼的人生观旷达通脱，性格豪放俊发，诗学理想也刚健向上，他认为“诗须有为而作”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苏轼文集》卷六十七，第2109页。，诗人应当“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18页。，所以他看不起孟郊诗，也看不起晚唐诗。因为孟郊、贾岛及晚唐诸人诗多吟唱个人得失，气格衰微，苏轼便讥之为“寒虫号”。苏轼一再批评晚唐诗“寒俭”，如：“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苏轼《书司空图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第2119页。他并不否认这类诗歌的写景状物之“工”，但不能忍受其“寒俭有僧态”。他之所以称赞道通“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聪与蜜殊。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苏轼《赠诗僧道通》，《东坡全集》卷二十五，四库本。，也是因为道通诗没有“僧态”，没有“蔬笋气”。他对于晚唐诗歌的“村俗”也颇为不屑：“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苏轼《书诸集伪谬》，《苏轼文集》卷六十七，第2098页。又说郑谷之诗是“村学中诗”，“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苏轼《书郑谷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第2119页。几乎将晚唐诗全部否定。大概苏轼自己也觉得对晚唐诗批评太过，因此他在《题孟郊诗》中说：“孟东野作《闻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觉此诗之妙。”又说司空图“崎岖兵乱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六十七，第2124页。，算是对自己极力贬抑晚唐诗的稍稍修正。
黄庭坚也对晚唐诗不甚满意，他说：
学老杜诗，所谓刻鹘不成反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要须以钟、王为师耳。黄庭坚《与赵伯充帖》，《山谷老人刀笔》卷四，元刻本。
文中对晚唐诗提出了批评，认为晚唐诗不必学。但这种不满是有限度的，黄庭坚是在讨论诗歌师法问题，也就是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中、下的问题，学习的榜样自然是定得高一些为妙。从“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一句可知，他并未将杜甫与晚唐对立起来，也未完全抹杀晚唐诗；相反，他是将二者置于同一系统之内，认为二者是系统内的两个相邻等级。这一点从他的《论作诗文》也可看出：“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十韵。仔细观之，皆虚语矣。要须意律谅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盖诗之言近而旨远者乃得诗之妙。唐人吟诗，绝句云如二十个君子，不可著一个小人也。唐诗僧吟《草》诗云：‘时平生战垒，农情入春田’，如此语少。时常记百十联，思其的切如此。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六。其中“要须意律谅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的唐诗显然也包括晚唐诗，而所谓“如二十个君子，不可著一个小人”，是在说炼字、炼句，这正是晚唐诗的特长。又所举《草》诗二联，也与晚唐诗风格一致。据《西清诗话》载：“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要须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蔡絛《西清诗话》卷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其中，“要须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一语令人深思。
与苏轼、黄庭坚相比，沈括、蔡居厚等人对晚唐诗的态度要偏激得多。沈括对晚唐诗的批判从创作主体和读者接受两个角度进行，深通科技知识的他很策略地指出晚唐诗人的硬伤，“破坏”晚唐诗人的形象：“晚唐人士，专以小诗著名，而读者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云：‘厌饫不能饴’，饴乃饧也，若作饮食，当音‘饲’。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鸟啄蠹根回’，乃是‘鸟喙’，非‘鸟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只有‘续断’，无‘断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解斯椿已有此谬，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又从接受的角度说：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暇可指，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为难医也。同上，第82页。
晚唐诗人一生都在为炼字句努力，而沈括却认为这样的结果是“读者灭裂”，让人难以体会其中妙处。并且说这些字句只是表面看来不错，但经不住“细论”，一推敲便“景意”全无了，退一步说，“景意纵全”也没什么可回味，所以晚唐诗的“佳处”，是“到死无一笔”，被他全盘否定了。
蔡居厚（1109年前后在世）认为晚唐诗问题颇多。首先是作者才力低下、资质不好。“文章变态固无穷尽，然高下工拙亦各系其人才。子美以‘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为吴体；以‘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为俳谐体；以‘江上谁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为新句，虽若为戏，然不害其格力。李义山‘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雏鸾’，谓之当句有对，固已少贬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诗平侧各有一韵，如‘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送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鱼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自号变体，此尤可怪者也。”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387页。其次是好“妄立格法”。“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狮子跳掷’、‘毒龙顾尾’等势，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尘埃’，目为‘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杆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寒涩。此岂韩退之所谓‘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同上，第411页。又说：“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韩退之‘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熟何辞数爵频’，借‘丹’对‘白’、借‘爵’对‘鱼’，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贾岛‘卷帘黄叶落，开户子规啼’、崔峒‘因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为例，以为假对胜的对，谓之高手，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400页。再就是气韵、格力不高。“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同上，第381页。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童子病归去，鹿麑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又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天来’，对属随偏，亦有佳处。”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第448页。还有一个缺点是不干教化。“如崔橹《山鹤诗》云‘一林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烟嘴香’，张林《池上》云‘菱叶乍翻人采后，芰荷初没舸行时’，《莲花》云‘何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清香尽日怜’，皆浮艳无足尚，而昔人爱重，称为佳作。”同上，第442页。 “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又有李远以赋名，伤于绮靡不涉道，故当时号浑诗远赋。虽然，诗要于教化，若似聂夷中辈，又太拙之矣。”同上，第443页。
总而言之，只要一沾上“晚唐”二字，诗便不可读了：“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归仁诗，已有此作，号‘安定八体’……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无复佳句耳。”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408页。
但对唐代的诗僧，蔡宽夫倒是网开一面：“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有比物以意而不言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声’，是落叶比雨声也。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是微阳比远烧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惟荆公、山谷、东坡知之。”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第463页。我们记得黄庭坚似乎也夸赞过唐僧诗，而蔡宽夫也说“此惟荆公、山谷、东坡知之”，似乎唐诗僧的作品，是因了荆公、山谷、东坡等人的关系，才得到他的表扬。
苏、黄等人辞世后，“宋诗”的影响逐渐减弱，但鄙视晚唐诗的依然大有人在。他们一是嫌晚唐诗气象小，如黄裳（1044-1130）说：“罗隐寓以骂，孟郊鸣其穷。始读郁吾气，再沫濡我胸。如何志与气，发作瓶瓮中。大见无贤愚，大乐非穷通。弃置二子集，追攀千古风。中兼六义异，下与万物同。妙象生丹青，利器资陶镕。心手适相遇，变化从色空。感寓复收敛，兀然无我翁。”黄裳《读罗隐孟郊集》，《演山集》卷三，四库本。吴聿（1148年前后在世）说：“李义山云‘小亭闲眠微酒销，山榴海柏枝相交’，韩致光云‘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架对芭蕉’，皆微辞也。”吴聿《观林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15页。 “陆龟蒙有《蓬伞》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此三家村择胜亭耳。”同上，第125页。一是嫌晚唐诗俗，如严有翼说：“《唐风集》中诗极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时’、‘不觉裹头成大汉，初看竹马作儿童’之句，前辈方之《太公家教》。”严有翼《艺苑雌黄》，《宋诗话辑佚》，第564页。曾季狸《艇斋诗话》：“唐人薛能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催人故故生。’有人举此诗，称其语意之美，吕东莱闻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叹世之词，有何好处。’予以东莱之言思之，信然。”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288页。再就是抨击晚唐诗人的炼字、炼句，如黄彻《巩石溪诗话》：“旧说贾岛诗如‘鸟从井口出，人自丘阳来’，贯休‘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皆经年方得偶句，以见其辞涩思苦，若非好事者夸辞，亦谬用其心矣。”黄彻《巩石溪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第358页。张表臣（1146年前后在世）说：“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第454页。
虽然这一时期晚唐诗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依然不乏爱好者。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汪藻（1079-1154）说：“公诗晚更效白乐天体，而世之浅易者，往往以此乱真。”汪藻《柯山张文潜集书后》，《浮溪集》卷十七，四库本。实际上，张耒学唐远不止学白居易一家。吴之振在《宛丘诗钞》序言中说：“史称其诗效白居易，乐府效张籍。然近体工警不及白，而韵藉闲远，别有神韵。”吴之振《宋诗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969页。那么这“别有神韵”是哪些呢？可肯定的是，其中有晚唐韵味。如其《初秋对雨》云：“闭户理残篇，疏慵得自便。朝凉清病思，秋雨对高眠。屋冷深藏燕，槐疏湿抱蝉。所欣堂下菊，芳意已鲜鲜。”《发长平》云：“归牛川上渡，去翼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芜没断堤。川平双桨上，天阔一帆西。无酒消羁恨，诗成独自归。”《伤春》云：“浮云冉冉送春华，怯见春寒日欲斜。一夜雨声能几许，晓来落尽一城花。”对仗工稳，语句清新，境界小巧，可入晚唐体无疑。又据《艇斋诗话》说：“《才调集》唐人诗有‘城晚风高角，江春浪起船’两句，甚佳。张文潜喜诵。”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05页。 “城晚”一联，系姚合女婿李频所作，李频诗风亦是晚唐体。而张耒也并不掩饰自己喜好和学习晚唐，他说：
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然及其至也，清绝高远，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诗，称此二人为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旅穷愁，想之在目。若曰“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冶，人心和畅，有言不能尽之意，亦未可以为小道无取也。张耒《评郊岛诗》，《张耒集》卷五十二，第805页。
他赞贾岛、孟郊诗在“唐之野诗”中成就最高，并说晚唐其他诗人有“奇警之句”、“言不能尽之意”，因此不能“以为小道无取也”。换句话说，他是从中有所取的。
江西诗派成员、黄庭坚的外甥徐俯与晚唐诗也有些关联。《艇斋诗话》说：“东湖诗云‘芙蕖漫漫疑无路，杨柳萧萧独闭门’，荆公云‘漫漫芙蕖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又唐人刘威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蕖无路通’，三人者同一机杼也。”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294页。不过徐俯并不因自己之诗与王荆公诗类似而承认自己跟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艇斋诗话》载：“荆公绝句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东湖晚年绝句云：‘细落李花那可数，缓行芳草步因迟。’自题云：‘荆公绝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窃取之邪？学诗者不可以不辨。’”同上，第304页。他倒是宁愿把自己看成晚唐诗人的“粉丝”：“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同上，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