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宋代晚唐体的源头在唐代，虽名为“晚唐体”，但其源头却在中唐。首先是“晚唐体”的两大宗主姚合、贾岛二人是中唐时人也有人将二人置于晚唐，如《中国文学史》：“贾、姚二人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贾卒于会昌，姚卒于大中年间，已入晚唐。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所以将两家归入晚唐诗人中较为合理。”（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4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宋代晚唐体的一些师法对象如张籍、卢纶、司空曙等都是中唐时人，所以窃以为没有必要因为是晚唐体便将姚、贾二人置于晚唐，况且二人的主要活动时期也在中唐。，赵师秀选了姚、贾二人诗集名之为《二妙集》，这或许就是后世将姚、贾二人并称并以之为宋代晚唐体宗主的最直接证据。姚合、贾岛二人同以“苦吟”著称，但因个人气质及经历的不同，诗风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所谓“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是也，姚合的诗风甚至被认为“已与白居易有些同道了”尹占华在其《论郊岛与姚贾》一文中便说：“孟郊是典型的韩派诗人，贾诗较孟已不知平易多少，而姚合又向平易大大前进了一步，已与白居易有些同道了。”见《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宋代晚唐体总体来讲是继承了姚、贾的苦吟传统和句法特点，但在风格上更多的是抛却了贾岛的“奇”而汲取了姚合的“平易”，这也就是他们会被批判为“尖纤浅易”范晞文《对床夜语》说时人：“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416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将整体风格由“奇”转向“平易”之后，他们的天地顿然宽阔起来，“淡而有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核心，陶渊明等人的诗歌实在是其中的典范宋代晚唐体诗人也尊陶，其诗歌中多次提到。，即便是近体诗，也有很多中晚唐诗人可以学习了。也正因为如此，赵师秀在《二妙集》之外还选了一个《众妙集》。《众妙集》选了75位诗人《四库全书总目·众妙集提要》说总共选了76位，但今查阅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发现只有75人。，按《四库全书总目·众妙集提要》的说法是：“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其实 “众妙”基本上就是中晚唐的“妙”，其中除去沈佺期、卢象、王维、孟浩然、岑参几人以外，其余全部是中、晚唐诗人，包括张籍、许浑、马戴、方干、薛能、郑谷、刘得仁等。我们不妨和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比较，赵师秀所选75人中，共有20人入选《诗人主客图》，其中入选“清奇雅正”（李益为宗主）的所占比例为最高。
“清奇雅正”共计27人，其中12人入选《众妙集》，入选率44％，若是加上姚合与贾岛（二人已选入《二妙集》，故《众妙集》未收），入选率为52％。其次是“清奇僻苦”（孟郊为宗主），“清奇僻苦”共5人，有2人入选，入选率为40％。再依次是“瑰奇美丽”29％、“博解宏拔”25％、“广大教化”6％、“高古奥逸”0。如果这些数据能够起一些佐证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众妙”跟“二妙”的联系还是有些紧密的。
清李怀民不满唐末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而重订《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只分两派：“清真雅正”以张籍为主，下列朱庆馀、王建、于鹄、项斯、许浑、司空图、姚合、赵嘏、任翻、刘得仁、郑巢、李咸用、章校标、崔涂等；“清奇僻苦”以贾岛为主，下列李洞、周贺、喻凫、曹松、马戴、裴说、许棠、唐求、张祜、郑谷、方干、于邺、林宽等。李怀民的做法其实只是将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清奇雅正”和“清奇僻苦”两派的人物作了些改动，并加入了郑谷、曹松、李洞等晚唐体诗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改动是将原本在张为《诗人主客图》中同列“清真雅正”一派的张籍、姚合、贾岛三人进行划分：以张籍为“清真雅正”主，姚合为其派“升堂”；贾岛则为“清奇僻苦”主。
李怀民的分法与明代杨慎的说法类似，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谓：“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不过杨、李二人之说中，姚合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杨慎以姚合为学贾岛者，而李怀民以姚合为学张籍者，这多少说明两派的诗风其实是有其一致性的。所以，虽然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但他们学习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姚合与贾岛。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惊讶一度曾是晚唐体追随者的刘克庄的这段话：“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刘克庄《韩隐君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四库本。而在这段话中，刘克庄归纳出了晚唐体的一些特点，那就是“铲去繁缛，趋于切近”、“简便”，而这些正是宋代晚唐体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样与宋代晚唐体有些瓜葛的吴子良吴子良不满四灵诗风，不过他是叶适弟子，而四灵中至少翁卷是叶适弟子，叶适对四灵赞赏有加。的一段话，可与刘克庄的那段话相印证。吴子良说：“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吴子良《跋四灵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以贾岛、姚合为法没错，问题是刘得仁是被李怀民归入张籍一派的诗人。不过只要看看刘得仁的诗集，问题就消解了。刘得仁的诗确实有一些带有明显的 “晚唐体”特征，如“常多簪组客，非独看高松。此地堪终日，开门见数峰。苔新禽迹少，泉冷树阴重。师意如山里，空房晓暮钟”（《青龙寺僧院》）等诗，而“眼穿乡井树，头白渺弥程”（《送新罗人归本国》）、“汲泉羸鹤立，拥褐老猿愁”（《题景玄师院》）等诗句，则让唐末的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刘得仁置于“清奇僻苦”主孟郊的麾下。
了解了宋代晚唐体的学习对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宋末的方回的一段话：“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为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四库本。方回为了贬低四灵而突出九僧，于是说宋初诗风“铲五代旧习”，而实际上，五代诗风基本上就是晚唐诗风的延续清人牛运震在王渔洋《五代诗话》序中说：“五代之乱极矣，政纪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即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噍杀，噭然亡国之音皆是也，乌睹所谓风雅者乎！然夷考其时，若韦庄、陈陶、罗隐、和凝、杨凝式、徐仲雅，以及黄滔、齐己、贯休诸人，或清丽可喜，或怪峭自异，其为诗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复，异同高下之辙致，盖亦有足采者。居今之世，论古之为，虽闰位余分，诗篇失次，要亦文人韵士得失之林也。岂唯盛时，如自开平以迄显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韵流风，犹足以踵晚唐启初宋。”（清王士禛《五代诗话》，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在这段话中，牛氏已经明确表示五代诗风是有“踵晚唐而启初宋”的功效的。况且牛氏所提韦庄、罗隐等人，多为晚唐入五代之人，算是五代大家，在其时影响颇大。本书第二章将会列出一些五代入宋的晚唐体作者，这些作者的存在是五代沿袭晚唐诗风的最有力证据。因此，“五代旧习”基本上就是晚唐“旧习”。因此，现行《中国文学史》作了如下评述：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初诗坛已经铲除‘五代旧习’，稍嫌夸张，但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则颇为准确。”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从研究性质来说，本书属于文学史研究中的诗歌流派研究，旨在描述宋代晚唐体的存在状态、发展变化。晚唐诗风历经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一直显示着生命力。而将宋代晚唐体单独挑出来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因为在宋代的诗歌发展史上，晚唐体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从时间上来说，在宋代300年的诗歌发展中，有一半时间属于晚唐体流行的时间：北宋开国到真宗朝的60年间，是晚唐体在这个王朝的第一次流行；南宋乾道、淳熙间一直到宋末的百年时间，则是晚唐体第二次流行。而且，这个诗歌流派在宋代有着相当的影响，前文所引方回称宋初晚唐体时已云“深涵茂育，气势极盛”；而南宋后期范晞文说时人则是：“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范晞文《对床夜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416页。可见其盛况空前。宋代晚唐体的存在还改变了宋代诗歌的整体格局，此后人们在讨论“宋调”时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因为“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8年，第2页。凭这几点，宋代晚唐体便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更何况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宋代晚唐体作品一直流传，泽惠着一代代后人。因此，没有理由轻视宋代晚唐体的研究。
我们将宋代的晚唐体诗歌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初。宋初的晚唐体作者还没有能力（抑或是心情、语境）进行开辟，所以基本是沿袭唐五代的风格，诗人以九僧、魏野、林逋、寇准等人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仁宗朝至孝宗淳熙年间。仁宗时期宋代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名家辈出，而且与晚唐体诗风完全相反的江西诗派出现于诗坛，前后超过一个半世纪，所以这段时间是宋代晚唐体的衰微期。不过，“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是最新发表的作品，也不是信息真空里出现的绝对的新事物，而是要通过预告、公开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含蓄的暗示把它的读者引向一种特定的接受方式。它总是要唤醒读者对已阅读过的作品的记忆，使他们进入某种情绪状态，引起他们对作品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阅读过程中又会按照一定的规律保持、变化、转移或消失”姚斯（Hans Robert Jauss）《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所以晚唐体还是若隐若现的有些踪影。第三阶段是宁宗朝期间。这算是宋代晚唐体的又一个高峰，因为永嘉四灵活动于此时期，四人的诗歌与九僧等人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更大的突破，但他们受到了诗坛热情的欢呼，叶适对他们的大力提携应该只是次要原因。其内在原因，大约是江西诗风的末流已经让人感到厌倦，人们需要这种清新刻露的诗风来清洗思维和胃口。第四阶段是理宗朝至宋亡。晚唐体诗风与江西诗风各据半壁江山，固执者入主客奴，以至相互攻讦，纷扰不断；而开明者则试图将两者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但效果均不是太好，或许只能用气数已尽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