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初九僧的名号、成员的演变，台湾学者吉广舆作了如下的解释：“江氏引述之十三僧名，虽然没有明白标举其中有宋初九僧，但与阮阅的记载雷同，而两书都成于绍兴年间，上距陈充本《九僧诗集》已一百四十余年，下迄‘陈起本’的问世还有五十余年，可见当时《九僧诗集》确已罕见而失传，陈充辑选的《九僧诗》还没有得到诗坛公认；后来经《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以及陈起之复刊，才形成后世统一的‘九僧’之名，所以《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记载的氏里、师号都和以‘陈充本’为准的《续诗话》相同，而《瀛奎律髓》及《宋诗纪事》则沿用陈起本的氏里、师号，‘九僧’因此确定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这就解答了‘九僧’名号的来源，以及何以不同籍贯的九僧能被视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成因：原来是因为陈充初编合集而入选，他们彼此互相唱和，又经过陈起刊刻而集结、流通，由诗集之编选而形成诗派；人以诗而名，诗因集而显，并非他们自行结伙组织、标榜名号的小团体。”吉广舆《宋初九僧事迹探究》，《中国禅学》2002年第一卷，中华书局，第169页。吉先生的话只是说出了一种可能，而且他的前提是在陈充本之前还有一个所谓的《九僧诗集》，这似乎缺少根据，因为司马光所见的就是陈充本。笔者提出自己的假设：在陈充本《九僧集》出现之前，“九僧”的称谓还没有定型，但诗僧已经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所以杨亿才会称引十三僧，田锡才会有“江南十僧”之说。后来由于以九为最的文化传统，遂有了“九僧”之说，但关于“九僧”到底是哪九个人，则没有一定的说法，因此才有了阮阅记载的“九僧”与司马光等人记载的“九僧”成员上有出入的情况。陈充本《九僧诗》刊行，并经司马光、晁公武、陈振孙等人的著录，九僧的成员已为大家所接受，更经陈起采用编入《增广圣宋高僧诗选》，而《瀛奎律髓》、《宋诗纪事》等参考了陈起本子，于是九僧之说遂定型。
欧阳修在《九僧诗》一文中说：“近世有九僧诗，极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传。如‘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98年，第1951页。可知他对九僧诗还是很欣赏的，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反感。对于许洞难九僧一事，很多人为九僧不平，晁公武就说：“欧公曰：‘进士许洞因会九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此本出于李夷中家，其诗可称者甚多，惜乎欧公不尽见之。许洞之约，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盖《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楚辞》亦寓意于飙风云霓。如‘池塘生春草’、‘窗间到远岫’、‘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蝉躁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庭草无人随意绿’、‘枫落吴江冷’、‘空梁落燕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类，莫不犯之。若使诸公与许洞分题，亦须搁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070页。晁公武替九僧的这番辩解还是极有道理的，他注意到这其实是一个题材的取向问题，既然是取材，便不存在高下之分，所以“虽足以困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因为许洞毕竟不是“论诗者”，许洞并不懂诗；而“论诗者”亦没有必要自甘堕落，与许洞落入同一水平。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也说：“余意除却十四字（指许洞说的那十四个字），纵复成诗，亦不能佳，犹庖人去五味，乐人去丝竹也。直用此策困之耳，狙狯伎俩，何关风雅。按九僧皆宗贾岛、姚合。贾诗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贾，即谢朓、王维，不免受困。”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对许洞之举也很不以为然。
关于九僧的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年等情况，吉广舆有详细的考论。关于僧籍，吉氏认为：“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四人的僧籍没有问题；南越文兆很可能是广南（今广州南海）人；北宋没有沃州，所以应是‘沃州山’，所以简长应该是浙江‘剡县南三十里’的禅院中人；青城惟凤的“青城”应该是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淮南惠崇之淮南在今安徽寿县；江南（或作江东）宇昭在江南地区。九僧‘正好位于北宋诗人最密集的四大地域：剑南希昼、青城惟凤、峨嵋怀古为蜀僧，位于成都府路；金华保暹、天台行肇、沃州简长为浙右僧，位于两浙路；南越文兆、淮南惠崇、江东宇昭为楚僧，分属广南东路、淮南东路与江南东路。九僧在地理上有明显的东六、西三分布形式，自成两个块状生活区。”关于僧官，吉氏认为：“浙右三僧保暹、行肇、简长与楚僧惠崇都曾经合任僧官。”关于宗门，吉氏以为：“文兆应是天台宗宝云寺僧；行肇是天台僧；惟凤拜在四明教下；保暹是浙江普惠院僧；怀古是法眼宗的宝华怀古；宇昭是大鉴系下禅僧；简长应该是禅宗僧；希昼可能是西湖僧。”关于九僧的生卒年，吉氏认为：“惠崇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仍在世；简长在真宗乾兴元年（1022）仍在世；希昼、文兆、行肇、惟凤、宇昭、怀古于天圣年间（1023-1031）仍在世；保暹可能长寿而耆龄。”《中国禅学》2002年第一卷，中华书局，第168-179页。
九僧之中，以惠崇最为知名。据朱弁说：“僧惠崇善画，人多宝其画而不知其能诗。宋子京以书托梵才大师编集其诗，则当有可传者，而人或未之见，恐虽编集而未大行于世耳。”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页。可知他的诗集曾经单独刊行，但终归影响不大，以至于失传。除诗歌以外，惠崇的画亦很有名气，正如朱弁所说，足以将其诗名压倒。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说：“僧惠崇善为寒汀烟渚，潇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故鲁直诗云‘惠崇笔下看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晖。横斜疏影人不见，鸳鸯相对浴红衣’，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舒王诗云‘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我最许。沙平水淡西江浦，凫雁静立将俦侣’，皆谓其工小景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历代诗话》，第601页。有黄庭坚、苏轼、王安石这三位的赞扬，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除九僧外，同属晚唐体诗派的宋初诗僧还有元净、梦真、宝通、守恭、鉴微、尚能、智仁、休复、智圆、仲休、秘演等人，他们是身份特殊的一群晚唐体诗人。僧人的生存条件、思维习惯、心理状况等都与常人有所不同，因此投射在作品的意识也与常人殊。他们的生活相对单纯一些，少了作为一个世俗人的很多烦恼，也少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许多乐趣。友情成了他们唯一能够正当享有和企盼的情感，所以他们的诗集中寄赠怀人的诗作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然而朋友毕竟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组合，所以他们常常陷入孤寂、无助之中。行肇《卧病吟》说：
杉窗秋气深，入夜四檐雨。枕冷梦忽醒，独对孤灯语。流萤隐回廊，惊鸿度寒渚。空令一寸心，悠悠生万缕。
在寒冷而孤独的秋雨之夜，抱病的诗人被冻醒，没有人嘘寒问暖，只有孤灯一盏，流萤数点，以及偶尔传来的惊鸿几声，精神的孤寂与肉体的痛楚令其生出万般愁绪与哀怨。由于孤寂、贫病的困扰，他们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作为一个僧人，他必须要面对孤寂与落寞，要“四大皆空”，时时刻刻和自己的种种欲念（大多是正常的心理需求）作斗争，对其进行克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他必然有着丰富的情感、敏感的心灵。两方面合在一起便是矛盾，苦痛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于是他们便戴上了“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斜照、苦雾，寒水、穷秋、残雪、空垒、幽禽、孤泉，诸如此类，一切都投上了心灵的阴影。而且由于他们多半生活在深山密林之中，缺少必要的社会交往，容易导致自闭和自恋情结出现。他们特别爱好一些琐屑细碎的东西，断碑、流萤、黄叶、败草，病鼠、虫豸、孤灯；喜欢自怜自艾，喜欢记梦、怀旧、发呆、叹息、苦吟等等。
我们来看两组数字统计，第一组是他们诗歌所咏叹的季节的统计，第二组是他们诗歌所选择的一天之中的时间段的统计，这两组资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诗僧的心态及诗作特点（这正是他们与其他晚唐体诗人不同的地方）。为求简便，我们以九僧为代表。表2-2九僧诗作咏叹季节统计季节
诗人春夏秋冬无法判断希昼（19首）4首1首9首3首2首希昼（句10）2句1句4句0句3句保暹（25首）2首2首14首2首5首文兆（14首）1首0首8首3首2首行肇（16首）4首0首8首2首2首简长（19首）5首0首7首6首1首惟凤（15首）1首1首10首1首2首惠崇（14首）5首3首3首3首0首惠崇（句106）10句1句20句13句62句宇昭（12首）5首1首3首0首3首怀古（9首）3首0首2首0首4首表2-3九僧诗作咏叹时段统计时段
作者日暮、夜白日无法确定希昼（19首）17首0首2首保暹（25首）19首4首2首文兆（14首）8首3首3首行肇（17首）12首1首4首简长（19首）9首3首7首惟凤（15首）9首1首5首惠崇（12首）7首1首4首宇昭（12首）8首0首4首怀古（9首）6首0首3首从表2-2我们看出，写秋季的诗歌占了九僧诗歌的绝大部分。中国本来就有悲秋的传统，诗僧们笔下的秋天更是充满着肃杀的悲凉，如保暹的《登芜城古台》云：
无处堪高望，边城上古台。穷秋人独立，落日雁空回。地险千峰出，霜严万木摧。迟吟不能下，满眼是尘埃。
人是穷秋独立，景是霜摧万木，二者互相渲染、互造声势，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至，难怪诗人会“满眼是尘埃”，心中尽悲凉了。对秋的偏好体现了他们心态的悲凉，而即使是其他的季节，在他们的笔下也失去了生机，透出阵阵寒意。如智圆《上方院》：“禅扉开绝顶，海色映层峦。刹影浸寥泬，钟声度渺漫。荒苔幽径滑，冬雪暮窗寒。吟罢庸回首，迟迟独凭栏。”这是写冬天，所以清冷也可以理解。而简长的春天：“春景欲饶物，客心独优柔。藉兹徘徊芳，强起寂寞游。新愁来易积，旧欢去难收。步春不得侣，不如步高秋。”简长《步春谣》，《全宋诗》册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6页。还是寂寞忧愁，最终甚至发出“不如步高秋”的感触，又回到了故态之中。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到了他们的笔下，也还是“夏木冷垂阴”希昼《寄河阳察推骆员外》，《全宋诗》册3，第1442页。，透出一股寒气。真是“万物皆着我之色彩”！
表2-3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喜欢暮色苍茫、寒月冷照的意境，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悲凉、苍楚的心绪。这一切都表明了生活环境的限制导致了诗僧们的心态变化，心态的变化又导致了兴趣的转变。所以他们诗歌的突出特点就是没有热情，即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不那么阴冷的诗歌，也同样表露出世俗人生欢乐被抽取之后的苍白。
由于身为僧侣，他们养成了喜欢思考、思维精微的习惯。在他们作诗中，也表现出这一点。如特别偏爱苦吟，特别喜欢炼字与炼句。方回说：“人见九僧诗或易之，不知其几锻炼几推敲乃成一句一联，不可忽也。”方回评怀古《寺居寄简长》，《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第1725页。此评当是切中九僧等晚唐体诗僧特点的“深悉甘苦之言”。当然，晚唐体作者们无一不具备这一能力，但在程度上，似乎还是以诗僧为最。
§§§第四节 隐士诗人群体
隐士诗人在宋初晚唐体诗人中也是一个较大的群体，早期隐士诗人有许坚、邵拙、伍彬、王元、廖融、王正己、翁宏等，稍后有魏野、林逋、曹汝弼、周启明、魏闲、居昱等人。隐士诗人可以组建家庭，不缺乏亲情，不会像僧人那样孤寂。他们隐居山里，一副高士形象，容易获得世俗阶层的尊重和贡献，所以归隐的结果常常是名利双收。他们的精神总是平淡而愉悦的，对自己的现状总是很满足。所以在诗歌里，隐士们都有着归隐的愉悦，充满了享受、满足、愉悦、闲适、自豪、自夸。僧人对山林生活是有几分厌倦的；仕宦者对于山林生活是羡慕的；隐士对于山林生活是享受的，或看起来是享受的，这是三者的主要不同之处。比如，智圆的《自嘲》说：“门径侵苔荒，长年寝一床。病中消白日，诗里发轻狂。窗暗云遮月，林明叶坠霜。百年能几日，两鬓已苍苍。”作者对于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期望，心情极为悲凉。寇准的《夏夜闲书》说：“雨濛村落野梅黄，茅阁长吟水气凉。幽鸟远声来独树，小荷疏影占前塘。闲心终不忘鱼钓，淡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闲心”一联，颇见身在庙堂而欣羡江湖之志。魏野的《冬居暮郊》说：“村落欲黄昏，寒云片片凝。隔城钟似磬，远岫烧如灯。名利堪弹指，林泉但枕肱。何由遂闲散，自喜本无能。”则是流连忘返，乐在其中。不难看出，这些视野与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有莫大关系。
隐士诗人中，有些人一直隐居终老，如早期的王元、王正己、翁宏、伍彬、廖融，后期的魏野、林逋等人；有些则有入仕经历，如种放、潘阆等人。其中，魏野、林逋名气和成就较大。
魏野（960-1019），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居陕州，有《东观集》十卷，存诗359首。据说魏野白衣白帽，出门骑白驴，且好弹琴赋诗，很是引人瞩目。他因逃避真宗的召见暴得大名，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仅李颀的《古今诗话》便记录了两个版本：
章圣遣使召魏野，仲先闻使至，留诗一联于壁而遽去，云：“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使还，以壁间诗对，章圣曰：“野不求仕矣。”遂不召。李颀《古今诗话》，《宋诗话辑佚》，第127-128页。
章圣幸汾阴，回望林岭间，亭槛幽绝，意非民俗所居。时魏野方教鹤舞，俄报有中使至，抱琴逾垣而走。同上，第257页。
两个版本稍有不同，但以魏野的性格来推测赵齐平先生认为魏野“露骨的忝颜媚上”、“竭力攀附”（《宋诗臆说》第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魏野的行为、人品确实有很多矛盾而可怀疑的地方。，第一个版本似更为可信。魏野这一举动的效果很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野与林逋同时，身后之名不及逋装点湖山，供后人题咏，而当时声价则出逋上……野在宋初，其诗尚仍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逸，而胸次不俗，故究无龌龊凡鄙之气。”《四库全书总目·东观集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薛田说魏野：“秉心孤高，植性冲淡，视浮荣如脱屣，轻宠利若鸿毛，友义朋仁，世希与比。”薛田《东观集序》，《东观集》附录，四库本。不难看出，这些肯定与他“逾垣而走”有相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