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是十分失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听命于王氏兄弟，可以说他只是用来号令天下的一面旗帜，而别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对自己和后代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利用价值，就是王氏兄弟抛弃自己之时。
作为皇帝背后的支持者，王氏兄弟的目的并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借着皇帝的名义，实现他们振兴中原的理想。为了国家、民族，他们做了操纵傀儡的幕后指挥者。
当然，在有些时候王氏兄弟也过于跋扈。在君臣关系中，即便臣子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做得最好的状态也应该是处于强势而不动声色，让处于弱势的皇帝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于实力对比的过分悬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为名义和实际相一致的统治者。
有一次，王敦就悍然帅军兵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下，威胁司马睿，司马睿无奈之下，只能自我批判，同时央求王导从中调和，甚至说出了“如果王大将军对我不满意，我只能自己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个普通的藩王，让王大将军挑选合适的人来做皇帝。”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这番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君臣间的尊卑名分，而变成了一个只是请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见王氏兄弟在当时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他们的强悍。
当时，王导对王敦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现，反而暗中支持，并对司马睿的检讨反应冷淡，最后才出面制止王敦的逼宫行为。王导是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出现改朝换代的举动的，因为一旦那样，他们的理想就变成了野心，他们的抱负也就变成了包袱。如果放弃了忠君的立场，原有的政治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虽然王氏兄弟飞扬跋扈，但是东晋王朝也能靠着自己的血统苟活下来，保持一个偏安的百年局面。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中，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构成了一个在外部强敌环伺的危难局势下独撑一角的合作局面。如果司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将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举司马睿，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一个新王朝。他们有着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司马睿让出一些国家权力给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没有过分的跋扈欺压司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个新朝廷，共同支撑起了和北方外族铁骑抗衡的局面。
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东晋时代的士人还没能走出模糊化、无序化的思想与精神状态，那么经过了几百年的沉淀，到了北宋时期，士人们已经在精神上、心智上全面成熟了。
北宋时代的士人，真正显现出了士大夫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指点江山，在文化上引领潮流，在社会上引导舆论，成为中国古代后半期不可缺少的一支社会力量。
而北宋士大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庆历新政”时期的范仲淹与欧阳修。
北宋时期，因为北方的契丹、西部的西夏屡屡犯边，让宋朝统治者觉得自己的统治非常不牢固。加上宋太宗时期实行的各种政策，使得朝廷中尸位素餐的官员越来越多，军队中没有战斗力的将士比比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几任皇帝都是有心无力，想改革而又怕出现意外情况。
到了宋仁宗执政的时候，这位富于革新精神的君主决心任用在朝野非常有声望的范仲淹等人做宰相，实行变法革新。
庆历三年四月，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并且催促他们：“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
为了便于范仲淹等人制定改革政策，宋仁宗为他们开了绿灯，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奢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后来，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弊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的啊！”
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
范仲淹认真总结了他从政以后一直在酝酿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前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的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颁发诏令，要求各级官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以便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做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九）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将现行的法令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百姓便不再为繁重的负担而忧愁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范仲淹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对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谣言。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确实因为改革弊政而结合，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互相声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互相结交而稳固权威，而是为了振兴国家。
他们的结合，是士大夫群体自觉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为国为民的目标下结合起来，只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这在此前是很少有的情况。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没有官职上的直接隶属关系，而是靠着共同的改革愿望和相近的政治主张而结合，互相在一起谋划改革大计，计划国家的发展前景。
当时，有人因为他们联合实行新政而告发他们结成朋党，欧阳修不但不否认，反而写了一篇《朋党论》，宣扬朋党有理，认为朋党也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君子以共同的志向而结成朋党，小人因阴谋私利而结为朋党。所以，君子之党有利于国家，应当鼓励；小人之党误国害民，应该杜绝。
欧阳修的文章作为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纲领，表述了君子们以公共利益而结成互相声援、互相庇护的固结型关系的原因，更表现了他们对国家的忠心。接下来，他们中的成员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在文中赞扬了宋仁宗实行变法的勇气和远见，并明确指出范仲淹和富弼为变法作出的贡献，提出他们结成的亲密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应当予以肯定。
可惜，在北宋刚刚建立不久，宋太宗就开始预防朝中大臣结成固结型关系，因而明确指出大臣结成朋党就要进行严肃处理。而欧阳修和石介不但不回避这个问题，反而提出他们结成的固结型关系是正确的，可见士大夫的自觉意识之强，即使在政治的强势压力下，依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诬陷和流言造成的恶劣影响下失败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官。但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固结型关系并没有消亡，范仲淹和欧阳修之间经常有书信和诗词往来，富弼和欧阳修后来也一直鼓吹变法。
他们因为变法图强的愿望而结交，因为共同实行变法而结合，终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固结力量，即使事业失败、天各一方，他们的固结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后来提拔了苏轼、苏辙等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富弼更是亲身参加了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