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说法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李靖会不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告密？在史书中，他是一个从小就聪慧过人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如果肯为加官进爵而从事告密这类不光彩的勾当，恐怕也不会只做到一个小小的马邑郡丞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李靖正是因为郁郁不得志，所以知道李渊打算谋反的消息才要借此机会翻身，但这种推测不但没有根据，而且未免唐突古人。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李靖告密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是因为李靖不会在唐朝建立之后再天真地将最初的心迹做一个剖白，二是李靖后来成了唐朝名将，史官们本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对李靖这段企图破坏建国大业的告密行为也尽量低调处理。上述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很大的疑点，但我们只要结合当时隋朝的局势、对照此前隋朝发生的叛乱事件、揣摩隋炀帝的性格，可以有一个推测：李靖的告密，不一定是为了邀功或者效忠，而是为了自保。
隋炀帝时期，发生的叛乱有几次，有宗室亲王的叛乱，有高官子弟的叛乱，对此，隋炀帝一律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而且对叛乱知情不报者也会惩处。在隋炀帝在江都苟安偷生之时，往日的大好江山已然摇摇欲坠，隋炀帝的性格也变得格外乖戾。
此时的隋炀帝，精神上已经接近崩溃，听不得有人说外间发生了叛乱或民变，不过，皇帝的这种精神状况，大概属于皇帝身边人才能知晓的秘密，远在马邑的李靖也许并不知情，故而才会为了自保而想要告密。
其次，李渊准备起兵的消息，李靖是如何得知的？
史书上对此一直语焉不详，给人的感觉是，李靖从李渊以往的表现和担任太原留守之后的行为，察觉到李渊有不臣之心，于是采取告密行动。但是，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李靖仅仅从一些蛛丝马迹来认定李渊要造反，然后忙不迭地准备告密，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举报他人——而且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谋反，缺乏有力的证据，李靖真的就会这样贸然行事吗？虽然隋炀帝一直对李渊有偏见，甚至一度有除掉李渊的打算，但李渊韬光养晦的自保策略也让隋炀帝最终放松了警惕，不然也不会派李渊担任太原留守防御突厥。要状告李渊谋反，李靖必须掌握真实可靠的证据，否则不但皇帝不会相信，李靖自己也难逃诬告的罪名。
李靖采取了“自锁上变”的方式，打算亲自赶赴江都，向隋炀帝当面陈述案情。所谓“自锁上变”，指的是下级要起诉上级必须使用的方式，在帝制时代，等级森严，起诉上级也是违法行为，所以必须“自锁”，表示要待罪申诉。
那么，李靖是如何获知李渊谋反的消息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可能是从李世民那里得到的消息。
李渊在起事之前，曾经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联络地方的豪杰，李靖所在的地区，正是李世民负责联络的地区。李靖虽然官职不高，但却是值得争取的人才，为了争取更多的力量，李世民完全可能拉拢过李靖。
根据史书记载，李靖从小便有文武才略，他常常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年长后更是姿貌魁伟、气度不凡。他的舅舅韩擒虎，是隋朝声名赫赫的将领，在隋朝灭陈的战争中立有大功。李靖自幼便常与韩擒虎探讨兵法，韩擒虎对李靖的见解十分赞赏，经常说：“当世能够和我谈论孙、吴兵法的，非此小儿莫属了。”
李靖进入仕途之后，曾做长安县功曹，之后又做驾部员外郎。当时的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对这个后生都很欣赏，杨素曾经手抚坐榻对李靖说：“这个年轻人以后肯定会坐上我这个位子，成为宰相。”
李靖在隋朝享有如此高的声誉，而且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表现不俗，李世民对他进行笼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过，李靖对李渊并不看好，在他心中，李渊不是真正的明主。于是，在得知此事之后，李靖忙不迭地开始“自锁上变”，打算撇清此事，最不济还能做一个“污点证人”，获得隋炀帝的宽大处理。
隐情背后的“新装”
上面的两个隐情酝酿出了一个结果，也是李靖一生中的一个不解之谜：李靖为何一直逗留在长安，直到李渊入城之后束手被擒？
按照史书的记载，李靖是打算到了长安之后，绕开李渊管辖的地盘，取路运河，到达江都。可是因为李渊起兵，加上山东地区也有大规模的民变，使得他阻滞在长安，最终成为阶下之囚。
可是，这里有一个疑点：当李渊的军队节节胜利、逼向长安的时候，李靖难道没有想到自保而从长安退出、隐迹山林吗？他既然能够选择告发李渊来保住身家性命，在李渊大兵压境之际，又怎么会不选择逃跑来保命呢？是为了给隋朝尽忠？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谜解不开，可能关于李靖在唐朝的政治生涯的其他问题也会随之成谜。
前文已经作出过分析，对李靖是否忠于隋朝的问题提出了质疑，那么，李靖困居长安为隋朝尽忠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打算以死明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也不符合他的一贯做法。这两种可能性被排除，就剩下了其他两种可能：
其一，李靖无路可走，属于被动地困在长安城内，无法脱身，只能束手就擒；
其二，李靖根本没有想到李渊会如此迅速地拿下长安，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将长安当成了安全的避难所，使自己成为瓮中之鳖。
先来看第一种可能。如果他是被动地困在长安城内，那么是他一到长安，长安就成为一座前敌孤城呢，还是他在长安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无法脱身的？事实上，有了后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可能性，前一种情况才能完全被称为李靖被动受困。
史书说李靖“至长安，道不通而止”，没有说到具体李靖是何时到达的长安，道路又是何时开始“不通”。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推理的手段来做一个事件的还原：
李靖既然打算从长安取道运河直奔江都，那么恰恰说明，在他出发之时，长安是安全的，运河道路也是可行的，而且此时是李渊正式起兵之前。李渊从晋阳起兵，到进入长安，总共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而李靖从马邑到达长安，决计用不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李靖还先于李渊起身，在长安至少逗留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他不是一入长安便无处逃脱，而是在这座旧都中停留了许久，最终失去了脱身的机会。那么，他为什么留在长安，而不逃入山林、隐迹乡间？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并不觉得李渊会攻下长安，他也不觉得李渊能成什么大气候；更何况，在当时“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之下，长安附近的军事防御力量是最强的，不在这里避难，又能去哪里？
他轻视李渊，也藐视李渊的军事行动，但是，日后成为大军事家的李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判断会失误，李渊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击破隋朝的军事布防，攻占长安。
以上就是对李靖为何留在长安的原因的推测。也许看起来太让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将所有不可能的情况排除之后，剩下的情况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都是真相。
史书中对李渊太原起兵的记载，总是让人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感觉，甚至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之后，还要制造舆论，说自己才是策划了太原起兵的“首谋”。可是，在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太原起兵是多重要、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避之唯恐不及，不但要告发，而且觉得这事儿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对都城不会造成什么冲击。
被美化的“成名儿童”
作为一个军事家，一生中只允许出现一次失误，这次失误就意味着身败名裂、战死沙场。李靖在唐朝建立之前就出现了这次失误，幸运的是，他没有死，而是活了下来，日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家。
李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他被困孤城长安，一到李渊入城之后，他避无可避，成为阶下之囚。
李渊自然也得到消息，知道李靖就在城中，于是，李靖就被带到了李渊面前。按照李渊的意思，李靖这个人居然敢告密，差点坏了起兵大事，这是反革命的大罪，不可饶恕，于是也没怎么审问，只是验明正身，马上将李靖推出去就要处死。
在生死关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李靖即将被处死，不顾一切地大声叫道：“唐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现在不欲成就大事，却要因个人恩怨而斩杀壮士吗？”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角色登场了，李世民刚好从一旁路过，听到李靖的豪言壮语，十分惊异，便为李靖求情。在李世民的请求下，李渊动摇了，就此放过了李靖。
这就是史书上的记载，这个记载十分有趣，它的有趣之处，不在于李靖是如此戏剧化地死里逃生，而是李靖、李世民、李渊就像是按照剧本在演出一场“功臣得救”的肥皂剧。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曾经演出过一次，那一次的几个主要人物比李靖等人要著名得多，是韩信、刘邦、夏侯婴等人。
从情节上看来，李靖获救的经过，和韩信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韩信变成了李靖，夏侯婴变成了李世民，刘邦变成了李渊。
难道真的应了那一句话——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人和事，都会出现两次？
同样的剧情重复上演，而且还是在处死囚犯的生死关头，这未免显得缺乏真实性。那么，李靖的这段经历，到底是历史的事实，还是史书编纂者的虚构？
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在长安城破之后，李靖被李渊判处死刑之事确实发生过，而他最后也的确是从刑场上安全归来。李靖刑场传奇的开始和结局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带有疑点的，则是开始和结局之外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先对整个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再探究李靖那段刑场名言的真实性。
隋唐之际，《汉书》之学十分兴盛，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了隋末唐初的一代人。也许，除了对《汉书》中典故的谈论之外，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化用汉代名人的事迹也是一种风雅的标志吧？不过，这一点倒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只能作为一种推测。
如果当时的人确实喜欢模仿汉代名人的言谈举止，并试图使自己经历的事件如同汉代名人的事迹，那么李渊、李靖和李世民合演的这出“刑场救将”，就显得不大像惩处“反革命”罪犯的严肃案件，反倒像一出喜剧了。
反过来看，既然当初李世民要笼络李靖参与起事，就说明李靖是可用之人，他的名气，他的才能，是坐镇晋阳的李渊不可小觑的。现在既然捉到了李靖，也要因为他当初企图告密的行为惩处他，如果他能够表示向李渊效忠，以他的才干，李渊也许会法外施恩，饶过他的死罪。这是李靖能够获救的关键原因。
为什么李世民的求情会最终打动李渊，让李渊收回成命，释放李靖？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上面说的，李靖有才能；二是因为李靖当初就是由李世民负责联络的，李靖在当初的表现和态度，李世民最为清楚，所以要为李靖的告密行为作解释、洗脱罪名，李世民是不二人选；三是因为李世民在从晋阳到长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是李渊建立功业的得力助手，看在这些功劳的份上，李渊会给李世民一些面子。
由此可见，在这一事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人物，是李渊；李世民作为李靖的辩护人和担保人，在李渊改变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李靖呢，作用不大，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
那么，到底是因为李靖说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在一旁经过的李世民才注意到他，为他求情，还是李世民见到是李靖，便直接求情呢？这个问题在之前的分析里面也有了答案，无论李靖在刑场上说了什么——除了公开反对李渊的言论——李世民都会因为爱惜这个人才而求情。
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李靖还能从容自若地借用韩信的故事来自比，那简直是黑色幽默。李靖又不是狂妄的金圣叹，怎么会在临刑之时还开此玩笑？现在李渊需要的是他表示忠心，而不是表示自己是韩信一样的人物——就算是韩信，又如何？最后还是以谋反罪名被杀，李靖犯得上找如此晦气的榜样来标榜自己吗？难道他不怕李渊因此而疑心自己有韩信之心而立时将他处决吗？
而且，韩信被赦免的故事，其中的主体是韩信，是韩信的惊人之言震动了滕公夏侯婴，夏侯婴因此为韩信求情，韩信才保住了性命。而在李靖、李世民、李渊的故事中，主体是李渊，李靖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囚徒，既然失去主动地位，惊人之论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说，李靖的得救，与那段豪言壮语无关，而豪言壮语本身，也许是喜欢汉代故事的史官们的附会之笔，其真实程度不大。
这里还有一句闲话——在李靖的传记中，描述他像韩信的地方，不止这一处，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讲，实在不大好自比韩信，也许史官们觉得他和韩信一样用兵如神，所以才会有此比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