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尹子兰觉得屈原在针对自己，勃然大怒，但无法把诗作作为罪证来法办屈原，他便让上官大夫去污蔑屈原，使屈原再次被放逐。
如果说第一次放逐，带给屈原的是对怀王的失望和一种幽怨的感情，那么第二次放逐，就是在国家即将倾覆的时候，将他的理想彻底覆灭了。屈原感觉到这个国家靠他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挽回，整个贵族集团是如此地强大而又无能，容不得任何人说出反对意见。
屈原对楚王这种不辨是非、被谄媚之徒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的情况十分绝望。他觉得现在的楚国已经让腐朽的旧势力抑制了独立的精神，恶势力镇压了正直者。作为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士大夫，他十分痛心，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
写下《离骚》之后，屈原对楚国的政治完全绝望了。他一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去想，认为自己对君王一片忠心，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完全是国家的不幸。此外，他还觉得，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能够执行，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就能称霸天下、统一全国。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政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实施。他把政治想象得过于美好也过于简单，可他不知道，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在自己的理想中制定各项法令和措施，只能永远做一相情愿的美梦罢了。
但是，无论如何，屈原都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勇于与整个政坛对抗的“自由者”。他的自由，在于他的精神，而他一旦在精神层面获得了自由，就必然要与当时处处都显得落后的政坛为敌了。
从本质上来看，屈原和勇于赴难的墨子、当仁不让的孟子，又是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墨子和孟子都要通过自己的学说、自己的学派来影响世界，并以此成为话语的掌握者；而屈原，则是一个原生态的士人，他代表了士人独立精神的出现，一个不依赖于某个政治群体、社会团体、学派组织的士人，以其对时势的独立分析、对理想的坚持与对事业和国家的忠诚，展现着自己的存在意义。
然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很明显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士人的独立精神自由发展的时代。因此，他的政治构想和施政计划，只能作为“少数派报告”，一再被否定，他本人也作为异端——忠心耿耿的异端，被驱逐出政治中心。
作为一个异端与忠臣的结合，屈原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他最后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自尽了。他是一个好的忠臣，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容于当时政治生态的异端。他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不顾环境，不顾现实，忽略了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组织原则，结果还是被这个原则惩罚。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离骚》里面，表现出一种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人才完美的感觉，可以说，这正是他无视政治的组织原则并且坚持认为个人的能力就能扭转乾坤的一种文学表现。尤其是“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两句，把他的清高与不愿与贵族集团妥协的傲气表露无遗。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屈原是一个带着文人性格去进行政治实践的人，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而理想一次次被现实击碎，他已经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所以他的死，可以说包含着山河破碎的义愤和无法承受现实的逃避，以及至死不悔的幼稚。
但是，如果从思想的角度去看，屈原是在履行一种精神，一种士人的独立精神，不为现实利益屈服，不为个人荣辱低头。因此，他的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个段落，不但象征着士人独立精神的夭折，更意味着士大夫精神之路的坎坷。
当然，在他之后，很多士人如同劝导屈原的那位渔翁所言，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士人群体越来越壮大，而士人精神则越来越黯淡了。
堕落换来的发展
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养士的风气。这里所说的“士”，实际上就是“客”。
士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而客则不然，客是从属于某个主人的，会享受主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待遇，比如饭桌上的鱼、出行时的车，包括定期发放的一些薪水，而士则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有远大抱负的人。
举个例子来说明：鸡鸣狗盗属于“客”，而那位认为“肉食者鄙”、非要指点江山的曹刿则是士。士可以直接了当地说“肉食者鄙”，而客只能转弯抹角地用“长铗归来兮”向主人暗示自己的待遇不好。
客的范围很广，会口技的、会仿生的、能说会道的、烧得一手好菜的、亡命徒……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客。
客越来越多，真正的士就越来越少。在泥沙俱下的战国时代，很多原来的“士”也都堕落为“客”，这种堕落的完成也十分简单：一旦思想不独立、精神不自由、声音不真诚，士自然蜕变为客，而且是大批量地蜕变。
不过，越是这样，客在主人的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就越重要，这就是战国时代一个有趣的反背。
客的生存原则很简单：欲卖艺者，必先卖身。
客们为了卖艺而卖身，但是当卖身之后感觉卖身有时候比卖艺的收益要大，而且既然已经卖身了，就不妨再卖——这就是经济学上的“破窗理论”。
于是，我们看到，从战国闹到西汉，沸沸扬扬的一场士人堕落史上演了，最后的结局是，士人在精神上基本全盘溃败，而在政治上则大获其利，完全成为舆论的引导者。
堕落是堕落者的通行证
士人堕落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大批的士人成为各国君主、贵族们豢养的门客，二是大批鱼龙混杂的门客与士人混居，而且凭着一些手段受到重用，令一些混迹于门客行列的士人也效仿他们的做法。
战国时代有著名的“四公子”，他们都以门客人数众多而闻名于世。在四公子的门客身上，士人堕落的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是喜欢招纳门客的典型，史称他门下“食客三千”，而且他来者不拒的风范，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在演义小说里，“小孟尝”、“赛孟尝”之类的绰号也比比皆是。
孟尝君豢养门客是为了什么呢？根据《史记》的记载，他招揽的门客，大多是“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也就是各国君主供奉的食客和那些亡命天涯的不法之徒。招揽他们，显然不是为了讨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为了十分实际的目的，那就是树立党羽，网罗死士。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的门客之中，有一个人和孟尝君夫人有了私情。有人问孟尝君：“身为门客，却与你的夫人有染，过于不义，应该杀了他。”孟尝君却说：“因为爱慕对方的相貌而产生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的问题就在于没及时告诉我。”
一年多以后，孟尝君找来这位和自己夫人有暧昧关系的门客谈心，说：“您在我这里有一些日子了，如果要做大官，恐怕我帮不上忙，小官您肯定不愿意做。卫国国君和我关系很好，我会为您准备各项应用之物，希望您去卫国谋求职位。”
孟尝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将这位门客与自己的夫人分隔开吗？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要让他们分离的方法有很多种，而孟尝君所选的，是最费力的一种。如果花这么大的力气就为了自己的私情，他就太糊涂而且小题大做了。
过了若干年，孟尝君的用意才为人所知。当时齐、卫两国交恶，卫国国君甚至要与诸侯联盟攻打齐国。那个当年被送到卫国去的门客，此时已经是卫国的重臣，他对卫国国君进行了劝谏，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直到此时，齐国人才明白了孟尝君当初的隐忍与宽容所获得的利益。
不用自己出马，甚至不动一刀一枪，就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从而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这不正是孟尝君所追求的吗？
据说，他曾经对所有门客都一视同仁，自己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一次夜宴，有个门客以为食物分配不均，大怒，马上就要辞行。孟尝君听这位门客说了要离去的原因，慢悠悠地站起来说：“那你就和我换一下吧，看看我是不是对人有差别。”那位门客接过来一看，孟尝君的食物和自己的丝毫没有分别，于是十分羞惭，拔剑自刎。经过了这件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孟尝君招待门客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当然指的是饮食方面体现出的平等待遇），便纷纷来投奔他。而正是由于他一视同仁的态度，让每个门客都认为孟尝君对自己另眼相看。
这件事体现出了什么？体现出的是士人的一种盲动。司马迁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感情色彩，但仔细读来，却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孟尝君既然是善待门客，为什么在那位抱怨饭菜分配不均的门客提出抗议时不是忍辱负重，让人给他另外再上一些好吃的食物，而是直接掀开底牌，让此人羞愤自杀呢？为什么事先也没有人知道他和门客们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呢？而天下的士人，听说了这件事，还要争先恐后去投奔孟尝君，他们就不会对此事所体现出的问题做一个分析吗？
可见，此时的士人群体，已经完全成为“肉食者鄙”的同类，他们或是已经“肉食”，或是向着“肉食”的方向努力，对于“恒心”，他们是不再考虑了。
关于孟尝君门下的食客，最著名的，莫过于“鸡鸣狗盗”和劝他“狡兔三窟”的冯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