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治今四川泸州）、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地区，北宋时“泸夷”与宋政府有过几次激烈的冲突，熙宁、元丰之后，宋政府与泸南民族间长期和平的局面形成，以“进马”为特征的市易成为常例。绍兴三年，泸南阿永部“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献马百有十二匹”，宋政府以高回值犒之，以致“岁用银帛四千余匹两，盐六千余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盐六千斤，折银约三百至四百两，所占比重甚小，与广马用盐数量相差甚远，实说不上“典型”。其他地方如夔州路忠州（今重庆忠县）也曾贮有“博马盐”［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十三《知南平军朝请江君埙墓志铭》。然详情未尽可知。如前所述，“蕃夷要盐”，主要是在“西南夷”地区，最主要者则存在于广马贸易中。如果说北宋时“广马”尚微不足道，南渡以后，“广马”贸易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宋朝政府频频支拨钱物等购买战马，以应战争的急需。在用以交换广马的各种物资中，引人注目的是食盐占了很大的比例。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载，绍兴二年七月五日，朝廷下令“支降广西度牒五百道，及本路出产盐七十万斤”，“限一月措置变卖”，拟收买战马一千匹，送至行在枢密院。《系年要录》更载此日（癸辛）“敕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次年二月辛卯（初五）置买马司于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后，“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椿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癸亥；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因道远不便，买马司于绍兴四年二月移司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也载：绍兴七年胡待制（舜陟）为帅之后，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又据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四，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初，朝廷委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损金一百两，银五万两，锦二百匹，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仓拨盐二百万斤，皆资博马之直，岁额一千五百匹，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系年要录》亦载，宋廷于横山寨市马，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月，“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官以是为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亦有载，文略有异。
从以上若干史料中可以看出，二百万斤盐作买马之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得到了保证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二百万斤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字，所拨也时有波动。如绍兴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提举广西路买马李预请求广西钦州（治今广西安远）盐仓就支拨盐一百万斤，应副博易马匹的费用。第二年二月十九日，李预就前事要求许令依已降指挥，“每年”取拨盐一百万斤，言此可以当钱七万余贯。此大概初行盐马贸易，“未有每年许支拨定额”［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八、二一。之故。另《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七载，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诏：广西买马系拨定本路上供钱、经制赡学钱、静江府买钞钱共二十万贯，“及每年拨定锦二百匹，盐二十万斤”，这个数字与此前相差甚远，盐二十万斤当钱不足两万贯，可能理解成宋孝宗即位时（当年六月即位）之初的单项或额外所拨更为恰当。
盐、马均自有价格，其间有个折算问题。如前引《岭外代答》所言，“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买马所用，均以银折算计价。李心传案绍兴三年二月买马事说，“盐二百万斤约计二十四万缗。又有钱十七万缗，实计四十一万”［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如此，则盐值已占当年所拨买马经费的近百分之六十。“广马”马价不一，绍兴六年三月，宋高宗针对广马费用说，二万缗可收买战马一百五十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辛未。，那么折算每匹战马所费为一百三十余缗。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若欲买千匹，且以中价计之，亦不下十万余缗。况皆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四千，折与蛮夷每两二千而已，折阅太甚。”［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千匹十万缗，则每匹为一百缗钱，加上折阅所失，每匹马费用已达一百五十至二百缗钱，所费不低。这还没有加上路途耗用，以及路毙损失。若以上言“中价计之”，二百万斤盐计钱二十四万缗，可买马两千匹以上，加上其他耗费计算，亦在千匹以上。由此可见，食盐在“广马”中所占的分量不可低估。
买马之盐常被官吏克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每年过三十纲许推赏。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盐百斤为一畚，当地官吏朘减至六十斤，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帅臣范致能为之约束，下令增足盐畚，逮淳熙二年（1174）他去官之岁，市马六十纲，“此前未有也”。绍兴末也有人指出，原每盐一箩计一百零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蕃蛮”，后却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十五两《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同样被官吏克扣了不少，官吏的贪赎行为是造成良马不至的主要原因。
广西方面的盐马贸易，亦有如西北地区的间接形式。两宋之际，因淮盐不通于湖湘，且广西盐已自给有余，故广西盐得以北卖，其中部分所得则用于买马之费。《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载：一岁卖及八万箩盐，岁得钞钱四十万缗，“内有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又载“旧法”：广西盐户纳盐一箩，官支本钱一千八百足。官吏侵刻，截取八百足，谓之“存留盐本钱”。西路卖盐总共“所得六十六万二千缗，尽付广西漕司。内取二十余万缗充买马并鄂、靖州之费”。前引《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载绍兴二年七月五日，“诏令礼部支降广西度牒五百道，及本路出产盐七十万斤，付本路帅臣，许中限一月措置变卖，先次收买战马一千匹”。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四载，乾道四年（1168）六月四日，诏广西盐钱管认息钱认发的二十一万贯，内中以“八万贯充经略司买马”。从食盐收入拨钱买马，也是一种间接“盐马贸易”，形式与西北略有不同而已。三、盐源及运输
在前往蕃界买马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宋政府为招蕃民前来卖马，厚其缯、彩、盐、货之本，以备买马之需。设场互市成为广马贸易的主要形式。南宋在广西所设的博马场地，主要是在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内）。即如前引知静江府方滋所言：“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直。”又前引《中兴小纪》亦谓“朝廷委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早在嘉祐三年（1058）九月，提点广西路刑狱李师中“请通盐商以便民，复邕州和市场以实边”［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丙子。邕州，今广西南宁。横山寨在其西行七程之外，地处在宋朝羁縻州众多民族、族群之中。“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此寨西行，可至自杞、大理、罗殿、特磨道等少数民族地区［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道外通夷》。宋代诸书如《舆地纪胜》、《涑水纪闻》等载，至达各地里程数颇不相同，然记通道外夷必由横山寨则是一致的。
宋代广西路盐场置废不一，南北宋盐场也不尽一致，史籍所载也不尽相同参见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关于“宋代盐场·两广区”的论述，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30页。宋朝广西路盐场均在广西东部，主要有廉州白石场、高州博茂场和那陇场、钦州白皮场、化州茂晖场和石零绿场、雷州翼林场参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广马所需食盐，主要由廉州石康盐场供给。《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四四载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二十七日，广南西路经略安抚转运提刑司言：“照对提举广南路盐事王光祖，乞复置监，石康县盐仓及回环库窠阙，下吏部注识字小使臣逐司照对。石康仓系交收白石场发到盐支付常运司般运，前去钦州武利仓及郁林州都盐仓交卸，应副诸州府般卖。”
另有钦州白皮盐场专供溪洞之用，抑或与博马相关。钦州自来不产盐，绍兴十二年（1142）因当地白皮村咸土生发创置，一时竟成供给周边诸民族食盐的主产地，有“白皮盐场乃溪洞所依”［宋］林光朝：乾道八年《陛辞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九。之说。新创时的白皮盐场“每岁买纳盐货三十余万斤”，后因“溪洞接连交趾结集兴贩，虑别生事”而自乾道四年（1168）封闭上件盐灶，“广西运司乞依高、贵、廉、雷州例，仍旧差官般运”［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九、二七之三二。《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四记为乾道七年“封闭”。至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癸酉，广西官员要求“依旧兴复以备本司取拨作钞盐，支付客旅搬请”［宋］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七上。而重新开禁。
宋代广东路盐产比广西路丰富，常有流入西路。《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云：“广东产盐多而食盐少，广西产盐少而食盐多。东盐入西，散往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产盐之州，水陆不便。”此中“食盐”，是消耗之意。广西盐少而供不应求，且运输不便。再加上广东盐味咸厚易售，广西盐味淡薄难销，故而商贩乐于入东路贩买。东路之盐往西路者，乘大水无碛之阻。其势甚易。广西之盐场出止是小水，又多滩碛，其势甚艰，故常为东路盐侵夺［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四。所以，广东路是盐马贸易的盐源地之一。
与交趾贸易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也与盐马贸易相关。在永平寨博易场，交人以包括盐在内的土特产“与吾商易绫绵罗布而去”［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永平寨博易场》。淳熙十二年（1185）正月，广西漕臣胡庭直上言，以邕州左江永平、太平等寨与交阯邻壤，“边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产盐杂官盐货之，及减易马盐以易银”，要求予以“禁戢”。既而诸司言：经略司初准朝旨，“置马盐仓，贮盐以易马”，又“用银、盐、锦，悉与蛮互市”，因永平寨“边民素与蛮夷私相贸易”不可一切禁绝，仅禁民毋私贩交阯盐，以防扰乱钞法《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抚水州》。
前面提到，绍兴二三年时，朝廷数言拨“钦州盐”作博马之需。实际上，在钦州多半就是廉州盐，钦州白皮盐场创置较晚，其间又“封闭”了不少时日，钦州武利仓盐是廉州盐的两大盐仓之一。石康盐场所产盐，依廉江（合清水）溯两小江而上，有两转搬仓，一为郁林州仓，应付静江、藤、容等十三州的支请，有常运官六员；另一为武利场仓（武林仓），专用于应付邕、宾、横三州博马之需，有常运官四员负责搬盐赴仓。《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三〇载，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左右司言：“二广盐自靖康之后始行官般官卖。至绍兴年复行客钞。”漕司一年诸州岁计盐额元管四十万贯，后认发二十一万贯，内将八万贯充经略司买马。又西路额盐十八万萝，增纳漕计钱约十八万余贯。
两广盐初行“官般官卖”，弊病不少，以致造成运输的困难，有时甚至“官中般运钱、盐、彩、帛”跟不上买马的需要。《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载绍兴三年八月黄迥言说：“窃见蕃蛮将马中卖，其买马官除支官钱收买数尽，诸州般运钱盐米未到，无钱可支”，要求采取临时措施以应付需要。食盐的匮乏及官运的不足，私盐贩卖是禁而不止，有时规模很大。广南东西两路甚至有“用大棹船兴贩私盐”者［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北宋政和年间，自藤州松江至浔州，“多有兴贩私盐，惊劫民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九。《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四载淳熙九年二月九日，“诏两广盐法，绍兴间如何施行。每岁收支若干，后来缘何变法收支之数。……广西所行官般官卖诚为民害。……钦州白皮咸土可以煎炼，乾道七年指挥封闭不能革绝，乞差官毁废灶场。丙等议钦州边近溪洞，差官毁灶未便，欲申严乾道七年指挥行下，令常切遵守”。
南宋绍兴八年（1138），二广盐通行客钞。当年十二月四日，前知梧州郑鬲提出增加脚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六载：
比者罢二广岁盐，许商人鬻钞，公私便之。独邕州买马委诸州运盐于横山寨未能已，犹需措置。……自廉州石康县运至横山寨，道里缅邈，水陆险阻。其陆行者曰过车，由小江者曰剥载。私僦舟车，费耗不赀。而官给脚钱，最为微薄。……横山盐额，每岁所运者才十二，且人情所惮，法亦难驱。今欲人之乐趣者必在当其实。臣尝询之故老，以谓每百斤除元脚钱外，理合再增二千，然后可办。
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九载，绍兴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户部据榷货务申：“勘会广西每岁产额盐，依绍兴八年六月六日指挥，以十分为率，内八分许客人算钞支请，通贩入广东西路不产盐州县货卖；二分于廉、雷、化、高州产盐去处，依旧官卖。”这是以钞法为主，但官府仍控制了主产盐区的买卖。熊克《中兴小纪》载：“先是石康之盐，分令钦、横、宾、贵、浔、藤、梧、象、柳、容等州转至横州山仓，然诸州科民则苦富户，差吏则杂私贩，往往陷没留滞。是月，帅臣陈始令官支脚钱，选委使臣，给以续食。若般及十万斤，即与押良马一纲至行在。”李心传辨此为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事［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四，原注云：“此据陈家《贡马须知》修入。”陈家《贡马须知》今佚。熊克记为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入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条，且辨熊记为误。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中盐易马》记为：“旧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绍兴十九年，逮陈为经略使，始以官钱募小校运送。”绍兴十九年当为陈为经略使之年。博马盐的运输几经变更，有科派民力、差吏运送、官府支钱督运数种。运送工人劳役制改为雇佣制，亦可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宋代许多地方由于运输、消耗等原因，存在着食盐“过剩”的情况，广西“积盐”有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郭正忠著《宋代盐业经济史》有专节论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610页。绍兴八年就有过“不放东盐入西界”的禁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八。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廉州白石场岁额卖盐六百万斤，又雷州诸州产盐去处，岁岁般运赴白石场贮积，不知其几千万斤，皆岁额之外，无所发泄。愿令广西帅司同提举盐事司相度计置搬运，于横山寨堆贮，以备博马之用，以无用为有用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六。诏令“疾速相度措置”。以积剩之盐易马， 不失为一“良策”。绍熙元年（1190），广西仍然存在积盐“纲运留滞”《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三〇。积盐问题难以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