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乌蛮即罗罗”，有椎髻、佩刀、披毡、跳足等特征，颇与自杞相类。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明言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之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跳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箙，富者以金环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罗罗为彝族先民是没有疑议的，范氏笔下的自杞与田氏笔下的罗罗乃为同一民族也昭然若揭，且近世彝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有上述特征。应特别指出的是，自杞在崛起的过程中，是以前揭吴儆所说“服属化外诸蛮”为代价的，统治者显然属于征服民族。我们所说的族属，正是指统治民族而言。其被征服的居民情况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展述。范氏《桂海虞衡志》说自杞“有精骑万计”，吴氏《土俗记》更言其有“胜兵十余万”，实际上是指作为统治民族的自杞部壮年或成年男子，这是游牧部落民族扩张时期所常见的情况。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当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是《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所述“巂、昆明”游牧民族集团的后裔。“曲头木耳，环铁裹结”语义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但或即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布味县（今云南曲靖）一带山水之间的“木耳夷”，也当与椎髻、饵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汉晋时期的昆（明）、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盛，支系众多。在今云南地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徙莫祇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两爨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89页。内附，《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载建水州（治今建水）、宁州（治今华宁）均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撤摩都”，应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君”或“子间”，应即是“自杞”这一彝族支系的称谓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三章第四节《徒莫祗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街顺宝《徙莫祗考》，《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四、自杞国的地域问题
此一问题历为聚讼。方国瑜先生以“今兴义、安龙等处为古自杞国”，此不出黔西南地区。尤中先生认为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沪西、弥勒、丘北等县在内”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1985年，第204页。我认为，当以后说更近事实且其范围更大。
南宋末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浔江。”［宋］李曾伯：《回庚递宣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下同），第27页。 都泥江即今之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莫徒蛮”所居。《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广西路”（今云南师宗、弥勒、沪西、丘北等地）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书中已指出，蒙氏乃指大理国前期而言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同时指出这是一种“误称”，第623-630页。《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则明确说为“宋时”，时间和地域均合，则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较早而详者如《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雎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撩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
如此，则从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至“自杞之境”共13 程，又攻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 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到大理国都大理（今大程）还远4 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六载：“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日，至大理界”［宋］李曾伯：《回宣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第4页，《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该著同名子目篇名甚多，可稍留意。《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地距善阐之近也是很清楚的。
吴儆《土俗记》言大理国“南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与占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獠，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吴氏所记方位偏差甚大，然指大理国与自杞国均与占城为邻，值得注意。如此则自杞南境所达，应已伸至大理国最宁府地（今丘北、砚山、文山、马关、西畴、麻栗坡等地）。《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
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 ……自杞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
吴儆称，这些材料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此之“大理盐池”何指？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行至押赤城（今昆明），其后撰《游记》 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到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撩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应指出的是，此范围为自杞的极盛时期。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政权，具有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五、自杞国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及其灭亡
自杞国位处宋与大理国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的角逐中，自杞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由四川西部南下攻占大理国以包抄南宋，宋屡遣情报人员分别前往岂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探刺军情。李曾伯大约于淳祐十年（1250）上进《帅广条陈五事奏》中说：
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中间仅有淳祐五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第30页。
蒙古于宋淳祐四年（1244，大理道隆六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谢氏探得的，正是这个情况。后来宋边将方大琼有《与广西蔡帅范》信也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方大琼信写于“今春有传其（指蒙古军）入大理”之时，蒙古军队于宪宗三年（1253，宋宝祐元年）底攻破大理城，此信当写于1254 年。他在信中建议说：“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陡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四。 宋朝企图利用自杞国的力量来“以蛮攻敌”，以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着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蒙古军队在征服了云南各部之后，便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二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宋］李曾伯：《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贴黄》，《可斋续稿》后卷七，第8页。 继后他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敌犯邕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 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邕州（治今南宁）之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邕州之西的自杞地界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 ）六日所上《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贴黄》 说：蒙古军“去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武缘县（治今广西武鸣县）为邕州所属。该奏有云：“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3页。 从这些材料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 ）秋季占领了自杞的主要地域。至于蒙古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说是“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宋］李曾伯：《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当然，这不过是一面之词。其真正的原因，恐怕主要出于后勤的困境。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在自杞之境造仓修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上揭《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载，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潞城乡）等州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地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但据李曾伯的报告，至开庆元年（1259）七月，仍有自杞国统治者活动的消息。一则为七月三日他所上奏状，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邀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云云［宋］李曾伯：《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谢济时为宋横山总管。郍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知道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再一则为七月十二日据间人蒋方的申报，说是“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指出：“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宋］李曾伯：《奏边事已动》，《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9页、40页。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曾于当年“七月敌渡乌泥江，八月犯横山，九月薄我城下”［宋］李曾伯：《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乌泥江，《可斋杂稿、续稿》中仅见，以地理揆之，当即都泥江之误。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留下了一桩桩若隐若现的疑案。而今天，是该还其历史面目的时候了。
（原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