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的关系题记：
西南民族，种类繁多，发展不均，势力不等。10至13世纪，西南民族或以“国”称，或以“道”言，或以“部”名。范成大在广西考察说：除“大理国”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蜀地之西，有“西山八国”；蜀地之南则有“浅蛮”三部，大渡河之南更有“东蛮三部”等族群。
五代分裂时期，真可谓是政权林立了。代表中原政权的后唐以及“十国”中的前蜀、后蜀、楚、南汉等政权与西南民族先后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关系。梳理唐宋之际“过渡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窥见宋朝南方民族政策之先导。
“云南八国”每见于唐末至宋之史籍，今论则多以“大理国八个行政区划”释之。考之史实，殊有不合。其实它是“云南”和“西山八国”之省文，古无标点，让我等迷糊。此虽“介末”考辨，然于梳理唐末五代以至北宋之西南史地关系甚大。宋代又有“玉斧划界”的传说，是谓宋太祖手挥玉斧，放弃了大渡河以南的管辖。传闻不一定得实，但宋朝廷对大理国以及西南诸族采取保守态度则是事实。而其导源，则在唐末五代，虽山川阻隔，更兼所谓“玉斧划界”，然而西南与内地双边或多边的往来却未能隔绝。宋室南渡，被迫因应对西南民族政策做出调整。北宋以来的“不生事”的国策仍然延续，然而物质文化交流却显现出兴盛的局面。至于南宋末，宋军试图“结约诸蛮”以抗击蒙古军的进攻，南宋朝在风雨飘摇中疲于奔命，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引言唐代后期，唐王朝与云南的南诏王国交恶，南诏军队先后于大和三年（829）、咸通十年（869）、乾符元年（874）三次北上，越过大渡河，前两次进围成都重镇。唐西川节度使高骈筑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险，方有效阻止了南诏的北上企图。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克长安，僖宗避乱入蜀。为了安稳后方，“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及徐虎、虎侄蔼，乃以龟年为使，虎为副，蔼为判官，使南诏。南诏所居曰苴叶城，龟年等不至苴叶，至善阐，得其要约与唐为甥舅。僖宗许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诏大喜，遣人随龟年求公主”。不久因黄巢败，僖宗东还，这一段“姻缘”乃止《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南诏蛮》。南诏舜化（898－902）时期，遣使款黎州修好，唐王朝内顾不暇而未答。
唐朝亡后，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据有中原称帝。在其周边则先后建立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南平）、北汉等十国政权，史称“五代十国”（907－960）。正如《新五代史》卷六〇《职方考》述云：“（唐）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
与此同时，地处西南的南诏王国因连年对外用兵，国力也迅速衰落。中兴五年（902）南诏王舜化贞死后，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改国号为“大长和”。大长和国传三主，于天成三年（928）为东川节度使杨干贞灭，历时26年。杨干贞拥立原大长和清平官赵善政为主，改国号为“大天兴”，十个月后，杨干贞杀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通海军节度使段思平乘机起兵，借东爨三十七部兵力，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政权，揭开了西南民族史上新的一页。
地处今西藏的吐蕃王国自唐末瓦解之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与中原甚少往来。五代时期（宋代仍然如此）史籍所载的“吐蕃”，实际上多是指今甘青一带的藏族先民地区，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本文所说的“西南地区”，是指今川、滇、黔、渝四省市及相邻的湘西、桂西等地区。在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有五代政权中的后唐（923－936）以及“十国”中的前蜀（907－925）、后蜀（934－965）、楚（927－951）、南汉（917－971）诸政权先后与西南少数民族势力集团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联系。本文梳理这一较少为学界关注的史实，从中亦可看到宋王朝南方边疆民族政策之先导，兹分述如下。
二、前蜀
唐末僖宗入蜀避乱，都头王建护驾有功，不久留蜀为官。王建乘机“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四处攻略《新五代史》卷六三《世家第三·前蜀世家》。，屡屡得手。光启三年（887）三月，利州刺史王建在当地“召集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光启三年（887）三月壬辰。文德元年（888）六月，朝廷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不久韦昭度被威迫离蜀，于是王建“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继而攻略了整个西川，成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大顺二年（891）十月，唐以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新五代史》卷六三《世家第三·前蜀世家》。唐乾宁四年（897），南诏王舜化初立，“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王建视之为“小夷不足辱诏书”阻之于黎州［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陇之地，时有官马八千，私马四千。史称：“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天复三年（903）四月。几处市马场地均为宋代茶马贸易中所继承。
唐末以来，黎雅间有浅蛮刘、郝、杨三王，各有部落。因其近汉界，故称“浅蛮”。胡三省谓此三王蛮“盖笮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叠甓而居，号凋舍。至宋，又有赵、王二族，并刘、郝、杨谓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其居叠石为凋，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君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悉能华言，故比诸羌尤桀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己亥。三王部落在唐代依违于唐与南诏之间，也被称为“两面羌”，是一支重要的民族势力集团。西川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但三部落亦受南诏命刺探成都虚实，而一些官员也与三部落相为表里。王建镇西川后，绝其旧赐，并将与其暗地往来的押牙山行章斩首。于是“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乾宁四年（897）“是岁”条。，求得约十年的相安无事。
天祐四年（907）唐朝覆灭后，王建拒受朱梁节制，于该年九月即皇帝位，是为前蜀。武成元年（908）正月，大赦境内，改元。赦文曰：“朕爰自统临，八国同心，诸藩部落首领已下，宜差使臣各赐诏敕，分物宣谕，其见在鸿胪礼院入朝藩客等，各赐分物，续有敕旨处分。”［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一，《四库全书》影印本。王建曾任“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唐末名僧贯休晚年入蜀依附王建，亦曾任有“云南八国镇国大师”［五代］贯休《禅月集》附其门人所撰《后序》。《十国春秋》卷四七《前蜀十三·贯休传》载其有“云八国镇国大师”之衔，显然“云”字后佚一“南”字。又，八国指“西山八国”，是唐代以来岷江上游八大羌部之称，参见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等职衔。所谓“八国同心”虽为自誉，亦显示前蜀立国之时，周边可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长宁军》载“五代伪蜀敕牒”，有武成三年（910）牒淯井镇（今长宁）“羁縻十州五团土都虞候罗元审”和“羁縻淯州土刺史罗元楚”；永平元年（911）牒“土兵马使罗元培”。表明王建试图延续唐代以来实行的羁縻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
前蜀永平四年（914）十一月，云南大长和国军进犯黎州（今四川汉源），蜀军先后败之于黎州南界之潘仓嶂等多处，斩其酋长赵嵯政等。黎州三面阻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桥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胡三省以为：“蛮地深阻，不欲劳师远攻，驱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19册8785页。《锦里耆旧传》卷二系之于永平三年冬十二月“寇边”，四年春正月讨之。《九国志·王宗范》记此为：“黎州蛮入寇，以王宗范为第一招讨使。……杀八千余人。擒蛮王子赵龙眉等三人以归。”此表明蜀境南面未过大渡河，此正宋朝所谓“玉斧划界”之西南边疆民族政策之前导。永平五年正月，王建举行受蛮俘仪式，同时以“潜通南诏，为之诇导”之罪而斩黎、雅蛮酋刘、郝、杨三人，“自是南诏不复犯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己亥。这是王建第二次针对三王蛮采取的果断行动。
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载：“王蜀后主乾德（919-924）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判官赞卫、姚吟等为使入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尤街崇圣等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佛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六《布燮朝》。布燮即宰相，《十国春秋》所载此段文字略有异，号曰作“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当是；末句作“义宗不得已，遂行属国礼焉”［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前蜀·段义宗传》。，可作互证。乾德二年（920）二月，“云南遣使朝贡”；六年春，“云南进江猪”［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显然双方有友好往来的一面。《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载后唐灭前蜀后，“得王衍昔获俘数千人”，此俘从何而来？我以为要么是王衍统治时期（919－925）在战争中所俘，史文缺载；要么是前面提到的永平四年战中所获，史文误载。结合《十国春秋》卷三七《前蜀三·后主本纪》有载前蜀王衍曾忧“北有后唐，南有南诏”而不能吊伐来看，史文误载的可能性更大。
前蜀时，另有两起边地民族的反叛事件，均被蜀兵“讨平”。一是蜀永平二年（912），“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銮军使赵绰讨平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二年（912）四月。；二是天汉元年（917），“戎州界獠胡连等反，七州捕盗使王球领兵讨平之”［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
三、后唐
唐王朝亡后，中原王朝与云南的割据政权的联系中断。至后唐同光三年（925），“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之后，情况得以改观。首先，恢复了与大渡河之南的两林、邛部诸部的交往。天成元年（926），“巂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将军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明宗引见，加其官，遣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是年十月丙午，“以巂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卑晚为宁远将军，大渡河山前邛部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邓摽莎为定远将军”。又十二月戊子诏曰：“矧彼云南，素归正朔……百蛮都首领李卑晚、六姓蛮都首领勿邓摽莎等，天资智勇，世禀忠勤，梯航之道路才通，琛赆之贡输已至。……今则各颁国宠，别进王封。其巂州刺史李及、大鬼主离吠等，或遥贡表函，或躬趋朝阙，亦宜特授官资，各迁阶秩。”《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第三》。
后唐“初平蜀川，乃募曾使南诏者”，试图恢复与云南的联系。秦州副使徐蔼自云“唐中和年僖宗在蜀，命嗣王龟年使云南，蔼季父为副使，蔼为判官”，最终“被止于界上，唯国信与蛮俘得往”［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此行乃“矫诏”归还其数千俘虏，“持金帛”，“谕以威德”，然而“南诏不纳”《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南诏蛮》。此乃同光三年（925）闰十二月事。看得出，对于恢复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大长和国持很谨慎的态度。
继而后唐政府做了第二次努力。后唐天成二年（927）七月癸丑，“以左金吾卫将军乌昭远为左卫上将军，充入蛮国信使”；其年九月戊寅，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递至阙下。”《旧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纪第四》。《五代会要》记前次遣使受阻之后云：“续有转牒，称都督爽大和长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自鹤拓历至几美、白崖爽等，又入弄栋演习、白鹦鹉邵膳裔爽等。又入平夷、新安、宁远、标莎，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诏体。后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宝、督爽弥勒、忍爽董德义、督爽长垣、忍爽杨布燮所署。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其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语亦不逊。其笼中即返其国信，旧封犹存。复命左卫上将军乌昭远往，皆不能去。”［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 此当为大长和国对前次后唐“国信”的回音。然乌昭远充入蛮国信使在先，可能后唐政府本已拟有所举动，适逢西川奏申，遂派乌昭远前往，仍未成功。
由此次交往中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自南诏以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双方都有加强交往的愿望，唯客观情势未为许可。
在黔南地区（主要在今贵州），唐末以来主要有两类民族活动：昆明和牂柯。昆明族人早年主要活动在滇西一带，渐向东发展至“牂柯”地区。《旧五代史》载后唐天成二年八月己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随牂牁、清州宋朝化等一百七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告、缯采、银器放还蕃”。据方国瑜考释：“所谓九部落，即昆明部族。……所见罗殿为昆明部族之大者，在今安顺、大方地区，普露静当是普宁，在今安顺城附近。”《旧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纪第四》；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五代会要·昆明国》载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羊马。其俗椎髻跣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此次乃“随牂牁来朝贡”，说明其势力当时尚未居主导地位。罗殿国是此后至南宋末年一直雄踞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
牂牁蛮则是比昆明人更早聚居于当地的少数民族，《五代会要·牂牁蛮》载：“其地北去兖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郭，散居村落，多霖雨，稻皆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三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首领姓谢氏，唐时频遣使朝贡。”民族成分当属“僚人”，属壮侗语族或接近壮侗语族之民族。前次所贡方物，包括“草豆谷二万颗，硃砂五百两，黄蜡二百斤”，得赐官诰金帛而返。《宋会要》说：“西南蕃，汉牂牁地也。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朝化，亦尝来朝。孟知祥镇蜀后，不通朝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
《十国春秋》载后唐长兴四年（933）末，“是时，蛮人高曩阁藏、杨夹失朵儿只率众归附，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赐阁藏‘世勋’二字，世袭安抚”。孟知祥于第二年闰正月即位，故此之“军民安抚司”应乃后唐之事，此“六军民安抚司”开当地后世土司之先［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八《后蜀高祖本纪一》。据《元史》卷二〇《成宗本纪三》载，大德二年（1298）正月，“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
四、后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