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①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②，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③，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④。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注释］
①结绳：用绳打结，以绳结的不同形状和数量记载事件，是文字产生以前的一种记事方法。②典：恒常。③归：指归，即题旨。揆(ｋｕí)：道理。④大猷：大道理。
［译文］
古时候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节，开创性地绘制出八卦，创造出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办法去处理政务，这样文章典籍便出现了。
伏牺、神农、黄帝三皇时代的书籍，称为“三坟”，它们讲的全是天人关系的重要道理；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时期的书籍，称为“五典”，它们讲的全是治理天下的普遍道理。到了夏、商、周三代，他们书籍中那些对社会施行教育的内容即使和三坟，五典不一样，不过那些雅正辞诰的深奥涵义，主旨与三坟、五典却是一样的，所以，各代都把它们看得很宝贵，觉得它们是最高原则。演说八卦的，称为“八索”，主旨是求索八卦的意义。陈说九州的，称为“九丘”。丘，是聚集的含义。“九丘”的内容是陈述九州所辖的地域，土地所出产的物产，还有各地气候分别适宜什么植物、动物生长，以便确定各地的职贡，这一切都汇集在此种书里。《春秋左氏传》讲：“楚国左史倚相可以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句话讲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是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这些文献。
我的祖先孔子生在周代末年，看见史籍中有一些烦琐的文字，担忧后世阅读它们的人不能专心一意，于是便整理并编成《礼》、《乐》，让原有的篇章次序愈加明显；把《诗》删减为三百篇；根据历史记载整理《春秋》；完善《易》的道理，而丢弃了“八索”；讲述职方的职责，而去掉了“九丘”。整理三坟、五典，时间断限，是从尧舜往下，到周代为止。删去烦琐杂乱的文字，减掉虚浮不实的言辞，揭示其大纲，选取其要点，让它可以流传后世，让后人根据它制定规范，施行教化；整理出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章共一百篇，用它们来弘传那些根本道理，并为国君提供治理天下的典范。这样，亲王治理天下的法度，便清楚地揭示出来，能够确立并实行了，我的祖先孔子的三千学生也都从里面学到了许多道理。
到秦始皇烧毁先代的典籍，焚书坑儒的时节，天下学士为躲避这场劫难而四处逃亡，我的先人便把家中的书籍隐藏在住宅的墙缝之中。汉朝兴起之后，开设学校，广泛寻找博学高雅的儒士，以便阐述先代典籍的深奥涵义。济南人伏生，那时已经年逾九十，因为失去了原有的经书，只好口头传授，而他可以口传的也只有二十多篇。此种书因为是上古时候的书，故而称为“尚书”。而这一百篇文章的精义，那时世上再没有什么人听见过。到鲁恭王的时节，因为爱好修筑宫室，他毁坏了孔子的旧居，来扩大自己的住处，在拆毁的墙壁中找到了我的先人隐藏的用古文字写的虞夏商周时代的书籍还有传文，此外还有《论语》、《孝经》，这些书籍所用的文字全是蝌蚪文字。之后，鲁恭王又登上孔子的庙堂，听见钟、磬、琴、管等乐器奏出的音乐，于是便不再毁弃孔子的旧宅，并把那些书籍全都归还给孔家。因为蝌蚪文字已经废除很久了，故而当时的人没有谁可以看得明白。这样便用从伏生那里听见的书对这些蝌蚪文字进行考究，探讨其涵义，确定里面能够认识的，此后改写成隶书，再用竹简刻出来；这本书比伏生口传的《尚书》还多了二十五篇。伏生把《舜典》合并在《尧典》之中，《益稷》合并在《皋陶谟》之中，《盘庚》三篇合并成一篇，《康王之诰》合并在《顾命》之中，后来又把这篇《康王之诰》从《顾命》中分出来，如此连同序文，共有五十九篇，编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散失，不能明白的，全都上送官府，保存在官方的书库里，以等待可以读懂它们的人以后去研究。
我秉承皇上的诏令为这五十九篇经文作传解，于是就深思精研，广泛查询经书典籍，采集名家说法，为它们写下传文。我用简单的文字讲述经文涵义，阐明发挥经文主旨，如此做可能会对将来有所助益吧。
《尚书》的序文，是讲述各篇写作因由的。意思都表述得明明白白，应当把它们和各篇正文放在一块，故而我便把它们拿过来分别放在相应篇章的前面，如此全书便定为五十八篇。编写完毕之后，适逢朝廷出现了“巫蛊事件”，从事经籍整理的道路由于这个而断绝了，故而我没有再将我的传文上奏朝廷，只把它传给子孙，目的是流传后世。如今要是有爱好古代道德文章而又学问渊博、志趣高雅的君子，与我的志向一样，我也愿意把我的传文拿出来和他们交流，对于他们我是不会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