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先生（1899-1958）是中国现代语言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大弟子们都是今天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罗先生的著作和学说已经作了精要的介绍。我这里略谈几点在他生前我同他接触中有关语文的几件小事，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品德和大众化思想，以纪念他的90岁生辰。
“二战”以后，罗先生和我由不同的职业渠道去到美国。他起初在朴茂纳大学，后来到耶鲁大学讲学。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在一地而时常往来。
他来纽约，多次同当时住在纽约的老舍先生一同来到我家。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老舍先生谈笑风生、庄谐纷出；罗先生温文儒雅、言必有中。有一次，罗先生和我一同去看老舍，途中他对我说：“我和老舍都是满族，满族在清朝自命不凡，到了‘民国’变成自惭形秽，许多人甚至忌讳说自己是满族，这都是不正常的心理。我和老舍一向公开自认是满族，实事求是，从不隐讳。出生于不同民族，这是上帝的安排，有什么可以自尊或自卑的呢？美国不也是许多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国家吗，为什么中国有人要讳言多民族呢？”讳言多民族、隐瞒自己是少数民族，在战后中国的某些人中间还是一种时常流露出来的旧思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是进行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必要准备。罗先生开风气之先，在他指导下后来做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非凡成绩。
有一次，他和老舍来到我家。内人张允和问他们要吃点什么。他们说：“要吃粥，好久没有吃到粥了。”我是带了家眷去的，他们都没有带家眷。我们一同吃粥。吃完粥，罗先生偶尔发现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他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不过作为消遣而已”。这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就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
这样，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意想不到，罗先生说：“让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地给我帮助。这种“雅不轻俗”的平民作风，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从此，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1949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书。1955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大致是由于我对文字改革一向有些兴趣。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会后我被留下作为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当时文改会的领导吴玉章同志和胡愈之同志说：“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适！”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谁都是外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都反对我改行，只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改行也好，文改比经济安全。”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留下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教罗先生。我忽然成了罗先生的一个大同行，这也是罗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我有罗先生这位老朋友可以请教，这是我的精神依靠。从前，我阅读语言学书籍，是“换换阅读的口味”，任意浏览，不求甚解。现在要改行，就得从头学起。从头学起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罗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写的《语音学常识》（起初用田恭笔名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后来改编出版为专书《普通语音学纲要》）。我多次对罗先生说：“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门弟子。”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者主要是行政性会议，后者是纯学术性会议。召开规范问题会议是罗先生的主张，会议内容也是主要由他筹划安排的。
事先，我几次去拜望他，向他请教规范化的意义。他对我说：“规范化和拼音化有密切关系。语言不规范化，拼写出来的拼音文字就无法定形。拼音文字的定形化，对语言规范化能反过来发生推进作用。”这是我记得的大意。
罗先生在《略论汉语规范化》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有更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另一方面，语言的规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拼音文字。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字音是很容易读错的，构词是异常自由甚至可说是漫无限制的。这种种缺点，采用拼音文字之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应该说，拼音文字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两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
不采用拼音文字也必须实行语言规范化。他说：“56亿汉族人民要参加国家生活，没有统一的、规范化了的语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规范化的语言不可，而且语言使用的复杂和分歧还会直接影响工作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工作。”
罗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规范化会议上共同发表的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那时候，对汉语规范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语文教师中间理解的人也不多。“汉语”上面加上“现代”二字，有人听了就摇头，再加上“规范”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语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语言发展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罗先生的语文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语言学者，还是一个世界语言学者。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迟缓，罗先生的语言思想在今天依旧没有被一般社会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语文复古思潮中，“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不必多谈的小事了。
罗先生不仅有“雅不轻俗”的平民思想，还有“古不轻今”的现代化思想。“俗”是大众化，“今”是现代化。这两种思想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罗先生的“古不轻今”，这里举几个例子：
1930年他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分析明朝末年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整理出其中“罗马字注音”的有系统的设计，既说明了明代的音韵体系，又启发了罗马字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的认识。
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国音字母以前的标音运动》。
1934年他出版《国音字母演进史》，1959年再版，改名《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扼要叙述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各种拼音方案的要点。这是第一本拼音方案史，对后来的拼音化运动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1935年1月12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关于国音的几个问题》。同年9月7日，他为北京青年会剧团讲演《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后来刊载在《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上。
1942年他出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从文人学士瞧不起的“俗曲”中归纳出近代音韵的规律。在1950年的“再版自序”中，他说：“这本小册子也许能在新曲艺的创作研究中发挥它的一个螺丝钉的功用。……在人民的新中国，大家都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也许不至于像从前那样被漠视了。”
1943年在《国文月刊》第20期上发表《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1944年1月2日，他在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论文》中发表《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1952年，他在《中国语文》第2期上发表《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
1957年12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同年略前，在《语文学习》9月号上发表《怎样学习大众的语文》。
这些例子说明，罗先生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轻今”“古为今用”，跟许多保守的学者不同，他对某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在语言学术和语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错误的，“厚今薄古”也是错误的。中国当前语文工作的重点是，使各地只能说不同的方言，进步到全国都能说共同语，使一盘散沙似的语言生活，进步到全国团结一致的语言生活。这就需要语言规范化，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普通话的普及教学，美国以英语统一全国人民的语言生活，这是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收获。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在学校里和开会的时候，让人民随便地各自说各自的方言土语，美国能成为一个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吗？
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简要地记录在日记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掉了。
每次“运动”之后，知识界发挥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志，从危险较多的学科改到危险较少的学科，从现代问题的研究改到古代问题的研究，这符合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知古才是学问，知今不算学问。”这种思想，不仅在语言学界流行，也在其他许多学术方面流行。这跟“文明古国”要向“文明今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罗常培先生的“古不轻今”和“雅不轻俗”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引起了我60年前的回想，往事如梦的回想。我于是写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类拔萃，所以当时有许多青年人钦佩他。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所以当时有许多老一辈害怕他。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济界引起议论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气势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战前夜，许多青年人读了，拍案称奇，深受感染。我以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气扬、难于接近的人。一见之下才知道他对人是低声说话、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