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关切社会的赋是自述身世经历的作品。李谐的《述身赋》和袁翻的《思归赋》为优秀之作。《述身赋》为自传性作品。梁以武力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争帝，魏孝庄帝北逃，元颢任用了李谐。至元颢被杀，李也被除名，因而作此赋。因所写为个人切身感受，又当被弃之时，回顾往事，情感迸发，故颇为感人，也时有精彩之句，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赋中得到较真实的反映。该赋篇幅长，容量大，同庾信《哀江南赋》一样有史诗的作用。袁翻的《思归赋》乃出为平阳太守时心情不自得，思欲还京，自抒怀抱之作。该赋开头部分学宋玉《九辩》，又以骚体句与散体结合，语言自由活泼。往往借景抒情，颇有感人之处。此外，羊质的《亭山赋》代表了北朝赋山水题材的一面，所表现的则仍然是林泉之乐。作者着意于遣词炼句，却不太注重于意境的创造，这本是南朝赋的通病，看来对北朝某些作家也有影响。
北魏后期因政治动乱，一些人感到祸福无常，因而有出世之想，这在赋的创作中也得到反映。李骞《释情赋》表现出引避远祸、自求田园之乐的情绪。其中写田园生活一段，清丽流畅，意趣盎然。阳固《演颐赋》颇学《离骚》，而实际上是以老庄思想求得自我安慰。这些同上面提到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北方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整体状况，使我们看出南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使我们看到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南方对北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北齐采取鲜卑化、胡化的政策，西魏、北周采取复古政策，都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同南方的萧梁及北方的敌国相对抗，而皆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辞赋创作方面，没有什么可说。但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则取得了整个南北朝代最辉煌的成就，也成了辞赋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
庾信的父亲庾肩吾为齐梁时代著名的宫体诗人。庾信自幼出入梁宫廷，在简文帝、元帝朝颇得信任。元帝时聘于西魏，值西魏伐江陵，因而被留，直至北周，皆受礼遇。今存赋15篇，大体后八篇为在梁时所作，前七篇为入北后所作。庾信在梁时为宫体诗赋作家，但较之沈约等人来，在艺术上已高出不少。其作构思精巧，出人意表，不落旧窠。《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荡子赋》等，都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时开新境。语言上也是既严整，又明畅，妙语如珠，气韵圆转。如“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春赋》）等，都充满诗意。庾信前期赋作中已表现出自己的特色：用典和使用借代手法多，后期的赋作则在整体上达到赋创作的极致。其《哀江南赋》既反映了历史的重大事件，又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写了侯景之乱中各种关系大局的人物的表现。如写梁元帝萧绎的丑恶面目：“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赋中也描写了广大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全赋主要是严整的格律同自然散句协调的结合，是骈赋的典范之作。其《小园赋》表明鹪鹩一枝，只求容身的意思，然后写园中景象，处处见其小，而又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枯树赋》借树写飘零之感，而用殷仲文之口道出，写树写人，又融为一体，有很强的抒情性。末引《淮南子》语及桓温慨叹，意味深长。《伤心赋》《竹杖赋》《邛竹赋》也都寄乡关之思。从艺术上来说，无论是结构的灵活变化，还是语言的工丽华艳和善于概括点染，都是骈赋的最优秀之作。然而用典太多，使有些表现历史事件之处朦胧浮泛，有欠明了。
由北朝入隋的辞赋作家，较突出的有颜之推。他的经历与庾信相近，今存赋两篇，其《观我生赋》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反映侯景之乱和萧梁、高齐的亡国。作品一方面批评了梁武帝政治上的失误，揭露了梁宗室在大敌当前时的相互残杀和将相纷纷投降的情况，特别表现了对杀人如麻的豺狼的愤怒，流露出自己屈身事敌的羞辱与悔恨。在武力支配下的改朝换代当中，文人们在传统观念与残酷现实的矛盾中，在君国之思的回忆与生死祸福的选择上徘徊斗争。颜之推这篇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全篇感情强烈，许多描写也颇为动人。气骨遒劲，气势高亢，具有建安赋的风格。
同时赋家还有邢劭、魏收、刘璠、薛道衡、虞世基等，但所存作品极少。萧悫《春赋》纯用五、七言句，可以说是由三首五、七言小诗组成，清新流畅，以一个个美的画面，展示了春光到来的景象，显得生意盎然。卢思道《孤鸿赋》以被捕捉驯养的孤鸿自喻，表现了在仕途失意之时“灭烟霞之高想，江海之幽情”，“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怀以交战”的顺天应命思想，清丽流动，情见于辞，又无堆砌辞藻和过分浓艳的毛病，体现了北方赋的风格。隋朝只有三十多年，成功的作品不多。但南北的统一，使南方长期积累的赋创作上的艺术经验得到广泛传播与交流，北方的刚健之气对南方的轻靡柔弱文风有所矫正，为后来唐赋的发展和又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四
南北朝时期由于诗赋互渗及赋的进一步骈化，产生了骈体赋。
从刘宋时代继陶渊明之后一扫东晋虚言玄理之风，先由清和平淡变得刚健而华丽。自梁代开始，由于国君、贵族与宫廷文人的带动，题材范围越来越狭窄。但有的作家因事变脱离了原来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或在某方面受到挫折因而又面对现实，则使深入的生活感受同成熟的艺术技巧结合，创作出了可以传世之作。由南使北滞留于北方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比较突出。总的说来，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汉大赋表现强大帝国声威的特征已完全失去，但在开拓和深掘题材，在挖掘汉语艺术表现功能方面，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目标方面，赋的创作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的。
从赋的总的发展趋向来说，整个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逐渐抒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诗化的过程，至其后期具有了几乎同诗完全一样的抒情功能。从形式上说，有的作品是成组的五、七言句或骚体句联结其中，甚至全篇由短诗组成。有的赋同诗在形式上几无区别。
从艺术表现方面说，南北朝也是赋在形式上进一步美化的过程。句式越来越整饬，音韵越来越谐美，有的作品对偶之句骈联，显示着突出的布置美，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丰富多样。可以说，南北朝时期的赋作家继承魏晋作家开发汉语在形式美表现方面的潜在功能的工作，在这方面作了穷尽性的探索，用于赋的创作，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骈赋（徐师曾《文体明辨》称作“俳体赋”，容易和学者们说的俳谐之赋相混，今不取）。
南北朝赋还有一个特色，既同语言形态有关，也同内容表现有关，这便是用典。用典要求作者饱学博览，谙熟典籍，又善于联想，摭拾拈取人们较熟知的事件或诗文句意，加以提炼，取其突出的一方面意义，用于文中。从修辞手段来说，既有比喻的性质（以古代同类的事喻作者笔下之事），使读者通过对有关典籍中关于古代某一典型事件的记载，来想象作者所写之事；也有婉曲之意，不显得过于直白显露，而让读者慢慢去回味。同时，它又具有征引、稽古的性质，可以增强说服力、感染力。而总的来说，它增加了词语的容量和意义的深度，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累。阅读起来，往往要反复玩味，甚至加以研讨。作者巧妙运用的典故就像镶嵌在一个浮雕适当位置上的宝石，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艺术魅力，使它显出一种厚重感。庾信的《哀江南赋》是史诗性的作品，也用了这种修辞手法，就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赋用典的普遍性。这实际上也是赋向诗靠拢的一种表现。
南北朝时期赋的诗化使赋用于诵读的功能完全消失，赋这种体裁似乎有可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但事实上，每一种文学的形式向其他甚至其他艺术门类借鉴及吸收有用的东西，其结果都不是自己的消失，而是进一步发展。赋在诗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力量，使赋在新的社会环境、新的艺术发展水平上，体现和突出自己的特色。因为无论怎样变，赋的最基本的特征还在。诗体赋、骚体赋不用说了。如文赋是赋的主要体式，而骋辞大赋是文赋中最有代表性、体现汉赋特色最突出的式样，在赋的各种体式中，与诗的距离最大。随着时代的变化，题材的开拓，夸耀统一王朝声威的大赋没有了，但南北朝时期在魏晋述行赋和山水赋的基础上，产生了谢灵运《山居赋》、张缵《南征赋》、庾信《哀江南赋》、李谐《述身赋》、颜之推《观我生赋》这样的鸿篇巨制。它们既改造吸收了骚体赋的句式，又吸收了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赋的特征也很突出。再如京都宫苑，本是汉赋的重要题材，南北朝时期，有人写赞扬都邑宏丽的作品，同时也产生了像鲍照《芜城赋》这种同样写京都，读之却令人扼腕痛伤的杰作。历史的长河在冲刷去宫体浮艳创作的那些渣滓之后，便显示出了赋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成就。文体赋由先秦时代的散体赋到南北朝时期的骈体赋，仍然保持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述客主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和“乱以理篇，写送文势”的特征。可以说，南北朝时期赋既越来越突出地受到诗的同化与感染，同时也张扬了赋的基本特征，增强了它的表现功能，产生了一批赋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