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这段时间没有鸿篇巨制的骋辞大赋，赋的篇幅普遍变小。今存可归入宫室宴乐一类的作品唯边让《章华台赋》，而这篇作品不是铺叙汉室帝王将相的宫室排场，而是借历史上的人物来表达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评价，谈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赋中极叙楚灵王之耽于歌舞淫乐。末尾写因为伍举的劝谏，“惘焉若酲”，“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将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此欢！”但历史上的楚灵王暴虐而愚蠢，刚愎自用，后来众叛亲离，其子被诛，身不能归都城，自缢于外。边让此赋实际上是说，即有如伍举之能言敢谏，欲使如桓灵之君悔悟，也只是空想。表现了当时人们对汉王朝已完全失去信心。这篇赋不长，它是骋辞大赋在东汉末年脱胎换骨、另找出路的结果。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从外到内，由前到后，从整体到局部，依游览所见层层写去，对楼的布局、结构，在楼上向外眺望及在楼内依次所见，以至墙上壁画，都有细致、生动的描绘，完全不同于东汉中期以前宫苑赋细线条的铺陈描写，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灵帝之时，在宦官们的把持下创立鸿都门学，收买了一些文人，以书画、辞赋、小说为务，以与正直知识分子相对抗，企图借以抵消清议与对贪官败政的抨击，分化士人集团。但这些人编造的脱离现实，甚至违背历史的文化垃圾没有一篇留下来，连题目也为历史的长河涤荡无存。可见客观的社会现实对辞赋创作的强烈制约作用。汉代的骋辞大赋，到此时随着汉王朝的气数便寿终正寝了。边让《章华台赋》正是对当时社会矛盾无比忧虑，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无比愤慨下的真情流露，只是鉴于党锢之祸后文人的心有余悸，不敢直接指斥而已。
其次，产生了政治抒情赋，直接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最突出的代表作家是赵壹。他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在党锢之祸以后所作。参赵逵夫《赵壹生平著作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穷鸟赋》以比喻的手段，反映了东汉末年正直文人的危险处境和恐慌惊惧的心情。“网加上，机穽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与《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说“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及文献所载一些著名士人被陷害受捕杀的情形一致。《刺世疾邪赋》是作者在长期腐败政治的压抑下迸发的呼喊。它不仅否定了当时的统治，也否定了整个汉王朝几百年中的所谓圣明政治，以至于回顾春秋以来的历史，认为当权者全部是“唯利己而自足”，而且是越来越荼毒酷烈。“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偃蹇反俗，立致咎殃”，这就是现实。赋中特别指出这种罪恶现象的原因是“实执政之匪贤”。具体的表现是：“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矛头不仅指向宦官，而且指向皇帝。汉代同政治联系密切的赋作，从宣扬汉王朝的强盛、歌颂汉天子的威严、“劝百讽一”的专门体裁而演变为如此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黑暗统治的武器，说明汉赋并不是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固然每个时代都有些摹拟、消遣的作品，但站在时代前头的作家，始终在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看法；即便一些有意摹仿前人之作，也不自觉地反映了时代的基本色调。蔡邕《述行赋》中说：“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似乎即由上引后几句而来。作者在揭露之中，也流露出沉痛的心情。
再次，传统的儒家思想失去对作家思想控制作用，不少赋表现情感更为直率真切，再不考虑如何扭曲而纳入儒家思想的规范。如蔡邕的《青衣赋》写一个地位低下的女子，作者在对她的外貌、行动、气质的描述中，寄以深厚的感情。不仅如此，还说她“宜作夫人，为众女师”。结尾竟然说：“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种思想既有背于当时尊卑不逾之礼法，也不合于一般所谓正人君子持正养德的准则，然而作者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他的《检逸赋》与之相类，其中说：“情罔写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书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这都是以前文人所不敢道的。其《协初婚赋》已残。有的书录题夺“婚”字，有的误“初”为“和”，以二字隶书形体相近故也。参赵逵夫《汉晋赋管窥》，《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写新婚之夜，描写更为大胆。张超写了一篇《诮青衣赋》专门指斥蔡邕，并感叹“何德之衰”。然而从魏晋嵇康、阮籍以后文人不拘礼法的作风看，这实在预示了一种时代的潮流，尽管有个别人想阻拦，也无济于事。
第四，题材方面，更为广泛、丰富，可以说是大呈异彩。如王延寿《梦赋》借梦以抒情，与张衡《髑髅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孙赋》借猴以喻意，嘲讽轻黠小人，很可深味。两赋均构思奇特新颖，为汉赋佳作。再如廉品的《大傩赋》，刘琬的《神龙赋》《马赋》等，也皆前人未写过的题材。蔡邕的《笔赋》同东汉初杜笃的《书赋》为汉代仅有的两篇以文具类为题材之作。郑玄的《相风赋》则是一篇具有科技史意义的赋作。
东汉末年咏物之赋中，有不少是消遣之作，有的甚至是游戏文字，但是，也不乏借以抒情、意在言外的佳作。如祢衡的《鹦鹉赋》便是长久传诵的名篇。蔡邕的《蝉赋》《弹棋赋》，虽为咏物，实际上也是抒情寄意之作。如《蝉赋》云：“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要明年之中夏，复长鸣而扬音。”似当身处逆境时自宽且以明志之作。《弹棋赋》云：“乘色行巧，据险用智”，似亦非仅写下棋。然当乱世、文士往往进退荆棘，故蔡邕终不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东汉末年，赋风的转变最大，作者也最多。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崔寔、张奂、边韶、侯瑾、廉品、赵岐、刘琬、张纮等。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个个都是赋的多产作家，但本书将这六人归于曹魏时代，故这里不论及。
八
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题材、内容及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互有消长，显示了作者的探索与思考。如西汉以写宫苑游猎及咏物颂功之作为主流，而东汉以抒发个人情怀及感物喻志之作为主流；武、宣之世骋辞大赋定于一尊，但到后来逐渐低落，至东汉末年则渐时消歇等等。二是各种题材的作品和各种形式本身也发生一些发展变化。从内容上来说，进献之作的讽刺意义越来越明显，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的骚赋同社会现实结合产生了述行赋；抒情小赋发展到东汉产生了政治抒情赋等等。
由于一些优秀作家及一些典范性作品影响的强烈，汉赋的内容、题材同各种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西汉宣帝以后，赋家一方面要利用这种联系增加作品的韵味和感染力，使它们带上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基调；一方面，他们又企图打破这种固定的联系，开拓新的题材，生发出新的表现形式。尽管各个阶段上“因”与“革”互有消长，但一直贯穿着整个汉赋发展的历史。不仅这样，同一作家的作品有的表现出明显的因袭、摹拟的毛病，有的则表现出突出的创造性。事实上，不仅“革”是一种探索，“因”也是一种试验与探索。因为继承什么，摒弃什么，这要通过作家的思考与选择，有一个文学素养和鉴识力的问题，而且，成功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完全变为另外的东西，不至于失去读者。所以王国维说：“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99页。
弄清了从汉初到武帝时汉赋产生、发展直至奠定汉赋基础的过程，再看以后汉赋发展演变的情况，就要容易得多。过去人们将汉赋的发展分作几个阶段。自然，从内容、主题方面来说，每个阶段都有些不同，但形式上来说，主要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如果要对汉赋发展的历史划分阶段，似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汉初至文景朝为发展期。这段时间赋的创作主要是继承了《楚辞》与四言诗，战国纵横家们对文赋的影响也较为突出，还没有形成汉代有代表性的骋辞大赋。
（二）武、宣时代为兴盛期，汉赋的各种体式在武帝时已经形成，宣帝之时保持了创作的繁荣。宣帝朝有的作品已有了摹拟的痕迹，但总的说来，武、宣时代是代表汉赋特色的文赋、特别是骋辞大赋内容与形式结合最好之时。大汉王朝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巨丽为美的审美特征，铺排夸张的语言风格，都与赋的内容相一致，从而形成在相当长时间中萦绕在赋家心头的汉赋之魂，使无数作者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它，追求它的效果，寻找它的精神。它的深厚华美，宏伟正大，像盛唐诗歌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后人不可能重新创造或摹拟得到。
（三）从西汉元、成之世到东汉中期，是持续期。赋创作的繁荣基本上持续着，有摹拟，也有发展和局部的创造。主要的变化是虚夸因素减少，写实成分增多；骋辞大赋减少，抒情小赋增多；骋辞大赋逐渐由劝百讽一向讽谏、批评方面转变；咏物赋逐渐由描绘性向感物寄意方面发展。
（四）东汉末年为转变期。骋辞大赋渐时消歇，抒情小赋占了主导地位，赋在思想内容方面显露了突出的揭露与批判性。
上面的概述，主要着眼于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希望尽量能概括出各个时期赋作的特色与成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因袭摹拟的现象。汉赋中有三种较特殊的形式，历朝被摹拟，几乎自成体系。
除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文赋中“七体”、“设论”两种特殊体式之外，骚赋中摹拟《楚辞·九章》中作品，《楚辞·九章》中有七篇为屈原所著，《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屈原之后淮楚作家所著，参赵逵夫《〈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刊于《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在汉代也形成一种系列：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朱熹《楚辞辩证·晁录》云：“其《七谏》以下，无足观者。”并在其《楚辞集注》中删而不录。故本文也未曾提及。
但无论怎样，汉赋毕竟是我国描写文学与抒情文学在持续四百年中探索与创造中产生的艺术成果，标志着我国韵文文学在《诗经》《楚辞》之后又一大的开拓与发展。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的文人作家投入其中，精心构思，修辞饰句，尽量发挥个人的才华，也注意挖掘汉语潜在的表现功能。所以，它不仅开辟了魏晋南北朝赋发展的广阔道路，在语言运用上的经验也为骈文和南北朝以后近体诗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汉赋同魏晋南北朝赋比起来，题材广泛，体现着作者从不同角度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更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而魏晋南北朝赋则着重于作者在不同境况、不同遭遇、不同心理状态下情绪、情感的反映，更具有心灵史的意义。可以说，汉赋同继之而起的魏晋南北朝赋各有千秋，未易轩轾。古人以汉赋为之代表，认为水平最高，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时代赋才真正在艺术上成熟，均未为的论。但赋在战国末期产生之后，在汉代迅速达到繁荣，各种体式都达到完善，又开拓了十分广泛的题材范围，既表现了大汉王朝的时代精神，表现了汉王朝的盛衰过程，也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面貌与各方面矛盾，对后代诗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影响，无论如何是彪炳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