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西南地区的发现一样，这些琥珀制品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墓主人或为高官显贵、地方豪强及其家族成员，或家资富饶，这表明，琥珀制品在当时不是一般普通百姓所能消费。而这些墓葬中，多共出具有域外风格的器物，它们和琥珀同为舶来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汉晋时期，极有可能，中国境内的琥珀尚未得到成规模的开采利用。
其次，在西南地区及全国境内发现的琥珀制品，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器物，如印章、耳瑱、蝉状饰物等，这表明，有相当多的琥珀制品，很可能是利用进口原料，在中国境内制造的。包括大量制成狮形的珠饰，虽然狮子本身并不产于我国，有相当多的发掘报告认为其整体都应是从境外进口的，但实际上，这种造型很可能是汉代中国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的新创造，也是在境内制造的，具体情况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第三，从全国范围内的琥珀制品出土的情况看，琥珀原料进口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是北方陆路，二是南方海路。北方陆路包括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和更北的草原之路，沿这些道路进口的琥珀原料，更多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琥珀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的可能性；沿南方海路进口琥珀，从现有的材料看，应是从西汉晚期开始。西南地区发现的琥珀，很有可能这两种来源都有，而以后者为主。
第四，限于目前相关科技测试基本尚未展开的现状，这些进口琥珀的具体来源还不能确定，不过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笔者认为，汉晋时期中国琥珀的主要来源地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和缅甸，而以前者为主。
四两类特殊琥珀制品的讨论
在西南及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琥珀制品，有很多制作成蹲伏的狮子形状，上有穿孔，应是作为饰件。一方面由于有的出土品形象磨损不清或制作较为抽象，另一方面由于两汉时期中国狮子艺术形象的“虎化”（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收入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在一些报告中或泛称为“兽”，或定名为虎，实际都可能是狮子。另外还有一类制成壶形的珠饰，如贵州赫章可乐、西安北郊枣园东汉晚期M7、临沂洗砚池西晋晚期或东晋早期M1等墓葬出土品，此类珠饰，在国外学术界称为壶形珠（Jug Bead），很多单体使用，作为耳坠或器物装饰，当用于串饰中时，一般是作为坠子（Pendant）使用。这两类琥珀制品，形制特殊，文化内涵丰富，值得加以深入讨论。
首先来看制作成狮子形状的珠饰。此类珠饰，除了琥珀制品外，在汉晋时期的考古发现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用金、玛瑙、水晶、琉璃、煤精等制作的。如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末年画像石墓（沈宜扬：《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镇江35号东晋晚期墓（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河北定县43号东汉晚期墓（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东晋中期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M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等出土金珠，广西合浦丰门岭M23、M26、M2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丰门岭汉墓——2003-2005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出土玛瑙珠，其中M23还出土有水晶和琉璃珠，洛阳烧沟王莽及其稍后时期70号墓（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211，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贵州清镇平坝西汉末至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琉璃珠（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陕西旬阳汉墓（张沛：《陕西旬阳出土汉代煤精狮》，《文博》1988年6期。）、临沂洗砚池西晋晚期或东晋早期M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7期。）、南京富贵山东晋早期M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四川绵阳西山东晋墓（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西山六朝墓》，《考古》1990年11期。）、四川昭化宝轮院南北朝墓葬（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院南北朝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2期。）等出土煤精珠等，这些资料，虽然材质不同，但形制一致，当结合考察。
有的发掘报告认为，狮子不产于我国，用琥珀雕刻成的狮子，形象地说明了它们强烈的域外文化特征，且据《太平御览?典略?魏略》记载：“大秦国多琥珀”，说明我国曾从罗马等地进口过不少琥珀、玛瑙制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狮子原产于非洲，其分布区域沿地中海南岸，延伸于伊朗高原和印度西部，最北可达阿富汗，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献就已经提到狮子，其传入中国是在汉代（李零：《狮子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收入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据研究，早期文献中的“狻猊”和“狮子”，可能都是外来名词的音译（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页19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总之，狮子概念和艺术形象在中国的出现，的确与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上琥珀、玛瑙（有意见认为，《太平御览?典略?魏略》记载：“大秦国多马脑”，可见我国曾从罗马等地进口过不少玛瑙制品，否则不会得出这种结论。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煤精（煤精是煤的一类，质地致密，具有一定的韧性，不透明，抛光后呈玻璃光泽，适合作为雕刻材料，又称为“炭精”、“乌玉”、“墨石”等。虽然我国盛产煤精，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使用煤精制作各种小件器物，参见祁守华《出土文物中的煤精雕刻制品》(《文物研究》总第9期，1994年11月)，但汉晋墓葬中的一些出土品，很可能也是外来的，如广州4003号东汉前期墓、5054号东汉后期墓中出土的煤精珠，与玛瑙、鸡血石、石榴石、水晶、硬玉、琥珀和钾玻璃等制作的珠子同出，发掘者认为与对南亚诸国的海路贸易有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汉墓》，页4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等在当时极有可能系外来奢侈品的材质，研究者将它们与域外文化因素相联系，是很自然的推测。但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有商榷和修正的必要。
从用途上看，孙机先生根据《急就篇》“系臂琅玕虎魄龙”、“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认为这些各种材质制作的狮子形珠饰，是简化了的辟邪，系于臂上佩带（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40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其说可从。它们的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天禄、辟邪，只是由于公布的图片材料有限，我们现在尚未观察到这类小型器物上是否有的会有翼，但蹲伏的形象是很接近的。李零先生曾经对中国的有翼神兽进行过详尽的研究，认为秦代和西汉前期，有翼神兽的主题曾被用于某些宫观的装饰手段以及某些小型器物，在形式特点上已经具备后来的许多要素；西汉晚期到东汉，随着汉平匈奴和开通西域，这类主题十分活跃，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材质，除铜器、陶器和石器，还包括贵重材料（金银和玉器），既用于精巧的装饰品，也用于大型雕刻，狮首类形成固定风格的天禄、辟邪（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收入其《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他没有注意到琥珀制作的小型装饰品，我们认为，这些材料对他的论点亦是很好的补充。可见，这些狮子形珠饰，或可称为“辟邪形珠”，应是中国传统观念结合外来文化的新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