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埋藏习俗上，历来的研究者多已注意到，横断山脉地带均流行石棺葬俗。从以往考古发掘简报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其中分布最为密集的是岷江上游地区（关于该区石棺葬文化的情况可参见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收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此外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滇西北高山峡谷区均有所发现（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最新的一批考古资料也显示出石棺葬这种葬俗在这一地区分布极其广泛。2002年，在与藏东昌都卡若遗址相距约一公里处的热底龙新发现了一处石棺葬墓地，墓葬由石板或石块拼砌而成，长约1.5米，死者采用屈肢葬式，墓葬中出土有一柄弧背曲刃铜刀，这类小铜刀过去在北方草原文化中较为常见，表明其有可能是通过甘、青地区传入到藏东的（此处石棺葬墓地系2002年9—11月由四川大学考古系调查发现，并清理了其中5座墓葬，有关材料尚在整理中。）。以往在藏东的昌都贡觉香贝和小恩达遗址中也出土过石棺葬（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文博》1992年6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与此次新发现的热底龙石棺葬很可能与之属于同一系统。在澜沧江—金沙江流域，除过去见诸报道的德钦永芝、纳古、石底等处石棺葬（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考古》1983年3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3期。）外，据报道近年来又在迪庆境内先后发现三十余处石棺葬地点，发掘出近百座石棺墓葬（张跃华：《迪庆石棺墓葬》，《迪庆日报》2001年11月16日。）。这些石棺墓葬包括中甸的尼西克（东旺?琪岭培楚：《中甸尼西石棺墓发掘记》，《中甸县志通讯》1988年第2期。）、奔多、东旺、比吓、雨崩等多处地点，以迪庆境内的德钦、中甸分布最为密集。墓葬形制系选用当地的石灰岩、沉积岩等不规则自然平整石板砌建棺室，石板多直立排列，头宽足狭。死者葬式主要有侧身屈肢葬和直肢葬两种，其中尤以侧身屈肢葬居多。出土器物中最具特点的是弧背、凹刃、柄扁平的铜刀、“山”字格的青铜剑以及饰有涡旋纹的双耳陶罐，此外还有铜饰牌、铜管饰、铜杯、绿松石串珠、骨串珠、骨片、石箭镞等器物，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征。
现在看来，在横断山脉地带的南、北两端，都发现有一批早期的石棺墓葬，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区域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及其与西北、西南古代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位于横断山脉北端的甘、青地区的石棺葬年代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甘肃景泰张家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墓地中就曾发现过石棺葬（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青海民和马厂垣簸箕掌台等地也发现过属于辛店文化的石棺葬。高东陆、吴平等曾撰文介绍过青海境内发现的这批石棺葬，其形制为石板拼砌而成，在棺底也发现人骨架下铺有一层青石板，随葬器物以双耳彩陶罐、双耳素面陶罐等为其特征。由于青海民和发现石棺葬的这些地点与甘肃省仅一河相隔，因此他们推测这类石棺葬“在甘肃境内也应有所分布”（高东陆、吴平：《青海境内发现的石棺葬》，《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4年6期。）。正是由于西北地区发现的石棺葬年代很早，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倾向于将横断山脉地带的石棺葬都与之相联系，认为其可能系西北地区氐、羌系民族南下所遗留下来的古代遗存（李绍明、李复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2期；周锡银：《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四川岷江上游的历史文化研究》，页76—90，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横断山脉最南端的滇西高原同样也有大量石棺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分布在金沙江中游的一批石棺葬。这些墓葬多位于河流旁山间盆地边缘地带的山丘、缓坡和台地上，墓地依自然地形而建，石棺的建造方法是在地面先挖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然后在坑底四壁和底部镶砌铺盖石板，有的在坑底沿四壁探槽植入石板后，底部再铺石板，放入尸体后，顶部盖以石板，随葬品仅见石器和陶器两种，未见金属器。石器中以制作精致、通体磨光的斧、锛、镞等最具特色。云南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地区石棺墓地附近常有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发现，如永仁菜园子墓地和元谋大墩子墓地所出器物同该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器在质地、形制、种类、制法等方面基本相同，遗址和墓葬中所出的石斧、石锛和陶瓶等则完全一样，这表明石棺墓主人与当地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主人之间联系紧密。”（周志清：《滇西石棺墓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成都文物》2001年3期。）因而也有学者据此否认横断山脉地带的石棺葬为氐、羌系民族的遗存，认为“横断山区的石棺葬当是古代该地区一个规模较为庞大且分布地域辽阔的土著族群所遗留，而这个族属，正是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页25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从而提出了许多值得今后作更为深入研究的、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不仅发现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在东北地区也有发现，分布的地域极为广阔，通过随葬器物所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很驳杂，很难说这些石棺葬就一定是循着某一特定的路线，采取“从某地传播至某地”的单线传播模式，而完全有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和发生起来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采用石棺葬俗的原始居民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处在生产力与生活技术都相对落后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生活在多山多石的山地民族，死后以石为棺，实属自然。过去曾有学者根据上述这种单线传播的理论，将西藏高原古代的石棺葬也纳入到传统的“氐羌”说中加以解释，认为西藏地区的石棺葬是由四川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向西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笔者就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其一，西藏石棺葬的考古发现，证明其同样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不存在由于年代上的早晚关系，从而谁传播影响到谁的问题；第二，从目前西藏石棺葬的分布地域上来看，在中部、北部和东部都有分布，从墓葬中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各具特点，并非是一种单一的、一源的文化遗存。因此，归结起来讲，笔者认为：“西藏石棺葬中，固然曾有可能受到过古代西北文化的若干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种当地土著民族的葬俗，是在西藏高原本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页59—60，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童恩正先生曾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概念来概括包括石棺葬文化在内的从东北至西南边地一些相同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同时他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推测，这当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就目前在横断山脉南、北两端以及其西端的西藏中部隆子、曲松等地发现的这批史前时期石棺葬的文化面貌来看，其间的差异性远大于其间的相似性，所以各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有到了青铜时代之后，游牧民族较之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迁徙移动的能力和需要，在横断山脉的石棺葬当中才出现了更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以讨论。
那么，在史前时期横断山脉地带的埋葬习俗中，我们能否从中窥见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迹象呢？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囿于传统的所谓“石棺葬文化”，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发掘资料的话，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寻。
青海的考古工作者曾经注意到，在青海地区卡约文化的墓地中，约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墓葬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被称之为“乱骨葬”（也有称为“二次葬”、“二次扰乱葬”、“割体葬”者）的埋葬习俗。这类墓葬“总的特点是乱，但是乱的部位、乱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的大部分骨架完整，部分散乱；有的骨架则全部零乱不整，或堆放在墓室一角，或高低不一，散见于墓室各处和填土之中。乱的部位以上肢为多，一般从头部开始。具体扰乱部位的分布情况是这样：肩部以下完整的20座；腰部以下完整的29座；股骨以下完整的96座；胫骨以下完整的125座……此外，扰乱的主要对象似乎还集中于头骨、髋骨、骶骨、肩胛骨和四肢骨这些较大的骨骼”（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3期。）。有学者将这种习俗的几种主要的埋葬方式归纳为：“1.头骨和右半身散乱，左半身完整，作仰身直肢葬；2.头骨与上半身零乱，下半身完整，呈仰身直肢状；3.头骨与右上半身零乱，而下肢与左半身完好作仰身直肢状。另外，有的骨架全部散乱。”（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3期。）青海地区这一奇特的埋葬习俗还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墓地中。1977年，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四十多座单人葬和合葬墓，其中三十多座为俯身葬，其中出现了无头葬，还有下肢完整，上肢扰乱的俯身葬以及全身扰乱葬等不同的葬式（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这种“二次扰乱葬”不仅见于青海境内的卡约文化墓葬，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的M52、M76、M48、M86、M63等座墓葬中墓主人的骨架的上部也都经过人为的扰乱。这些被扰乱过的墓葬有实行单人葬的，也有实行合葬的。就葬式而言，有侧身屈肢葬，也有仰身直肢葬。从扰乱的部位看，多集中于骨盆以上的骨骼，有的仅动头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甘肃省寺洼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过部分骨架凌乱的现象，如徐家碾的M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6期。）。
上述迹象表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这一奇特的“乱骨葬”习俗显然是从齐家文化（甚至更早的文化类型）中继承发展起来的（尚民杰：《关于青海考古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青海文物》1987年3期。）。青海地区直到汉代的一些墓葬中，仍还可以发现这一习俗的流传，如在青海上孙家寨汉晋墓中，还仍然沿袭了这种扰乱骨葬式。其中的M127“墓主人锁骨、肩胛骨、盆骨及四肢完整，基本保持原状。胸部凌乱不堪，为二次葬所致。头骨置于下肢骨之间”。发掘者认为：“这种葬式不见于中原等地的汉墓中，而在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中却很常见。显然，上孙家寨墓地这种二次扰乱葬是承袭当地的传统习俗。”（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页14—15，文物出版社，1993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中也保留着这种骨架零乱的二次扰乱葬式，发掘者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汉墓从未见过，而在青海地区的汉墓中较为普遍。这显然是一种羌人的葬俗，因为这种葬俗在青海省境内齐家、卡约、辛店文化甚至于更早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渊源。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汉化程度很高深而风俗习惯略与羌同的诸胡的墓葬。”（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等：《青海省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3年5期。）这些观察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引人注目的是，地处横断山脉地带的西南地区一些史前墓葬的埋葬习俗，与甘青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如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石棺葬中，曾有类似的“乱骨葬”。云南元谋大墩子出土的19座竖穴土坑墓中，葬式可分为仰身直断肢、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侧身屈肢、俯身屈肢与母子合葬七种，其中的“仰身断肢葬”有7座，被认为是“大墩子遗址的独特葬式之一”，特点是“掩埋时将人架的下肢或上肢砍断，倒置于胸、腹部位或盆骨两侧，脚掌多在肩部或胸前”；其中的“仰身直肢葬”中有的墓葬缺上肢（如M3）；“仰身屈肢葬”中的M7缺右下肢；“母子合葬”中的M9“成人的右手、右腿被砍断”（阚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此外，该墓地中还发现瓮棺葬17座，这种葬俗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墓葬中也很常见。